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會上，晏陽初（右一）與愛因斯坦（左一）等人被評為“現(xiàn)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 

晏陽初（1890—1990年），四川巴中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特聘顧問，中國平民教育家、鄉(xiāng)村建設家，與陶行知并稱為中國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與梁漱溟、盧作孚三人并稱為“民國鄉(xiāng)建三杰”。20世紀50年代后，晏陽初擔任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將他在中國定縣探索的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經驗推向世界。他的足跡遍布第三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以自己的理念與思想改變了無數(shù)貧苦民眾的命運，著有《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等著作，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運動之父”。晏陽初畢生從事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改造事業(yè)，形成了簡單實用、便于推廣的教育方法，提出了“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學習觀，在今天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立志一生不當官不發(fā)財，獻身于開發(fā)民智

晏陽初一生尊崇“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tǒng)思想。他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觀念、“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主張、人民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的觀點。他認為，只有民強才能國強，強民才能救國。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啟迪民智的晏陽初，以自己的言行喚醒民眾，以“不流血”的方式達致強民救國的目標。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與晏陽初的出身與成長經歷有關。他出生于四川巴中的書香世家，自幼跟隨身為塾師的父親熟讀孔孟。14歲又入閬中天道學堂接受西學，17歲到成都華美學堂進行系統(tǒng)西學訓練。蜀道自古難行，多有兇禽猛獸，在動輒數(shù)日數(shù)月跋山涉水的求學路上，他常與那些苦難的“背二哥”（挑夫）為伍，所以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深入中國的苦力世界，深感苦力們之勞苦。1913年，他考入香港圣保羅書院（香港大學前身），后又進入美國耶魯大學讀書。在行萬里路中，他見了萬里風物，也有萬民之困苦，深感祖國積弱積貧，在耶魯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學，立志改變祖國面貌。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他密切關注時局變化。在耶魯大學畢業(yè)后的第二天，他就以教育秘書的身份，奔赴法國戰(zhàn)場，為華工當翻譯、寫書信，教那些目不識丁的華工識字讀報，并編寫出版《華工周報》。當時他收到一位華工來信：“你自辦報以來，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報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會關門，我愿把戰(zhàn)爭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捐給你辦報。”晏陽初讀信后深受觸動，并于此發(fā)現(xiàn)了“苦力”的“力”，讓他久埋心中的濟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一生不當官、不發(fā)財，獻身于開發(fā)民智，以達成從小立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救世目標。開智濟世，強民救國，是晏陽初教育觀的主要內容，也是他人生觀中的重要思想。

立志將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打造成全方位系統(tǒng)工程

晏陽初一直崇尚惟實惟用，一切言行都特別貼近生活。他說：“我所學所做都是圍繞著更好地讓廣大平民開啟民智、造就新民而展開。”他從日常生活以及報紙雜志中，挑選出最為常見的漢字，編成《平民千字課》，一些從不識字的人只要每日學習2小時，連續(xù)學習4個月，就可以達到讀書寫信看報的水平。他所編撰的平民教育教材，內容也都是簡明易懂、朗朗上口。晏陽初還把孔子經典的“有教無類”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以普遍性的方式開啟了當時中國的民智運動。他將所有未受過教育的底層平民作為對象，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販夫走卒，不論男女老幼，只要他們愿意學習，都可以隨時隨地參加免費的學習。

一個人當有系統(tǒng)學習的觀念，這是晏陽初特別關注的問題。從他回到中國的那一天開始，就立志將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打造成一個全方位的系統(tǒng)工程。晏陽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大發(fā)現(xiàn)”——腦礦，“兩大發(fā)明”——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三大方式”——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藝、生計、衛(wèi)生、公民，“五個結合”——與實際生活、理論與實踐、科學與農村實際、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個人與集體，“六大建設”——政治、教育、經濟、自衛(wèi)、衛(wèi)生和禮俗。他在深入調研、統(tǒng)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愚”“貧”“弱”“私”是民眾的主要問題，所以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讓普通民眾識字，再系統(tǒng)地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攻愚，培養(yǎng)知識力；以生計教育攻貧，培養(yǎng)生產力；以衛(wèi)生教育攻弱，培養(yǎng)強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養(yǎng)團結力。在河北定縣試驗時，他專門創(chuàng)辦了適宜農民閱讀的《農民周報》，打造了流動圖書館，搭建了農民劇臺，開辦了最早的農村廣播電臺，這些在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創(chuàng)舉。他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時又是簡明易學的，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取得了特別明顯的效果。

踐行“化農民”就必須“農民化”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陽初就特別重視向實踐學習、向民眾學習，他提出，“要想‘化農民’，就必須‘農民化’”。

20世紀20年代末，晏陽初偕妻子許雅麗和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毅然離開北京，帶領一大群有志知識分子走出書齋，來到定縣進行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建設的實驗。他們住農民房、穿農民衣、吃農民飯，真誠地同農民交流，虛心地向農民學習，與農民打成一片。為拉近情感，從不抽煙的晏陽初甚至還會拿起嗆人的旱煙管猛吸幾口。在這10多年里，他在定縣創(chuàng)辦了一個“人類社會實驗室”，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化農民”就須“農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晏陽初始終以“人”為航標，相信人的尊嚴和價值及其重要意義。他在定縣農村改良動植物品種，由平教會親自引種試種，讓農民自行選擇優(yōu)良品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開辦了多個實驗農場，改良當?shù)氐呢i種和雞種，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組織農民自助社、合作社，開展信用、購買、生產、運輸?shù)冉洕顒?，進行多種多樣的“生計訓練”。同時，他慢慢讓農民自己進行組織——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帶給農民知識，而是讓農民慢慢地有所認知。晏陽初說：“我們下去不是救農民，一方面我們要向農民學習，因為有很多東西我們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讓農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完善的人。”言傳身教，以人化人，關注農民自身成長和發(fā)展，在他們身上實現(xiàn)強大的造血功能，這是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學習西學卻不迷信西學

晏陽初深受中華傳統(tǒng)文化影響，同時接受了西學的熏陶。他稱自己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

他崇尚創(chuàng)造，學習西學卻并不迷信西學，他曾說：“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與事業(yè)。”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見》中，晏陽初提出：教育要適合各自國家的情況，“有我國的歷史文化和環(huán)境，亦當有我國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適應我國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國的公民教育，非有實地的、徹底的研究不可”。他并不反對外國優(yōu)秀的東西，但主張對本國歷史文化環(huán)境務必徹底研究，以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據(jù)；對于外國東西亦可引為參考，以期適應世界的潮流。

自鴉片戰(zhàn)爭開始，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等多方面思想洶涌而來，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一個被動接受者。而晏陽初具有探索性和開創(chuàng)性的實踐，則揭開了中國經驗反向傳播的序幕。美國就曾經系統(tǒng)地引進“定縣經驗”，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在如何對待中外文化和思想傳統(tǒng)的問題上，晏陽初一直主張兼收并蓄、去舊創(chuàng)新。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晏陽初的一生，始終將個人學術與開智濟世、救國強民緊密結合，主張學在于用、以用促學、學用相長，將自己的所學和治學與他從事的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改造事業(yè)高度統(tǒng)一起來，是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學而優(yōu)則仕”與“坐而論道”等傳統(tǒng)觀念的超越，值得學習借鑒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