【摘要】本文梳理曾國藩的重要幕僚趙烈文日記中所見的讀書與藏書相關(guān)內(nèi)容。其讀書札記特色鮮明，體現(xiàn)出道咸年間時代學風的轉(zhuǎn)型：一是以史為鑒，通觀興衰治亂之源；二是講求致用，增進經(jīng)世輔佐之才；三是會通儒釋，以尋修心化境之道。日記還記錄了趙烈文四處訪書購書的經(jīng)歷，并錄有書目；又記中年后修筑天放樓，用以藏書及金石碑帖，使之成為晚清江南地區(qū)的知名藏書樓之一，體現(xiàn)了其遭逢亂世歷盡劫灰后，仍心系留存中華文化典籍的高度自覺。

【關(guān)鍵詞】趙烈文  日記  讀書  藏書   

【中圖分類號】G259.29    【文獻標識碼】A

趙烈文（1832—1894），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今常州武進）人。陽湖趙氏系當?shù)赝?，其父趙仁基系道光六年（1825）三甲進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趙烈文早年三次參加省試不第，最終經(jīng)姊丈周騰虎推薦，以秀才身份入曾國藩幕，并成為曾國藩最為信任和倚重的幕僚之一。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后，推薦趙烈文出任磁州、易州的知州。趙烈文從21歲起寫日記，有《落花春雨巢日記》和《能靜居日記》傳世，逾兩百萬字，時間跨度長達30余年（1852—1889），經(jīng)整理合編為《趙烈文日記》（中華書局，2020年版，下標引文頁碼）。其中記錄了大量勘定太平天國、軍政夷務(wù)操辦、曾國藩幕府的議論交游及地方士紳日常生活等細節(jié)，是晚清政治社會的重要史料。①趙烈文一生三入曾國藩幕，特別是同治六七年間（1867—1868），幾乎每日都有“滌師來譚”，且常是“久譚”“滌師邀入內(nèi)室譚”，可見關(guān)系之密切。趙烈文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曾動情地寫到，自己“以孤生受知先太傅夫子二十馀年，雖官不過五品，家無中人之產(chǎn)，而恩禮之隆，愛護之切，言辭之洽，意氣之孚，幾于一時無兩”（1877年11月29日，2369頁）。而趙烈文之所以能見重于曾國藩，與其博覽群書、見識超群不無關(guān)系。日常的讀書與購書記錄，則是《趙烈文日記》的重要內(nèi)容，也體現(xiàn)了曾國藩幕府引領(lǐng)的道咸學風轉(zhuǎn)型。本文擬就趙烈文日記中所見的讀書與藏書特色，試作簡要鉤沉與析讀。

讀史早知今日事

趙烈文讀書興趣駁雜，早年立志讀史，曾在28歲時記道“少時讀書多不肯竟學，正史中終卷者，兩《漢》《三國》《通鑒》而已。馀雖多泛覽，而掩卷茫然，深自痛恨。今發(fā)愿句讀《二十四史》一過，自非有故不得間止，后廢業(yè)者無顏展此卷矣”（1859年4月16日，297頁）。即從當日起始讀《史記》，約四個月讀畢，期間亦讀劉知幾《史通》，1859年8月底再讀“兩《漢》”，中間因太平天國之亂逼近，逃難流徙中斷約半年，于1860年10月讀畢《漢書》，1861年7月終卷《后漢書》。隨后又續(xù)讀《三國志》《晉書》《通鑒》《續(xù)通鑒》等史籍，幾乎貫穿其整個幕僚生涯，如在日記可見“讀《通鑒》第四過竟，接讀畢氏《續(xù)鑒》”（1871年9月13日，1898頁）。趙烈文的讀史札記，并不拘于乾嘉史學考證習氣，或更多的是受其譽為“沉雄博大，識超千古”的王夫之（1619—1692）《讀通鑒論》影響，以入幕前后逐章閱讀前四史的札記最為詳細，史論頗多亮點。

一是視德禮秩序為王朝興衰的重要根源。趙烈文評論《漢書·禮樂志》“世主不好禮樂，則因陋就簡而禮樂亡；世主茍好禮樂，則侈欲導(dǎo)諛而禮樂之微永絕，其禍為尤烈焉”，并進一步指出“夫文，實之章也；禮，德之榮也，非可掩襲而有之者也”（1859年10月24日，334頁），即認為統(tǒng)治者的文與實、禮與德要相為表里，否則就容易導(dǎo)致社會失序、引發(fā)禍亂。而讓《趙烈文日記》名揚后世的最重要一條，是因其在與曾國藩對談中，準確預(yù)言了清王朝將在五十年內(nèi)滅亡：“余云：‘……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余云：‘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師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chuàng)業(yè)太易，誅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1867年7月21日，1479頁）趙烈文的預(yù)判依據(jù)，同樣是強調(diào)君“德”之消長，并歸之于天道觀念之下的“善惡”不能抵消，正所謂“人心厭而氣運轉(zhuǎn)”。

二是重君臣德才修養(yǎng)對治亂盛衰的影響。趙烈文多停留于傳統(tǒng)史論，就事論事，品評人物，以增益聞見，有補時弊。其受司馬光《通鑒》影響，認為統(tǒng)治者能否正確用人、刑賞、納諫等，在很大程度將對王朝興衰造成影響。如讀《漢書》總結(jié)漢代選用士人注重各有專長：“古之人才力矯強，用世之士，或以行誼，或以學問，或以亢直，或以柔和，或以口說，或以文法，登進之術(shù)，各名一家。杜少陵詩所謂‘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騖’，足以盡其理矣。”意在批評清廷用人的虛浮風氣，“凡目今人無一不能，實無一能”，鮮有具一技之長的“實用”之士得用（1860年9月6日，426頁）。又如與曾國藩論恭王：“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已為何人，所居何應(yīng)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氣作主。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巢之虞，非淺智薄慧，涂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1867年8月8日，1491頁），即認為恭王只有小聰明，缺乏處在周公位置的擔當志氣和深謀遠慮。

三是從歷史鏡鑒中汲取游幕輔政的智慧。趙烈文早年讀史，能在細微處體察世情人心，而后能成為曾國藩最親近的幕僚之一，也已初見端倪。如論韓信“信既知漢王畏惡其能，復(fù)言己之多多益辦（善），何也”；又論樊噲與張良“勸沛公去秦宮，還軍霸上，存亡之機，系此數(shù)語。使沛公舍秦宮，貪秦貨賄，鴻門之禍，雖項伯不能解矣。利之所在，怨毒之府，軍爭之間，以此招禍尤易。明哲之士，何可不戒”（1860年3月9日、11日，367、369頁）。等等。這些議論也影響了趙烈文日后為幕的行事風格。趙烈文見知于曾國藩，是因其一到大營，略加察看，就直言周鳳山營“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曾國藩很不高興，而趙烈文又正好收到母親生病的家信，就跟曾國藩請辭，曾國藩也不再挽留。不出十天，周營潰敗，曾國藩從此對趙烈文刮目相看，并極力相邀（1856年3月21日、29日，214頁、216頁），而趙烈文再次入幕已是近五年之后。

經(jīng)世才高政事科

曾國藩幕府是引領(lǐng)乾嘉“考據(jù)之學”向道咸“經(jīng)世之學”轉(zhuǎn)向的中樞之一，晚清學風到此也為之一振。正如同為“曾門四子”的黎庶昌在為薛福成《庸庵文編》所寫序言：“湘鄉(xiāng)曾文正公始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②而經(jīng)世之學又涵蓋理財、漕運、河工、鹽課、荒政、兵制、地理等社會治理方面。③趙烈文無疑也受此風氣影響，認為“讀書不能通達世情，是圣人之教不足為政天下，復(fù)安貴為儒者”？（1860年9月30日，437頁）于是泛覽經(jīng)世文獻，留心實政之學。入曾國藩幕參贊機要后，趙烈文對經(jīng)世之學也有了更深切的體會，記錄也愈發(fā)具體詳盡。自1869年起，趙烈文開始主政地方，著力興利革弊，在畿輔各州中政績最為突出。故后人論之“始先生以博雅善持論、工謀畫見重于曾公，亦未知其有吏才也。及試吏而大效，雖文正亦自謂失人”。④

一是留心河工興廢，思考漕運改革。河運、漕運、鹽官是清代三大政，事關(guān)維護王朝經(jīng)濟命脈的大政，歷來為主政者高度關(guān)注。趙烈文入曾國藩幕參贊，自然也留心于此。如早年抄錄道光朝河道兼漕運總督潘錫恩（1785—1866）所著的《畿輔水利四案》，討論“畿輔墾田”之議，認為南北土地性質(zhì)不同，利用水利的方式不同，種植的糧食作物也不同，于是認為：“地有所宜，土有所產(chǎn)，古圣王制民之食，非必粳稻也。今大河之間，多種來牟（即大小麥）；山陜之際，多種粱黍，得其道以均之，豈患有饑饉哉？”而“高下之異勢，古今之異宜”，指出要認識到應(yīng)遵循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規(guī)律，因時因地制宜，不能單靠人力強治（1858年7月21日，260頁）。后又讀到理學名臣李光地之孫李清馥（1703—？）所撰《榕村譜錄合考》時，留意的仍是相關(guān)內(nèi)容，贊同李光地“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運也”的論斷。而如欲使漕運損耗不再“累民”、上運之日不再“累官”、千里運程成本不再“累國”，則需“仿古溝洫之制”，“擇干吏以興稻田”，既有利于減少北方水患，又可以上供皇室八旗、下給吏俸，以實現(xiàn)“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減少“漕道歲耗之勞”和“河防歲修之費”支出。趙烈文極為認同，評曰“此論經(jīng)國碩謀，明朝及今所云河政，實漕之疏附先后耳，無漕則河患自息”，即強調(diào)要注重治河與改漕聯(lián)動，應(yīng)一體謀劃、通盤考慮，才能真正改革除弊、降本增效（1866年12月2日，1411頁）。

二是關(guān)注錢糧理財，兼習軍政吏事。清中期由于鴉片貿(mào)易，導(dǎo)致大量白銀外流，銀貴錢賤，加劇了王朝的財政危機。于是道光年間王鎏（1786—1843）著《錢幣芻言》，提出發(fā)行紙鈔而禁白銀，并以此“為富國經(jīng)常之法”。但趙烈文對此提出質(zhì)疑，認為頂多是“內(nèi)外交困之時，不得已而為權(quán)宜之計”，雖能救急，但若“貪此無根之利源”，而以此為富國之法，則會造成更大的弊端，“國盛則刑亟于上，主暗則利壅于中”，惠政便民“何異于夢囈”，不足為后世法（1859年10月11日，332頁）。趙烈文生在亂世，故而特別留意兵制錢糧。如其讀桐城姚鼐侄孫姚瑩（1785—1853）所著《寸陰叢錄》，抄錄“乾隆四十七年天下兵額”所錄各省兵額數(shù)目，總計“猶八十余萬”；以及“天下財賦”中地丁銀、耗羨銀、雜稅銀、關(guān)稅銀、鹽課、茶課銀等收入組成，而清朝該年財政總收入“實入不及五千萬”，養(yǎng)兵“五分去其二”。又與明代兵餉進行比較，認為清代養(yǎng)兵的“人均糧餉”要高于前代，因明屯衛(wèi)制度“諸軍自食其力，所給甚寡”（1858年6月17日，250頁）。

三是涉獵邊疆史地，吸收異域新知。清中葉以后西北史地學術(shù)勃興，進而演進為“四裔”之學，亦是由于世變所激。在梁啟超看來，“道咸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邊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復(fù)活了清初地理學的經(jīng)世致用精神。趙烈文曾雜取《會典》《蒙古氏族考》《欽定蒙古源流》《西域三記》《西域水道記》等文獻，將書中所記載的外藩建置、氏族、輿地沿革考及相關(guān)史事，抄錄于日記中。并簡要比較遼東三省、西北，以及西南之回部、衛(wèi)藏等疆域納入清朝版圖的不同形式和過程，得出了一個認識：“斯豈兵革之利，師臣之力所能得之于遠人哉。善農(nóng)者深耕而易耨之，至于秋成而食實焉”（1860年12月29日，503—513頁），即指出開疆拓土，需在民生風俗、政治戰(zhàn)略、邊疆治理制度等多方面深耕，才能有所收獲。趙烈文對擴充域外地理知識也充滿興趣，如曾摘錄明代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1582—1649）所輯的世界地理文獻《職方外紀》，但卻評價不高，認為“書中于歐洲各國大半夸辭，而所紀島魔海族及其他異聞，多拾中國小說唾沈之馀，間有實錄，亦難盡信，不如今人紀載為足憑也”（1858年9月20日，266頁）。又留意道光年間刑部主事何秋濤（1824—1862）所著考訂清王朝北方邊境、“專訂俄羅斯國建立沿革”的《朔方備乘》八十卷，并購得《朔方備乘圖說》（1877年8月25日，2436頁）。從趙烈文日記中可以看出，邊疆和世界地理已成為有識之士讀書治學的共同旨趣之一。

同有雄才夸博雅

自1861年起，每年元旦（正月初一）清晨，趙烈文都會率領(lǐng)家人拜儒圣先師，拜十方如來，拜祖先父母，直至晚年行禮如故。而1887年元旦，又“懸曾文正公小像于雪亭，祀以清茗佳果，陳宋槧本書，拜畢旋撤，嗣后每年為故事”（1878年2月2日，2383頁）。儒釋道三教合流，是明清思潮的一個重要面相，趙烈文思想亦不出此論。其讀明代薛蕙（1489—1541）著《老子集解》論曰：“見老子之道與儒、佛息息相貫。道者言道之始而末兼乎治術(shù)，儒者言道之正而盡端乎化本，佛者言道之終亦不廢乎世法。三者實一，不得妄有分別，自生目翳”（1861年5月23日，589頁），并表示“竊欲取儒佛之義以相證發(fā)”，以會通三教，兼收諸子，并蓄時賢。

一曰道歸儒釋。趙烈文主張儒釋同歸于道：“蓋道之流行本無畛域，即以二氏為非，但可就其非者而非之，不必并其所得之道而斥之也。若指摘其誦讀章句，則生乎后世，舍此何自而聞道？……宋儒自釋氏出，而力辟釋氏，顏李自宋儒出而力詆宋儒，皆門戶之見也。故釋氏之學先除我見，這邊悟了，方向那邊行履深哉！”（1877年8月19日，2344—2345頁）即認為儒者要學習佛家先破除“我見”，才能踐履工夫得道。

二曰性近內(nèi)典。在曾國藩幕中，趙烈文手不釋卷，常讀《悲華經(jīng)》《壇經(jīng)》等佛典，又與近代著名佛學家楊仁山（1837—1911）過往甚密，還常與曾國藩交流自己讀內(nèi)典的體悟，甚至引發(fā)了曾國藩對佛經(jīng)的興趣，趙烈文以宗密《圓覺略疏》進呈。又恰逢剿捻失利曾氏兄弟被嚴旨斥責，趙烈文期以讀佛經(jīng)能“安心養(yǎng)攝數(shù)日，勿以境累心”，勸慰曾國藩說：“前進釋典，非欲援儒入墨，實以此來見師體貌大減，智皆心境所累，故欲師以之為護心之械，心法一空，諸境盡滅，諸大圣賢處地獄如游園觀，則此等橫逆，尚足一笑耶。”但曾國藩此時公務(wù)繁劇、心緒惡劣，雖翻閱一過，卻“不知其徑、難于其味”，實無暇潛讀（1867年7月9日，1470頁）。

三曰兼收諸子。趙烈文在日記中還記錄了讀、評《墨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揚子法言》等子書。在幕中抄錄《墨子》，認為《尚賢》“猶是富強之術(shù)”，《兼愛》“的是佛氏語，亦即圣人泛愛語”，但《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皆砭時君奢溢，用意未嘗不善，而辭意過褊，矯枉失正，其究遂離經(jīng)叛道矣”（1863年9月19日，1027頁；1863年12月28—29日，1057—1058頁）。趙烈文讀子書見解雖未見精深，但與俞大異其趣，不事考據(jù)訓詁，而重義理闡發(fā)，也可看出清末民初諸子學從“子儒平等”到“通子致用”以應(yīng)對西學東漸的一點端倪。⑤

夙學曾傳書五車

趙烈文1865年于常熟虞山購宅筑園，名之“靜圃”，建“天放樓”，1875年又修“黛語樓”，樓下即“能靜居”，于其間“設(shè)書案文具，生平所得經(jīng)書名畫、金石圖籍，擇最精者藏諸，俯仰是間，足以望老”（1875年1月14日，2252頁），終于實現(xiàn)了池畔讀書、頤養(yǎng)天年的士人理想。翻閱其日記所述的購書、藏書、讀書的一生，歷經(jīng)江南遍地劫灰，讓人感嘆殊為不易，更彰顯了讀書人雖遭逢亂世、仍心系留存中華文明典籍的高度自覺。

一是孜孜以搜求。黃宗羲曾在《天一閣藏書記》中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既得是愛書之人，又要有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⑥趙烈文的私人藏書史，也印證此說。趙烈文自21歲起記日記，第一次得書記錄，即當年從友人處“得明板《通典》”（1852年3月29日，8頁），直至56歲仍在購買拓片：“唐（慎齋）有殘宋拓《皇甫誕碑》至精好，渠原值三十五餅，所望甚奢，余堅而得之，強而后可”（1887年10月21日，2928頁）。前后跨度長達35年，期間廣為搜求，除喜歡逛書肆淘書之外，師友之間互贈書籍也十分常見。藏書需終身積累，可謂甘苦交織，既有購書之樂，又有遭兵禍之憂。而遺憾的是，天放樓藏書“子孫不能守”，不出數(shù)十年散佚殆盡。二是存目以窺學。目錄學是入學門徑，編目自然也是藏書之要務(wù)，“非明于典籍者不能為之”⑦。趙烈文晚年曾自編《天放樓書目》，今未見，但可從日記中窺探一二。三是讀書以自立。趙烈文非專門的藏書家，其藏書目的是為了讀書。而趙烈文博覽群書的目的，又非以干祿為鵠的，自言“做官未必能了負累……徒稽首屈膝于流俗，亦何為邪”？（1867年10月12日，1530頁）也非為學術(shù)之釣譽，故考據(jù)止于經(jīng)邦之禮、治世之法?？v觀趙烈文的讀書旨歸，先要“涵養(yǎng)大胸襟”，次以“推求真本原”，終至“不為境所奪”。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研究員）

【注釋】

①樊昕：《趙烈文日記的文史價值》，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附錄二”，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②[清]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年，第271頁。

③馮天瑜：《晚清經(jīng)世實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頁。

④《清故奉大夫易州直隸知州趙府君能靜先生墓志銘》，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附錄一”，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016頁。

⑤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51頁。

⑥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第900頁。

⑦王余光主編：《藏書四記》，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192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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