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國民參政員一行6人到訪延安，黃炎培和毛澤東之間有了一次著名的“窯洞對”。黃炎培不僅是毛澤東推心置腹的黨外好友，也是詩情相通的詩友。黃炎培視毛澤東為新中國的締造者，認為毛澤東不僅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zhí)行者”，也是“中華人民領袖”，更是一個飽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詩人。

“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zhí)行者”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閉幕，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與中共七大幾乎在同一時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大，卻走了一條與人民利益相反的道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不參加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參政會和之后召開的國民大會，國共關系陷入緊張。這種緊張的局面引起了中間勢力的嚴重不安。6月2日，黃炎培等7位國民參政員聯(lián)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早日恢復國共談判，實現(xiàn)國內(nèi)和平。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黃炎培等人，表示愿意商談，并歡迎他們來延安。7月1日，黃炎培等6位參政員（其中一位因病未成行）從重慶飛抵延安。

在延安，毛澤東同參政員們就國共關系進行了三次正式會談。在同黃炎培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回答：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jīng)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感嘆：“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yè)欲才不會發(fā)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給黃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結束延安的訪問之后，黃炎培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寫了《延安歸來》。黃炎培在書中談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zhí)行者。”《延安歸來》出版后，幾天之內(nèi)就被搶購一空，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中華人民領袖”

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進行，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河北西柏坡，3月25日清晨到達北平。當天下午，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到西苑機場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見面，黃炎培、沈鈞儒等人就在其中，之后舉行了閱兵式。當夜，毛澤東入住香山雙清別墅。

毛澤東會見的第一位客人便是黃炎培。黃炎培后來在日記中記載，“夜，毛主席單獨招餐于其家，香山雙清別墅，毛夫人、周恩來4人同餐。我暢述所見，獲得具體結果三點”。為什么毛澤東要單獨邀請黃炎培呢？除了兩人深厚的友誼和私交，還因為毛澤東清楚黃炎培本人雖然不是實業(yè)家，但他在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和實業(yè)家中有著巨大影響力。晚宴上，毛澤東與黃炎培沉浸于別后重逢的歡樂之中，長談良久。黃炎培表示他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不辜負毛澤東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他的信任，盡力做好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工作，共同為振興中華服務。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黃炎培等民主黨派和社會著名人士被邀請參加，黃炎培當選為主席團常務委員。會議期間，黃炎培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10月1日，這是黃炎培終生難忘的日子。下午3時，開國大典隆重開始，毛澤東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看到這激動人心的場面，黃炎培熱淚盈眶，他為之奮斗了大半生，今天終于看到了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一個新生的中國、人民的中國誕生了！

當天晚上黃炎培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他激情澎湃、文思泉涌，寫下了一首組詩《天安門歌》，以紀念這不平凡的一天。這首組詩共9首，其中第二首是這樣的：“大野秧歌四起，紅顏白叟黃童。中華人民領袖，出一個毛澤東。”詩言志、歌詠情，黃炎培用詩歌形式表達他對毛澤東的欽佩之情，表達他對新中國的祝福和祝愿！

飽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詩人

黃炎培和毛澤東有許多共同的愛好，如寫詩填詞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繁忙的政務工作之余，多次復信黃炎培，談及詩作，在黃炎培眼中，毛澤東不僅僅是政治家，還是一位飽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詩人。

1950年8月香港新中國畫報社出版了黃炎培的新作《紅桑》。卷首有同年3月19日黃炎培所作《前言》，收錄新詩15首，時間跨度從1938年11月23日至1950年3月11日。詩集出版后，黃炎培將其送給毛澤東。1950年9月1日，毛澤東給黃炎培回信：“大示敬悉，承贈大作《紅桑集》，極為感謝。”

1956年9月，黃炎培將上海中國畫院畫師張叔通所作的書畫冊呈送毛澤東觀賞。張叔通時年已經(jīng)80歲，花了一年時間作了畫，并為每幅畫自加了跋語，匯集成冊。黃炎培和張叔通相交多年，知道張叔通惜墨如金，能作畫卻很少作畫，有感于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在很短時間內(nèi)取得輝煌成就，特別是農(nóng)村和工商界對共產(chǎn)黨的領導極為稱頌，才不惜花費時間精力做書畫冊一本。黃炎培特地為其寫了一首長詩。黃炎培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他是本著極高度誠意而寫出來，特代陳，乞賜教；我的詩附求賜教！”毛澤東回信說：“畫冊、敘詩和另詩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謝！”

為了表示對黃炎培多次贈詩詞的謝意，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將自己之前填寫的兩首詞書贈黃炎培，并在信中說：“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詞，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這兩首詞就是《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調(diào)歌頭·長江》。這兩首詞是毛澤東在北戴河與長江游泳之后所作，當時尚未定稿公開發(fā)表，足見他與黃炎培的友情和詩誼非同一般。

黃炎培讀后深感欣慰，建議毛澤東公開發(fā)表兩首詞。毛澤東在同年12月16日的回信中說：“前信無甚深意，以不發(fā)表為妥。水調(diào)歌頭：逝者如斯乎的‘乎’錯了，請改為‘夫’字。”后來黃炎培又因?qū)υ~作中“極目楚天舒”句不甚理解，致信與毛澤東推敲。1957年2月11日，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解釋說：“游長江二小時飄三十多里才達彼岸，可見水流之急。都是仰游側游，故用‘極目楚天舒’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