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下，世界百年變局的根源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科技—經濟因素是世界五百年變化的基本動力，人類歷史的變遷歸根結底是由社會歷史客觀規(guī)律決定的。在以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特征的新型生產力的驅動下，世界百年變局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直觀來看，世界百年變局首先是世界力量發(fā)生重大調整的變局，表現為經濟力量“南榮北衰”、政治權力中心“東升西降”；在基本社會制度關系上，世界百年變局呈現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體系日趨均衡的特征；從更高歷史站位來看，世界百年變局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向更高級階段邁進的大變局。
【關鍵詞】唯物史觀 百年變局 時代特征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5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百年變局”的重大判斷揭示了當代世界發(fā)展不確定、不穩(wěn)定和敏感脆弱的走勢，這對國際社會的發(fā)展主體來說，無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對此，不乏有人唱衰人類發(fā)展前景，甚至對人類文明未來走向黯然神傷。倘若從唯物史觀的視域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解讀便會發(fā)現，人類歷史發(fā)展并非毫無章法可尋，誠如有的學者所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能迷戀于國際權力結構今天出現的‘東升西降’的基本態(tài)勢，不是一味地‘唱衰西方’，更不是簡單地強調‘新時代’的中國力量。”[2]而是要在變局中厘清歷史發(fā)展線條，洞悉世界發(fā)展特征，明晰人類文明發(fā)展前景，在盤根錯節(jié)中走出一條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
科技—經濟因素是世界五百年變化的基本動力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了四個事實：首先，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現實的個人，人們只有能夠生活才能創(chuàng)造歷史。其次，人們生活得到滿足之后又會產生新的需要，新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而后人們在物質生產實踐中產生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3]人們所處的歷史起點是由當下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最后，在現實基礎上形成反映客觀對象的意識。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強調從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理解社會的鑰匙。一言以蔽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4]更直接的表述就是“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5]縱觀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歷經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在這從低級到高級的社會進階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歸根究柢的因素是經濟。“人類進步的一切大的時代，是跟生活來源擴充的各時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6]世界百年巨變，其基本動力仍然需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
從世界五百年的宏觀歷史來看，真正引起世界巨變的動力因素是經濟和科技。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市民、城市、手工業(yè)、階級等因素破土而出，傳統(tǒng)的自然經濟關系被商品經濟關系取代，在原始共同體的邊緣滋生出了現代資本的幼芽。“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7]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生產工具、通訊手段、交通方式以及人的生活方式都發(fā)生了顛覆性的改變，蒸汽機縮短了地球的距離，機器描摹了世界市場圖景，催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新航路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自此，割裂的民族歷史發(fā)展為世界歷史，全球的人類文明相互交融，世界迎來了現代的巨變。
由現代資本力量推動的世界變遷并未就此止步。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英國占據了工業(yè)革命的高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曾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成為了紅極一時的“日不落帝國”，書寫了蒸汽時代的神話，世界的政治經濟權力中心落到了歐洲。到19世紀70年代，第二次工業(yè)革命開啟了電氣時代，資本主義發(fā)展至金融壟斷階段，西方開始“群起模仿”，曾經落后的德國、法國分別效仿英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抓住了戰(zhàn)爭和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契機，一舉成為超級大國，世界政治經濟權力中心由大西洋彼岸轉移至美國。美國憑借其超級大國的地位，構筑了以資本為紐帶的全球治理體系，繪制并主導了影響當代世界發(fā)展的政治經濟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性和政治民主的虛偽性暴露無遺。雖然美國在經濟上依然保持著強國的地位，但是“脫實向虛”的經濟現實加重了美國經濟負擔，福利國家政策的失敗打碎了“美國夢”，最后引發(fā)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的統(tǒng)治神話逐漸暗淡失色，即便自詡超級大國也無力挽救疲軟乏力的經濟局面，甚至在新興國家崛起之際，舉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掀起“逆全球化”浪潮。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迅速崛起，釋放出強大的經濟活力，國際格局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統(tǒng)治衰微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fā)展復興對比中出現了變動，鐘擺開始逐漸向東方世界傾斜，人類社會歷史在科技和經濟的驅動下又迎來了新一輪的洗牌。
馬克思曾用“動蕩”二字描述資產階級時代。“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8]這個描述不僅適用于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也適用于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代世界。但這并不是說歷史的發(fā)展與變遷是無跡可尋的。世界變局的基本動力蘊藏在經濟和科技中，這是社會變量中最大的不變量，是人類歷史發(fā)展必然要遵循的規(guī)律。“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9]也就是科技—經濟這個“不變量”的存在，為厘清當代世界變遷的實質、判定歷史發(fā)展的未來走向、擬定改造世界的方案提供了線索和現實基礎。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言，“當今世界的變局百年未有，變革會催生新的機遇，但變革過程往往充滿著風險挑戰(zhàn)”。[10]可以說，這不僅是一個不可捉摸、難以確定的時代，更是一個大有作為、大顯身手的時代。
百年變局是世界力量發(fā)生重大調整的大變局
科技—經濟因素是百年變局的基本動力，決定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走向和歷史起點。從生產力自身來說，它是歷史發(fā)展的最根本動力，并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而隨時變動。這似乎說明了科技—經濟因素自身的多變性和不穩(wěn)定性。倘若將其放置于世界大變局的歷史坐標中便會發(fā)現，科技—經濟因素是變局中最大的不變量參數。因為它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必然要遵循的客觀規(guī)律，而規(guī)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說到底，它是根本上的、決定性的力量，嵌在人類歷史的肌體中，塑造了能反映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具有時代特色的世界圖景。無論世界圖景如何變幻莫測，都能在科技—經濟因素中找到答案，破譯世界變局的難題。當然，科技—經濟因素背后是客觀需求力量在起作用，至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達到何種程度，世界變局調整至何種狀態(tài)，表現為世界力量的重大調整。也就是說，世界百年變局最直觀的表現是世界力量的變遷與調整，而世界力量又體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首先，百年變局體現為經濟力量“南榮北衰”的重大調整。在世界市場誕生之前，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呈現出碎片化、相互割裂、各自為陣的特點，形成了以河流為生命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新航路開辟之后，彼時的世界經濟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構筑了以西歐為中心并向四周輻散開來的經濟關系格局。由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發(fā)展不平衡加劇，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世界戰(zhàn)爭，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被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取代。英國國力逐漸式微，法國經濟改革困難重重，德國戰(zhàn)后賠款經濟實力一落千丈?？v然西歐各國采取了抱團取暖的政策，也難以遏制歐盟內部分裂形勢的惡化。最后英國選擇了脫歐。美國抓住了戰(zhàn)爭經濟的契機，同時推進第三次工業(yè)革命，搖身一變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經濟中心由西歐轉移至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疲軟乏力。面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美國丟卒保車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曾經引以為傲的北方發(fā)達國家卻自身難保。
鄧小平同志著眼于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強調“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fā)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fā)展問題是南北問題”。[11]南北問題又是核心問題。中國倡導以“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合作”，從加入世貿組織到成為金磚國家成員，再到成立亞投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舉辦進博會等經濟實踐活動。南方新興市場國家正竭力釋放發(fā)展活力，嘗試給全球經濟一劑強心針。在2018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就對金磚國家的世界貢獻作了說明：“保持現在的發(fā)展速度，10年后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12]另根據相關機構的估算，到2035年，發(fā)展中國家GDP規(guī)模將超過發(fā)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部分亞洲和非洲國家將是全球經濟的領跑者。[13]可見，當代世界的經濟格局正呈現出“南榮北衰”發(fā)展態(tài)勢，經濟權力中心不斷由北向南遷移。
其次，百年變局呈現出權力中心“東升西降”的重大變動。就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獲得勝利之后轉而尋求政治統(tǒng)治地位一樣，世界政治格局也會隨著經濟關系的變遷而發(fā)生重大變動。當資本力量席卷全球之后，傳統(tǒng)的政治統(tǒng)治關系被顛覆，現代國家在資本地帶應運而生。英國在工業(yè)革命之后成了經濟強國。經濟上的蛻變連帶政治上的震動，光榮革命之后，英國成了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啟了現代國家建設與發(fā)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全球各國的傳統(tǒng)政治結構已然搖搖欲墜，在血與火的激戰(zhàn)中紛紛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形成了以西歐國家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統(tǒng)治秩序。在資本主義經濟利益糾紛中，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脆弱性為重塑世界政治格局打開了缺口。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不僅建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形成了以國際聯(lián)盟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還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世界格局。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擊碎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代之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同國際政治體系更替的背后，反映的是國際權力中心的東移現實。這意味著美國和蘇聯(lián)成為國際關系中舉足輕重的超級大國，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格局一去不復返，世界權力中心的接力棒由美國接手。當美國取得美蘇爭霸賽勝利之后，其超級大國的地位得到了鞏固?？v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經濟滯脹的危機中走向崩潰，美國的霸主地位卻不可撼動，更何況，沿用至今的國際政治經濟治理體系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中。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政治文明和全球治理能力受到各方的質疑。特別是當西方世界無力招架新興市場國家的挑戰(zhàn)時，舉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美其名曰“自我保護”，不僅沒能引導全球重建衰敗的治理秩序，還試圖轉移矛盾。有人將其形容為：“今天的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受國際財團即華爾街壓迫和剝削的半殖民地國家。”[14]在此背景之下，東方國家開始積極尋求新的出路。全球的治理體系出現了重大變化，發(fā)展中國家嶄露頭角，敢于發(fā)聲，由發(fā)達國家壟斷的全球治理話語權被改寫。所有這些變化都證明了，“發(fā)達國家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完全壟斷國際規(guī)則”。[15]西方勢力逐漸式微，東方力量逐漸崛起，國際世界的政治權力結構呈現出“東升西降”的局面。
百年變局是兩大社會制度日趨均衡的大變局
從根本上來看，百年變局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fā)展，其最直觀的表現是世界力量的大變動。更進一步來看，在各種力量的綜合發(fā)力下，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并以社會制度的形式呈現出來。因此可以說，百年變局也是社會制度進行重大調整的大變局。有學者基于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并存的現實，把社會制度之間的調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十月革命后到‘二戰(zhàn)’前，是新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一個國家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較量。第二個階段就是‘二戰(zhàn)’后到冷戰(zhàn)結束，是兩大陣營的較量。‘二戰(zhàn)’后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16]目前，社會制度大調整已經步入了第三個階段，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逐漸壯大，與資本主義陣營在共處中進行各種形式較量的時期”。[17]但若從大歷史觀出發(fā)考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是兩大社會制度日趨均衡的大變局。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社會關系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內部出現了貧富差別，出現了階級。但整體而言，整個社會并沒有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而是牽扯諸多利益主體，互相牽制，甚至出現了政治立場搖擺不定的“第三方”勢力。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起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之后，資本主義制度也順勢成了統(tǒng)霸全球的社會制度。自此，整個世界都被卷入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肆掠中，傳統(tǒng)的制度基礎瀕臨崩潰，后發(fā)國家也逐漸淪為資本增殖運動的附屬品和蹂躪的對象。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建立了強制全球遵循的統(tǒng)治規(guī)則，還一并消除了落后的制度基礎，建立了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但是，這種至高無上的絕對統(tǒng)治力量充滿了血腥與暴力。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fā)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yè)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18]資本主義制度曙光所照射的地方，都體現為有組織的社會暴力。資本主義將鐵蹄踏入印度境內，摧毀了當地人的生存根基，卻并沒有建立起新的制度基礎。也就是在資本力量不斷擴張的進程中，資本主義制度一枝獨秀，以絕對的碾壓優(yōu)勢傲視群雄。
在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迭起、世界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的內憂外患下，蘇俄趁機退出世界戰(zhàn)爭，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新生政權的誕生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世界格局演變?yōu)樯鐣髁x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較量，進一步升級為世界級的冷戰(zhàn)。遺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取得超級大國的地位，美蘇之間的爭霸以美國勝利、蘇聯(lián)解體告終。由于蘇聯(lián)留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星星之火”，世界格局仍然沒有重返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時期，而是表現為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角逐。在這場角逐中，資本主義國家始終占據主動權，主導了發(fā)展與治理的話語權，憑借其強大的資本力量將世界體系劃分為“中心—邊緣”的等級關系，把發(fā)展中國家排擠在中心圈層之外，同時不斷擴充其政治版圖，對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展中國家進行圍獵。雖然社會主義國家持續(xù)發(fā)展，但還是難以與資本主義抗衡，在被動和掙扎中艱難前行。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深化，為了抑制總體性危機的爆發(fā)，資本主義開啟了自救之路。從早期的自由資本主義到國家管理資本主義，再到新自由主義，但仍然沒有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fā)，反而在經濟“脫實向虛”的進程中陷入了全面的、系統(tǒng)性的危機之中。有學者將其稱之為“熵的時代”，[19]其顯著表現就是人類社會將進入到一個“空位期”。在這個“空位期”間，“我們眼睜睜地看著資本主義秩序在我們眼皮底下分崩離析，但是我們望穿秋水也看不到它的‘接班人’的蹤影”。[20]可預見的未來是混沌不明的，資本主義仍將存在，但又是如此脆弱和不可靠。
資本主義體系正在內耗的同時，社會主義已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現在“世界社會主義開始進入逐漸走出低潮、在發(fā)展變革中謀求振興的時期”。[21]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fā)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22]中國在經濟總量、國際政治地位、價值理念的樹立、國際安全的保障以及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等方面都作出了表率。“一帶一路”倡議造福沿線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了“中心—邊緣”等級化的國際體系，進博會抵擋了逆全球化浪潮，為喚醒世界經濟活力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近年來的表現可圈可點，社會主義確實已經從低潮走了出來，正向著復興邁進。資本主義已然無法繼續(xù)充當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社會主義的興起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就在這“一降一升”的態(tài)勢中，社會主義逐漸與資本主義平行，形成兩種制度競爭合作的局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的發(fā)展無疑是暗淡世界中的一抹曙光。
百年變局是人類文明走向更高形態(tài)的大變局
百年變局的最直觀表達是世界力量的大調整，南北之間的發(fā)展態(tài)勢以及“東升西降”的政治格局闡明了當代世界的力量天平逐漸地傾向社會主義一側。從各力量的綜合情況來看，世界變局蘊含著世界兩大制度趨向均衡的要義，昭示著社會主義在當代世界重新煥發(fā)出新的活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未來方向。但僅從表象上對百年變局的特征進行考證是不夠的。因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內核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因此，對百年變局的審視，還需要上升到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高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根據生活資料把每個時代都分為高級階段和低級階段，并把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三個主要時代。從中可知，人類文明的劃分根據是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及其所決定的生活資料水平。生活于不同歷史時期的人，會根據現有的物質力量塑造具有時代特質的人類文明。在生產力驅動下，人類在改造自然環(huán)境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自身和自身所處的人文環(huán)境?？v觀人類百年歷史發(fā)展進程可知，百年變局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人類文明從低級走向高級的大變局。
人類文明的發(fā)展程度由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所決定。在采集時代，人類并沒有對抗自然的條件，只能被動地從自然界中采集生活資料，這就導致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動性。當人類能夠從采集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開始創(chuàng)造物質資料以滿足生活需要的時候，便開始了定居式的農耕生活。由于農業(yè)發(fā)展需要肥沃的土壤和充分的水資源，早期的文明集中于河流地區(qū)。比如：黃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文明等，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類文明發(fā)展呈現出板塊化、碎片化的特征，但其經濟基礎仍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隨著技術—經濟條件的發(fā)展，經常性的剩余產品出現，貧富分化與階級關系形成，人類歷史邁入了商品經濟階段，開啟了商業(yè)文明的歷史新篇章。在資本支配生產之間，商業(yè)文明主要依托商品的銷售與貿易。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破除了海陸之間的阻隔，推動海上貿易活動的發(fā)展。自此，生產和消費都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曾經相互割裂的民族史演變?yōu)槭澜鐨v史。當資本力量支配生產之后，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取代了初期的商業(yè)貿易活動。經濟上的變革引起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變動。自由、平等、博愛等具有現代文明的口號響徹世界，資產階級的繁榮文化洗滌了封建迷信，資產階級現代國家的誕生孕育了現代文明的社會氣質。“這些基本社會制度特征構成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先進發(fā)展階段，簡稱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它引導和統(tǒng)治了世界兩三百年之久，以超越過去農業(yè)文明和封建制度文明幾十倍甚至千百倍的效率和速度，推動人類社會向前飛躍式發(fā)展。”[23]馬克思對此也曾毫不吝嗇地稱頌，“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4]
令人唏噓的是，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被絆倒在資本主義矛盾面前。金融危機揭開了資本主義經濟內核中最不堪的一幕，債務危機、產品過剩、貧富分化、積累極限、民主陷阱、文化霸權等現實難題，讓資本主義的系統(tǒng)性危機無所遁形。新自由主義的輸出不僅沒有重建脆弱的經濟秩序，還引發(fā)了更嚴重的國際災難。“那些走上了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財富和權力都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集中局面。”[25]西方發(fā)達國家還一度利用長臂管轄權，轉嫁國內矛盾。資本主義文明早已面目全非，甚至血腥粗暴。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本質是壟斷和剝削。因為它已經把“發(fā)展”模式化，“導致其掌控了幾乎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應對之策。發(fā)展似乎是西方道路的一個隱喻；這個詞代表了以自己的形象建構的一個世界”。[26]
雖然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仍然還有喘息的機會，現實卻是，其下行的勢頭是不可阻擋的，它已經從原來的絕對優(yōu)勢轉變?yōu)橄鄬?yōu)勢了。相對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放眼于人類未來，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chuàng)造的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新”在發(fā)展的人民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讓接近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擺脫了絕對貧困；堅決貫徹執(zhí)行反腐敗決策，打造清朗的政治環(huán)境，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財富和根本利益；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助力共同富裕的偉業(yè)等。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chuàng)造的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新”在發(fā)展的共享性。中國在發(fā)展自身的同時，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堅定不移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逆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在全球治理體系失靈的背景下以身示范，發(fā)起建立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更多的人共享發(fā)展紅利。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chuàng)造的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新”在發(fā)展的和平性。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具有“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屬性，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國庫是通過剝削和掠奪的方式填滿的。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始終流淌著和平、和諧、共生的血液。中國發(fā)展崛起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追求和平發(fā)展的歷史。“一帶一路”建設不僅造福了沿線的國家和地區(qū)，更是為那些既想獨立自主又想保持發(fā)展的國家提供了中國方案。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向全人類昭示了一種人類文明的未來前景，這個前景就是由中華文明的新形態(tài)顯示的一種大格局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一種由不同文明傳統(tǒng)創(chuàng)造出的不同的現代社會形態(tài)所共同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美美與共、不齊而齊的人類新文明。”[27]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非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終點，但是它昭示了：在矛盾的辯證運動中，人類社會始終會保持“變”的狀態(tài)，而無論這個狀態(tài)如何變幻莫測，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推動下，人類文明終將邁向更高階段。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建黨百年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chuàng)新文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0&ZD008、19JJD710006；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龔嘉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接見二〇一七年度駐外使節(jié)工作會議與會使節(jié)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9日。
[2]朱鋒：《近期學界關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研究綜述》，《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4月上。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頁。
[4][8][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34～35、36頁。
[5][6][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2、306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頁。
[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頁。
[12]習近平：《順應時代潮流 實現共同發(fā)展——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7月26日。
[13]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百年大變局——國際經濟格局新變化》（上），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8年，第8頁。
[14]張文木：《新時代中美關系特點及其本質——兼析蘇聯(lián)后期的外交失誤及目前“新冷戰(zhàn)”概念的錯誤》，《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7期。
[15]謝長安、李時坤：《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視野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
[16][21]海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fā)展態(tài)勢研究述要》，《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3期。
[17]辛向陽：《科學社會主義視野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0期。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861頁。
[19][20]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賈擁民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9、36頁。
[22]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7～8頁。
[23]陳宗勝：《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人類文明的更替演進——兼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加劇大變局進程》，《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7月下。
[25]江洋主編：《資本主義的危機與矛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58頁。
[26]羅納爾多·蒙克：《馬克思在21世紀——晚期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張英魁、王亞棟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頁。
[27]張志強：《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4期。
責 編／肖晗題
吳海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基地執(zhí)行主任。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文明。主要著作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研究》、《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文化》、《文化視野中的科學》、《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思想研究》（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