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山大學旅游學院發(fā)起的阿者科計劃，通過機制創(chuàng)新的旅游減貧實踐，推動古村落阿者科實現保護與發(fā)展的平衡。
阿者科，是我的家鄉(xiāng)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的一個小村子，這個只有65戶人家的村寨，因壯美的紅河哈尼梯田而聞名。
從空中看，阿者科特別漂亮。1000多年來，哈尼族在哀牢山脈開墾出數十萬畝層層疊疊的連片梯田。3000多級梯田從河谷蔓延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頂，足夠壯觀也十足艱苦。阿者科村里居住的是一群辛勤的哈尼族人，天未亮沿山徒步，最多步行3個小時到梯田里耕作，夜歸回家——回到形似蘑菇的茅草房。
去年，我去了4次阿者科，從廣州出發(fā)，坐2個小時飛機到昆明再轉6個小時的汽車，或者坐7個半小時的高鐵到彌勒再倒4個小時汽車。我們與阿者科的故事，就此啟程。
富饒的貧困
2013年，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5處世界遺產。
阿者科村地處紅河哈尼梯田元陽核心區(qū)，幾十萬畝梯田極盡壯美。
看似童話般的鄉(xiāng)土生活，實際上非常艱苦。蘑菇房低矮潮濕，采光差易漏雨，十幾年前，一位村民對我的學生說：“蘑菇房是你們城里人想看，不是我們想住的。你們城里人不住，為什么要我們?。?rdquo;
為什么阿者科村65戶人家保留了將近60戶的蘑菇房呢？因為阿者科村不通公路，建筑材料需要馬匹馱著或中老年阿嫂背著進村，所以只有幾戶經濟寬裕的人家蓋了鋼筋水泥房。蘑菇房保存完好的阿者科村，也成為當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點村落之一。
哈尼族村民在這里“種”出了世界級的文化旅游景觀，卻還需要外出務工補貼來吃飽飯，這是一種富饒的貧困。
哈尼族阿嫂盧愛文說，人在外面為了生活打工，心里卻為家里的事情煩惱，老惦記著老人孩子，骨子里想回到這片土地，可回來又怎么生存。
2008年，一家大型國企在元陽梯田運營景區(qū)建了幾個觀景臺，收近百元一張的門票，前后有近20萬人次游客來這里欣賞世界級的文化景觀，村民卻沒從中獲得一分錢。蘑菇房不能隨便改動，開餐廳客棧投入又大。善良內斂的哈尼族奶奶，天不亮就拖著家里該上幼兒園、小學的娃娃，穿著民族服裝和游客拍照5元、賣雞蛋10元地“賺”著錢。
多年旅游實踐告訴我，這是不可持續(xù)的。前期低價租下房屋、田地甚至整個村莊，后期取得收益后與村民發(fā)生巨大沖突，有多少景區(qū)正是因此遇到了發(fā)展的瓶頸。
2012年，我們團隊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旅游吸引物權”。它是指原有土地及其附屬物的旅游吸引價值轉化而來的土地級差收益及其權利。以阿者科為例，哈尼梯田、蘑菇房村落、民族文化景觀構成了旅游吸引物。從前，這里只是村民生產生活的地方。但是，當我們把這個吸引物做成產品賣給游客的時候，它就具備了生產生活和景觀吸引物的雙重價值。梯田景觀是由祖祖輩輩的哈尼族村民創(chuàng)造的，他們理應得到收入。
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從2018年開始在阿者科村進行了一場社會實踐，這就是阿者科計劃。
阿嫂的答案
2018年1月，元陽縣邀請我們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團隊給當地做梯田旅游發(fā)展戰(zhàn)略。學院40位師生加上紅河學院25位會講哈尼話的學生共60多人，對梯田保護區(qū)內35個自然村進行了全方位、全覆蓋的調查。
調查的主要結論：當地面臨空心化、低收益兩大問題。“空心化”——壯勞力外出打工，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婦女、兒童；“低收益”——一畝水田投入1800元至2800元，每畝收成400多公斤谷子也就是2000多元，實際上不掙錢。
我們調查后覺得，當地農村面臨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文化保護的問題，如果說這片土地不能給他們創(chuàng)造更多的收益，村民很難持續(xù)耕種下去，梯田這樣的世界文化遺產景觀就會慢慢消失。
讓他們獲得可持續(xù)收入有兩種辦法，一是從土地里得到更多收益，二是從土地之外得到額外收益。前者，當地推廣的“稻魚鴨”綜合種養(yǎng)等模式帶來的經濟收入并不那么理想。后者，就是景觀從外部帶來經濟效益。我們團隊接受當地邀請，選擇阿者科作為旅游增收的試點。旅游到底能不能富民，答案總歸要到實踐中去尋找。
結合過往的經驗，我們通過村民大會與村民們協(xié)商定下了“不租不售，不引進社會資本，不放任無序經營，不破壞傳統(tǒng)”等原則。按照1000萬元注冊資金成立了一個旅游村集體公司，元陽縣政府以基礎設施建設折算出資300萬元占股30%，村落、梯田、生活方式等構成的整體旅游吸引物按70%的比例入股。公司由村民運營，中山大學駐村團隊提供免費外部技術援助。
分紅構成規(guī)則也是一種創(chuàng)新：傳統(tǒng)蘑菇房分紅40%、梯田的耕作分紅30%、在村里居住分紅20%、戶籍留村里的分紅10%，于分紅前逐戶確認公示。通過旅游發(fā)展的收益將大家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朝著脫貧減貧、鄉(xiāng)村振興和遺產保護的目標推進。
“你們不要看著我，我怕寫錯。”不會寫字更不會記賬的盧愛文阿嫂，目前在村里負責檢票和講解，就像小學生一樣從零開始學。如今，盧愛文阿嫂一年能掙近3萬元。
截至目前，村集體旅游公司進行了8次分紅，累計分紅143.66萬元，2023年戶均分紅1萬元。村子的名氣越來越大，不僅入選教育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典型項目與“全球百強旅游減貧案例”，還被選入2021年全國地理高考題。
這道10分題講述了阿者科計劃的內容，讓考生“說明阿者科村實行村集體企業(yè)主導的旅游開發(fā)模式的優(yōu)勢”。
團隊第一位駐村學生、博士后楊兵提議，我們試著做一下這道題，發(fā)在阿者科微信公眾號上。有人擔心拿不到滿分。團隊最后決定，不管標準答案是什么，用阿嫂的一句話來回答：有家的地方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有家，阿者科的優(yōu)勢就在于此。
不止于旅游
鄉(xiāng)土社會是一個很復雜的網絡，我們清醒認識到，鄉(xiāng)村振興不僅僅是解決村民的生計問題，阿者科計劃萌發(fā)于學者情懷，根基在于旅游理論，但其生長的方向已經遠超旅游的范圍。
2018年6月，楊兵作為團隊第一個駐村學生來到阿者科，擔任“旅游村長”長達14個月。截至目前，我們共派出10批20名碩士生、博士生駐村，輔助旅游公司運營。在阿者科駐村，學生們碰到的困難，了解到的中國農村實際，遠比教科書上多得多。
比如，遇到利益與規(guī)則的博弈。少數幾家住鋼筋水泥房的村民反悔了，不同意分紅規(guī)則，不認同得平均分，吵得不可開交。當時駐村的“女娃子”站在一群抽水煙的大叔面前摔碎一個杯子，震得空氣都靜下來，再一條條掰扯清楚為什么要按照“4∶3∶2∶1”考核分配，因為錢來自旅游吸引物，來自蘑菇房、梯田、哈尼文化和傳統(tǒng)生活方式，多付出多收益。住在鋼筋水泥房希望享受更多分紅，可以申請恢復成傳統(tǒng)民居。最后，村民都選擇了遵守規(guī)則。
比如，遇到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村里孩子向外來游客討要糖果錢物，部分游客會提供，也有游客會投訴。我們在門票上印刷了“請您不要給村中小孩零食或財物，以免養(yǎng)成不勞而獲的習慣”的中英文字樣。駐村研究生召開村民大會，制定了若發(fā)生孩子乞討現象扣除家庭分紅100元且在全村通報批評的規(guī)則，所有人簽字畫押，決議正式生效。我們建成小朋友可以玩耍的圖書館，孩子們自發(fā)制定規(guī)則，誰向游客要錢，誰就不能進圖書館玩。
如今，這些既會講哈尼話又會講普通話的孩子們，成了大人的小翻譯。結合家庭故事的講解特別受游客歡迎，40元一次的付費講解也是阿嫂們喜歡的兼職。忙不過來的時候，我們就發(fā)動村里14歲以上的孩子做講解。
鄉(xiāng)村振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鄉(xiāng)村治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要把村民應得的利益給他們，另一方面也要給他們成長的時間和幫助。我們團隊和村民們像一輛由造型各異的零部件拼湊成的壓路車，磕磕絆絆地朝著一個方向不斷調整、摸索前進著。
去年10月19日，第25屆聯(lián)合國世界旅游組織全體大會授予我第16屆尤利西斯獎，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旅游教育理念和旅游研究國際化水平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的體現。
一次分紅大會上，一位年過八旬的奶奶拉著我說：“你帶我們分錢好幾次了，你會活得比我長的。”這種來自基層老百姓深厚的信任與樸素的祝福，是我們團隊的寶貴財富和動力之源，這里頭也藏著中國減貧與鄉(xiāng)村振興的密碼。
龍年正月初九，我們將在阿者科進行第9次分紅。這個村莊的故事，還未完待續(xù)。
（作者系中山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