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研究與關注的核心議題。西方經濟學界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形成了觀點各異的學派，提出了多種不同乃至相左的觀點和政策主張。在綜合分析各種理論觀點和實證研究成果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擴大再生產理論為指導，可從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要素收入分配結構、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四個層次正確把握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同時，結合我國實際對投資率（消費率）倒U型演變、要素收入分配結構U型演變的內在規(guī)律及其機制，以及收入差距倒U型演變的機理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從消費需求發(fā)展規(guī)律角度，闡明收入差距變化對消費需求、產業(yè)發(fā)展與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建議從改革制約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體制與機制著手，優(yōu)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處理好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
【關鍵詞】收入分配 經濟增長 西方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6.003
李建偉，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研究部部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經濟增長、金融發(fā)展、社會發(fā)展。主要著作有《經濟周期與中國經濟增長》、《投資率、消費率與經濟周期變動的關聯(lián)度》（論文）、《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的U型演變規(guī)律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我國要素收入分配為例》（論文）、《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論文）等。
西方主要經濟學派關于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與實證觀點
收入分配是經濟發(fā)展成果如何在不同階層進行分配和分享的重大事宜，是經濟學研究無法規(guī)避的核心議題。西方經濟學的各種流派都有關于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獨特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受研究角度、意識形態(tài)及所處時代經濟社會發(fā)展條件與環(huán)境等因素制約，都具有很強的時代色彩和局限性。古典經濟學側重于研究收入分配對積累與消費關系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圍繞市場能否自動出清，從供給和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角度，形成了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兩派不同觀點。1955年，庫茨涅茨提出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倒U”假說之后，大量研究轉向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新觀點，如工業(yè)化早期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可以激勵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業(yè)、促進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積累，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工業(yè)化后期收入差距縮小可以擴大消費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等。[1]
古典經濟學派的收入分配理論。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研究的重點集中于收入在工人工資、地主地租和資本家利潤之間的分配關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受當時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低、物質匱乏等因素制約，多數(shù)古典經濟學家堅持“供給能夠創(chuàng)造自身需求”的薩伊定律，強調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收入分配中工人的收入用于滿足維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消費，地租用于地主的消費，只有資本家的收入用于積累，保持經濟增長需要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潤率，“一國年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減少，還是不增不減，要取決于這一國家的年產物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給這兩個階級的人民”[2]。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馬克思所處的年代屬于古典經濟學的后期，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因此被西方經濟學歸類為古典經濟學派。馬克思在李嘉圖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勞動價值理論和擴大再生產理論，從剩余價值的來源和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質出發(fā)，闡明了資本積累過程中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以及自由市場經濟下資本家對利潤的無限追求必然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經濟危機的內在規(guī)律。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和積累與消費按比例發(fā)展的理論，揭示了自由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也對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劍橋學派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新古典學派的收入分配理論。新古典學派在繼承了古典學派“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這一基本思想基礎上，發(fā)展出了邊際效用理論和靜態(tài)均衡理論，提出工資和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取決于勞動力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在市場均衡狀態(tài)下，“每種要素為它的服務獲得的租金等于它所屬那一組的邊際生產率”[3]。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市場能夠自動出清并達到均衡狀態(tài)，供給能夠創(chuàng)造自身需求，要素收入由市場決定，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過度干預。
凱恩斯主義的收入分配理論。凱恩斯主義作為新古典主義的對立學派，其核心思想是需求決定產出。針對1929年至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所暴露出的供給過剩、生產與失業(yè)惡化等嚴重問題，凱恩斯提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市場調節(jié)無法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必須通過政府干預特別是財稅政策干預，通過擴大政府財政投資以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通過改變租稅體系，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通過累進稅的辦法集中到政府手中，再通過政府轉移支付分配給窮人，以此解決收入分配懸殊抑制消費傾向的問題，增加有效需求，促進供求平衡、增加就業(yè)。[4]
新劍橋學派的收入分配理論。以瓊·羅賓遜為首的新劍橋學派和以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是后凱恩斯主義的兩大學派。新劍橋學派的增長理論以收入分配理論為基礎，著重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收入與財富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理論的核心公式是I/Y＝SW＋(SP－SW)×P/Y，其中Y、I、P、SP、SW分別為國民收入、投資、利潤、利潤的儲蓄傾向和工資收入的儲蓄傾向。核心觀點是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長要求一定的投資率，投資率的高低取決于資本家的消費傾向和利潤率，資本家的消費傾向越低、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越高，投資率越高。從長期發(fā)展看，經濟增長會加劇收入分配比例失調，工人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趨于下降，收入分配比例失調又會反過來制約經濟增長，要實現(xiàn)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必須靠國家政策對分配比例失調進行干預，實現(xiàn)收入的均等化。[5]
庫茨涅茨的倒U理論假說。古典經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派和后凱恩斯主義學派均是從要素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1955年，庫茨涅茨在分析美國、英國和德國經濟發(fā)展與不同收入群體收入份額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收入分配差距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倒U”理論假說：“在從前工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wěn)定；后期不平等縮小。”[6]“倒U”假說提出后，包括庫茨涅茨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部分研究印證了“倒U”理論假說，如庫茨涅茨在此后的研究中進一步發(fā)現(xiàn)，在發(fā)達國家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戶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并據(jù)此得出發(fā)達國家積累率將不斷下降的結論，但在不發(fā)達國家，收入差距趨于擴大。[7]也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擴大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如Ronald Bénabou對拉美、東亞、南亞等國家進行的跨國分析表明，各國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會降低經濟增速。[8]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深入發(fā)展。1980年以后，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日漸突出，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日漸深入。
部分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通過刺激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促進經濟增長，[9]特別是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企業(yè)家積累必需的資本以開展創(chuàng)業(yè)活動或讓部分人獲得良好的教育，從而有助于經濟增長[10]。
針對各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擴大或居高不下的現(xiàn)實，更多的實證研究著重分析不平等擴大的原因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例如，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工作報告在總結各方面研究成果基礎上，以1980年到2012年近100個國家的數(shù)據(jù)為樣本，全面分析了技術進步、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深化、勞動力市場變革、再分配政策、教育等因素對不同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體結論是收入差距擴大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高收入群體收入占比上升會降低中長期經濟增速，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比上升會顯著提升中長期經濟增速。[11]
在大量實證研究基礎上，部分學者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也取得新進展，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04年美國布朗大學的Galor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Moav合作進行的研究。他們以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和Kaldorian－Keynesian儲蓄假說為基礎構建分析框架，從收入分配不平等對不同時期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積累的影響出發(fā)，論證了不同發(fā)展階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不同作用。基本結論是，在物質資本積累作為主要經濟增長動力的工業(yè)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資源向儲蓄轉化，從而刺激經濟增長；但在人力資本逐步替代物質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后，收入分配均等化通過弱化信貸約束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負面影響，增加人力資本積累，刺激經濟增長。[12]這一研究彌合了不同實證分析的矛盾結論，從理論上為庫茨涅茨的“倒U”假說提供了重要支持。這一研究的不足之處是僅考慮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對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積累的影響，忽視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對有效需求及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四個層次的理論關系及其實證依據(jù)
縱觀經濟學界關于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大致集中在四大方面：一是聚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這一宏觀經濟的核心議題，研究投資率（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古典學派、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是圍繞這一核心議題展開的。二是聚焦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研究資本與勞動收入分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和新劍橋學派對此作出了深入研究。三是聚焦收入分配差距的演變規(guī)律。四是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近年來國內針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和爭議，也基本聚焦于以上四大方面。筆者從投資率的倒U型演變規(guī)律、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的U型演變、收入差距的演變規(guī)律和收入差距對產業(yè)與消費需求的影響四個層次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
投資率（消費率）的倒U型演變規(guī)律及其影響因素。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對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積累與消費按比例發(fā)展問題作出了嚴謹?shù)睦碚摲治?，他指出，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就像第一部類必須用它的剩余產品為第二部類提高追加的不變資本一樣，第二部類也要同樣為第一部類提高追加的可變資本。就可變資本來說，當?shù)诙款愐员匾M資料的形式再生產它的總產品的更大部分，特別是它的剩余產品的更大部分時，它既為第一部類也為它自己進行積累了”[13]。
馬克思關于積累與消費按比例發(fā)展的論斷，揭示了供求必須協(xié)調發(fā)展的經濟發(fā)展基本規(guī)律。這一基本規(guī)律體現(xiàn)在投資率和消費率方面，要求一段時期內投資率和消費率必須保持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均衡狀態(tài)。那么，投資率（消費率）的均衡狀態(tài)是如何隨經濟結構的變化演變的？筆者的研究表明，[14]投資率（消費率）總是周期性波動，其動態(tài)均衡值取決于由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投資加速數(shù)和消費傾向，投資加速數(shù)越高，經濟發(fā)展所需要的投資率也越高，反之，投資率將不斷下降。在經濟工業(yè)化過程中，工業(yè)化中前期消費需求會不斷從投資加速數(shù)較低的食品與衣著等產品向投資加速數(shù)較高的家電等產品和投資加速數(shù)很高的汽車等重化工業(yè)化產品升級。由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所決定，產業(yè)結構會不斷從輕工業(yè)中投資加速數(shù)較低的產業(yè)向投資加速數(shù)較高的產業(yè)升級，繼而再向重工業(yè)升級，整個經濟的投資加速數(shù)會不斷提高，投資率將呈不斷提升態(tài)勢。在工業(yè)化中后期，耐用消費品需求日趨飽和，消費需求從投資加速數(shù)很高的耐用消費品轉向投資加速數(shù)很低的服務消費，產業(yè)結構將從以制造業(yè)為主轉型為服務業(yè)相對快速發(fā)展，整個經濟的投資加速數(shù)也不斷下降，投資率將逐步下降，消費率趨于上升。在后工業(yè)化時期，消費結構趨于穩(wěn)定，產業(yè)結構和整個經濟的投資加速數(shù)也趨于穩(wěn)定，投資率也會穩(wěn)定在一定水平。
筆者關于投資率（消費率）的理論分析，基于動態(tài)的國民收入恒等式，即Yt＝It＋Ct，Yt、It、Ct分別為t期的GDP、投資和消費；投資由消費需求增量所決定，即It＝α×（Ct－Ct-1），α為投資加速數(shù)；本期消費需求取決于上期收入及消費傾向γ，即Ct＝γ×Yt-1。據(jù)此得到的投資率（RIt＝It/Yt）一階差分方程為RIt＋[α×（γ×NYt-1－1）/NYt]×RIt-1＝α×（γ×NYt-1－1）/NYt，其中NYt、NYt-1分別為t期和（t－1）期經濟增長率。根據(jù)差分方程的性質，投資率必然呈周期性波動走勢，在經濟處于均衡狀態(tài)、經濟的均衡增長率為N的情況下，投資率周期性波動的動態(tài)均衡值為RI＝α×N（γ×N－1）/[N＋α×（γ×N－1）]，或者轉化為RI＝1/[1/(α×（γ×N－1）＋1/N]，在均衡增長率N和消費傾向γ不變時，投資加速數(shù)α提高，投資率必然上升，反之則不斷下降。
1978年以來我國投資率（資本形成率）的發(fā)展趨勢完全符合理論分析的倒U型走勢，在從1978年的36.77%波動提升到2010年的46.97%之后，逐步下降到2021年的42.96%（如圖1所示），期間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升級演變，尤其是第三產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7年超過工業(yè)、2012年超過第二產業(yè)后，整個經濟的投資加速數(shù)也發(fā)生了倒U型的轉折性變化，從1997年的1.64倍上升到2010年2.1倍的峰值，其后又于2017年降為1.74倍（如表1所示）。未來投資加速數(shù)相對較低的服務業(yè)相對快速發(fā)展，還會引致投資率進一步下降，但智能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進步引致的新興制造產業(yè)的崛起，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投資率的下降趨勢。
要素收入分配的U型演變規(guī)律及其影響因素。新古典主義學派堅持認為，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報酬完全由市場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取決于勞動力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在經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是不一樣的，經濟發(fā)展對生產要素的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別，在要素市場供求機制和經濟總量供求機制作用下，正如投資率會表現(xiàn)出倒U型周期性波動演變趨勢一樣，生產要素報酬占比也會呈現(xiàn)出U型周期性波動趨勢。
筆者研究表明，[15]在工業(yè)化過程中，勞動力（人力資本）市場和資本（物質資本）市場供求格局的相對變化，在改變勞動者報酬占比和資本要素收入占比的同時，也會改變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工業(yè)化中前期，勞動力過剩和資本稀缺在導致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資本要素收入占比提高的同時，也會導致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在工業(yè)化中后期和后工業(yè)化時期，勞動力供求格局向供給不足的轉換和資金稀缺性弱化，會引致勞動者報酬占比提高、資本要素收入占比下降。
如同投資率的理論分析架構一樣，筆者對要素收入占比的理論分析過程同樣基于國民收入動態(tài)恒等式，通過收入法GDP將勞動者報酬和資本要素收入占比納入分析框架，在僅考慮家庭與企業(yè)兩部門的封閉經濟條件下，Yt＝Ct＋It＝Wt＋Pt，其中Yt、Ct、It、Wt、Pt分別為GDP、消費、投資、勞動者報酬和資本要素收入。同樣假定投資取決于消費增量，即It＝α×（Ct－Ct-1），而當期消費取決于上期勞動者報酬Wt-1及其消費傾向β和上期資本收入Pt-1及其消費傾向θ，即Ct＝β×Wt＋θ×Pt。據(jù)此得到的勞動者報酬占比（RWt＝Wt/Yt）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方程為NYt＝（1＋α）×（β×RWt-1＋θ×RPt-1）－α×（β×RWt-2＋θ×RPt-2）/NYt-1，這一方程也是勞動者報酬占比的一階差分方程。該方程反映了雙重經濟含義：一是在消費需求取決于上期收入分配結構情況下，本期經濟增長也取決于上期收入分配結構。二是勞動報酬占比也呈周期性波動狀態(tài)，在均衡增長狀態(tài)下，勞動報酬占比的均衡值取決于經濟的投資加速數(shù)和勞動報酬與資本報酬的消費傾向，即RW＝N2/{（β－θ）×[α×（N－1）＋N]}－θ/（β－θ），投資加速數(shù)越大、勞動報酬的消費傾向越高、資本報酬的消費傾向越低，勞動報酬占比越低。
我國收入法GDP的結構變化與理論分析結論基本吻合，如圖2所示，我國勞動者報酬和住戶部門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以后總體呈不斷下降趨勢，并分別在2007年、2008年探底后恢復上升趨勢，總體均呈U型演變走勢。其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從1990年的53.43%下降到2007年的39.74%，此后恢復上升趨勢，到2017年提高到47.51%；住戶部門收入占比從1992年的65.47%下降到2008年的56.99%，2019年回升到61.42%。勞動報酬占比U型演變的轉折點（2007年）比投資率的倒U型演變轉折點（2010年）超前三年，與第三產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工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時間點完全重合，這一現(xiàn)象進一步印證了消費結構升級及由此決定的產業(yè)結構轉型升級是決定我國投資率（消費率）和要素收入分配結構演變趨勢的基礎性因素。
我國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的U型演變與要素市場供求結構的相對變化也是高度吻合的。從要素市場供求看，2007年以后資本要素短缺局面趨于緩和，勞動力供求在2007年前后發(fā)生了轉折性變化，從之前的供給過剩逐步轉向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給不足，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重要指標——全國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需求人數(shù)／求職人數(shù)），從2001年一季度0.65倍的勞動力供給嚴重過剩狀態(tài)，逐步提高到2007年的0.98倍，勞動力供求總量基本平衡，2010年一季度以后上升到1倍以上，2021年三季度已提高到1.53倍，勞動力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如圖3所示）。與勞動力供求的轉折性變化相對應，我國勞動報酬占比也在2007年前后發(fā)生了轉折性變化。
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演變特征與影響因素。庫茨涅茲提出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演變理論假說，但其后基于各國收入分配數(shù)據(jù)的大量實證研究結論卻與其相左，沒有為這一假說提供充分證據(jù)。筆者從收入差距的本源即人的能力差距出發(fā)，對收入差距的演變特點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入探索，[16]發(fā)現(xiàn)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差距具有內在的倒U型演變趨勢，但財產收入差距會呈指數(shù)級擴大，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變是勞動收入差距倒U型演變和政府再分配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初次收入分配角度看，勞動者的收入來源可歸類為勞動收入與財產收入兩大類，勞動收入是基礎。勞動收入水平取決于勞動者的能力、就業(yè)機會等多重因素。財產收入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的財產規(guī)模，包括以勞動收入為基礎的個人儲蓄、繼承的財富和借貸所控制的金融資本等。在就業(yè)機會均等的情況下，由人的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所決定的勞動能力是決定勞動收入的基礎性因素。流體智力是以生理為基礎的認知能力，衡量流體智力水平的典型指標如智商，其重要特征是服從橄欖型的正態(tài)分布。在流體智力既定情況下，經過后天學習獲取的晶體智力是決定人的能力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在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的工業(yè)化初期，為充分發(fā)揮有限的教育資源提升社會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作用，教育資源會優(yōu)先配置到流體智力較高的人群，人的能力及勞動收入差距會因此擴大。在經濟發(fā)展水平提高、教育資源擴大后，教育機會的均等化、教育資源向流體智力較低群體的傾斜，會縮小人的能力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經濟工業(yè)化過程中，隨著教育資源規(guī)模增加和配置方式不斷改進，人的能力差距和勞動收入差距會出現(xiàn)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演變特征。
就業(yè)機會的不均等也會加大勞動收入差距。就業(yè)機會不均等包括多種形式的不均等，一種是與人的能力差距高度相關的機會不均等，如工業(yè)化初期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zhèn)非農產業(yè)轉移，優(yōu)先獲得收入水平更高的非農產業(yè)就業(yè)機會的群體都是能力高的農村勞動力；這種因能力差距帶來的就業(yè)機會不均等對勞動收入差距的影響，包含在人的能力差距影響之內。在能力差距之外的就業(yè)機會不均等，除針對弱勢群體的特別救助性就業(yè)政策外，如壟斷行業(yè)的進入限制、各種就業(yè)歧視等，無論在何種發(fā)展階段，都會扭曲收入差距的內在演變趨勢，擴大收入不平等程度。
從本源看，財產收入與勞動收入高度相關，個人儲蓄源于勞動收入，繼承的財富源于前輩的勞動收入，獲取金融資源的能力也與勞動能力緊密相關，但與勞動能力所決定的存在局限性的勞動收入差距不同，財產收入呈指數(shù)級擴大，在沒有外部干預的情況下，財產及其收入會呈兩極分化發(fā)展趨勢，這也是財富不平等程度遠大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原因。同時，從財產性收入來源看，與個人勞動收入相關的個人儲蓄在理論上與勞動收入分布形態(tài)是一致的，這部分收入的差距演變也會像勞動收入差距一樣，存在內生性的倒U型演變特征。但源于繼承前輩財富和外部金融資源的財產性收入，因在財產繼承和獲取外部金融資源方面存在機會不均等而致使這兩部分財產性收入差距不存在內生性的倒U型演變規(guī)律，故而其差距會隨著財富差距的兩極分化不斷擴大。
各國初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數(shù)基本都在0.5以上，為抑制初次收入分配勞動收入差距過大和財產收入差距擴大，各國都通過累進個人所得稅和遺贈稅等稅收手段平抑收入差距，并通過公共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縮小收入差距。因此，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變，既受到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差距倒U型演變的影響，也是政府為抑制收入差距過大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作用的結果，不存在完全由市場機制自動調節(jié)形成的內在收入差距倒U型演變規(guī)律。
我國居民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大致呈倒U型演變趨勢（如圖4所示），收入基尼系數(shù)從2003年的0.479提高到2008年的0.491峰值后趨于下降，2015年降為0.462，此后處于高位徘徊狀態(tài)，2020年為0.468；成人人均財富基尼系數(shù)在從2010年的0.69攀升到2016年的0.812峰值后趨于下降，2020年降為0.704。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處于較高水平，基尼系數(shù)高于大部分發(fā)達國家，如歐盟國家基尼系數(shù)只有0.31（2018年），日本是0.329（2014年），韓國是0.314（2016年）；與發(fā)展中國家相比，高于印度的0.357（2011年）和俄羅斯的0.36（2020年），低于巴西的0.489（2020年）和南非的0.63（2014年）。
各國基尼系數(shù)的巨大差異反映了各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發(fā)展狀況，這種差異是由各國不同的發(fā)展階段、經濟結構、社會保障制度等因素所決定的，難以通過簡單的類比判斷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我國收入差距的倒U型演變，基本反映了我國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勞動收入差距的相對變化以及城鄉(xiāng)和區(qū)域收入差距變化情況（如圖5所示）。其中城鄉(xiāng)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比率）從2002年的3.03倍提高到2007年的3.14倍峰值后，持續(xù)下降到2021年的2.5倍，這是2008年以后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shù)不斷下降的重要因素。東部地區(qū)與中部地區(qū)、西部地區(qū)平均工資相對差距（比率）在2008年以后趨于縮小，但2018年之后又恢復擴大趨勢。特別是2015年以后職工工資收入差距趨于擴大（如表2所示），如職工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比率在從2013年的2.73倍收縮到2015年的2.61倍后再度擴大，2016年到2021年一直在2.65倍左右徘徊，這是2015年以后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shù)一改2008年后持續(xù)下降態(tài)勢、一直在高位徘徊的主要原因。從結構性因素看，2015年以后我國職工工資差距由降轉升（如表2所示），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專業(yè)技術人員工資相對較快增長，專業(yè)技術人員平均工資與全部職工平均工資的比率從2015年的1.32倍提高到2021年的1.42倍，其他崗位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的雙重影響。從凱恩斯提出的收入差距擴大會降低消費傾向，到Lazear提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通過刺激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以促進經濟增長，再到Galor和Moav提出的工業(yè)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資源向儲蓄轉化、工業(yè)化后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升人力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國外學者從不同角度闡明了收入差距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多方面影響。對此，筆者從收入分布與消費需求分布的內在關聯(lián)機制和消費需求的發(fā)展規(guī)律角度，提出收入分配不僅通過改變要素收入分配結構和投資率影響經濟增長，還會通過改變消費結構及由此決定的產業(yè)結構影響經濟增長，收入差距擴大有利于新興產業(yè)的崛起，但會抑制中等收入階層消費和傳統(tǒng)支柱產業(yè)的發(fā)展，保持適度差距最有利于經濟增長。
各國居民收入結構均呈橄欖型的正態(tài)分布特征，[17]居民收入是居民消費的決定性因素，由居民收入結構的正態(tài)分布特征所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分布也呈正態(tài)分布特征，非耐用消費品和服務需求分布呈∫型（正態(tài)分布的積分）特征。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消費需求分布變得更加扁平，反之，消費需求分布會更為陡峭。如圖6和圖7所示，在收入差距方差從1擴大到2時，無論是耐用消費品還是非耐用消費品（服務），其需求分布都會更加扁平，即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占比會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占比會下降，低收入階層消費占比也會提高，但需要在其收入水平提高到具備消費能力時才會實現(xiàn)。反之，收入差距縮小，高收入階層消費占比下降，中低收入階層規(guī)模擴大、消費需求占比提高，低收入階層人群規(guī)模和消費需求占比都會下降。
收入差距變化對消費需求分布的影響，會通過改變產業(yè)發(fā)展的需求基礎來改變產業(yè)發(fā)展的格局。以耐用消費品為例，根據(jù)需求分布，其發(fā)展周期可以分為初始階段、成長期、成熟期、衰減期、夕陽期和終結期六個發(fā)展階段（如圖8所示）。在初始階段需求呈加速增長狀態(tài)；成長期需求增速會不斷提高，但加速度不斷下降；成熟期需求增速將不斷下降；此后將進入需求規(guī)模不斷收縮的衰減時期。從初始階段到終結期，與需求相對應的收入群體分別是最高收入、高收入、中等偏上、中等偏下、低收入和最低收入群體，其基本含義是，在消費品的初始階段，消費品價格很高，只有最高收入階層有能力消費，此后隨著生產規(guī)模擴大、產品價格下降和收入水平提高，從高收入階層直至最低收入階層逐步有能力實現(xiàn)消費需求。[18]這一過程體現(xiàn)了耐用消費品生產與需求的基本發(fā)展規(guī)律。
綜合收入差距變化對消費需求分布的影響和消費需求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收入差距擴大會提高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占比，增加處于初始階段的新興產業(yè)發(fā)展的需求支撐，有利于新興產業(yè)的崛起，但會降低中等收入群體消費需求占比，弱化處于成長期及之后發(fā)展階段傳統(tǒng)產業(yè)的需求支撐。反之，收入差距縮小，會相對弱化新興產業(yè)發(fā)展的需求支撐，強化傳統(tǒng)產業(yè)的需求支持。結合經濟的工業(yè)化進程，收入差距的擴大除了有利于資源向儲蓄轉化、為經濟發(fā)展提供必要資本積累外，也有利于為新興工業(yè)部門發(fā)展提供必要的需求支撐。在工業(yè)化后期，收入差距的縮小會提升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也會為中等收入階層提升人力資本積累提供更多經濟支持。在后工業(yè)化時期，居民消費需求趨于飽和，需求及產業(yè)與經濟增長更多依賴技術進步帶來的新產品和高新技術產業(yè)的發(fā)展，保持適度收入差距是鼓勵創(chuàng)新發(fā)展、增強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的必要選擇。
從我國消費需求的實際發(fā)展情況看，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處于工業(yè)化后期轉型升級的發(fā)展階段，全國居民家庭多數(shù)耐用消費品需求已經達到飽和需求狀態(tài)，如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空調、移動電話等，每百戶家庭擁有量都接近或超過100臺，家用汽車、計算機等都已跨越成長期和成熟期（如表3所示），進入以創(chuàng)新產品拉動需求增長階段，居民消費結構正在從以商品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轉化升級，教育文化娛樂和醫(yī)療保健消費支出占比正在提升（如表4所示）。在居民消費結構轉型升級階段，不同階層消費需求結構差距巨大，如城鎮(zhèn)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需求基本飽和，家用汽車消費需求已跨越50%的成熟期與衰減期分界線（如圖9所示）；農村居民家庭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等耐用消費品已進入飽和需求狀態(tài)（如圖10所示），但家用汽車、電腦、移動電話等耐用消費品需求還處于初始階段。這一階段，縮小收入差距可以大幅度提升中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和消費結構，為傳統(tǒng)制造業(yè)發(fā)展和轉型升級提供更大的需求支撐。當然，通過“限高、擴中、提低”縮小收入差距，對高收入階層的需求會產生一定抑制作用，會弱化新興產業(yè)的需求支持，但我國是人口大國，高收入群體規(guī)模龐大，據(jù)招商銀行私人財富報告估計，我國個人可投資資產超過一千萬的高凈值人群規(guī)模已從2006年的18.1萬人擴大到2020年的262萬人。規(guī)模龐大且不斷擴大的高收入群體，其需求即使因縮小收入差距受到一定抑制，也會為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提供足夠需求支撐，這是我國作為人口大國所具有的重要規(guī)模經濟優(yōu)勢。
優(yōu)化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
2007年以后我國消費結構、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以及產業(yè)結構的轉折性變化，加上政府促進區(qū)域城鄉(xiāng)經濟協(xié)調發(fā)展政策的持續(xù)實施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促使我國收入分配結構發(fā)生重大轉變，投資率下降、消費率回升，勞動者報酬占比上升，居民收入差距趨于縮小，收入分配格局趨于優(yōu)化。未來應在順應經濟社會發(fā)展基本規(guī)律前提下，以實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從改革制約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體制與機制著手，進一步優(yōu)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促進效率與公平有機統(tǒng)一，通過漸進縮小收入差距、改善預期、提升消費能力和消費結構，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
強化制造業(yè)發(fā)展，力促投資率在較高水平上保持穩(wěn)定。較高的投資率是經濟保持中高速成長的內在要求。穩(wěn)定投資率的關鍵在于穩(wěn)定制造業(yè)，防止經濟“過早去工業(yè)化”“過快去工業(yè)化”。要加快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yè)發(fā)展，加強以先進技術提升改造傳統(tǒng)產業(yè)，通過以新基建、數(shù)字經濟和低碳經濟為目標的強化措施促進制造業(yè)不斷升級發(fā)展，在不斷增強我國制造業(yè)國際競爭力的同時，穩(wěn)定投資率，強化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能力。
完善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持續(xù)優(yōu)化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當前我國初次分配領域還存在城鄉(xiāng)、地區(qū)收入差距較大、壟斷收入過高、分配秩序不規(guī)范等問題。完善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要以兼顧效率與公平為宗旨，不斷完善促進勞動收入和財產收入公平、高效分配的體制機制。一是要完善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繼續(xù)完善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知識、數(shù)據(jù)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合理反映不同要素的價值貢獻和市場回報。二是要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加強勞動者權益保護，推動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同步、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報酬同步提高，注重增加勞動者特別是廣大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三是要進一步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理順生產與分配、勞動與資本、居民部門與非居民部門等多方面關系，在確保各部門、各要素合法權益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四是要改革完善資本市場，嚴厲打擊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等非法行為，拓展居民獲取金融服務、公平使用金融資源的渠道，拓寬中低收入階層參與資本市場的投資渠道，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資本要素擁有份額和資本要素收入，多渠道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增收渠道，優(yōu)化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強化促進社會公平的再分配制度，逐步縮小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再分配是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手段。強化促進社會公平的再分配制度，集中體現(xiàn)在稅收、社保、轉移支付三個方面，關鍵在于調節(jié)力度和精準性。一是要完善有利于調節(jié)居民收入分配的稅收制度。優(yōu)化稅制結構和稅收調節(jié)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jié)。不斷完善財產稅制度，改革完善房地產稅，適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等稅種，完善弱化貧富差距代際傳遞的機制。健全現(xiàn)代稅收征管體系，提升稅務執(zhí)法、服務、監(jiān)管能力。二是要完善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xù)的社會保障體系。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放寬靈活就業(yè)人員參保條件，實現(xiàn)社會保險法定人群全覆蓋；做好社會救助，探索覆蓋人群從絕對貧困向相對貧困以及多維貧困的轉移，確保社會中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得到切實保障；逐步提高統(tǒng)籌層次，根據(jù)發(fā)展水平和需要，漸進縮小職工與居民、城鄉(xiāng)之間、行業(yè)之間、區(qū)域之間保障待遇差距，增強社會保障在平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三是要健全轉移支付制度，增強轉移支付的精準性和資金使用效率，加快建立專項基本法并完善轉移支付相關法律法規(guī)體系，促進轉移支付與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相適應，加大轉移支付資金統(tǒng)籌力度，提高均衡性轉移支付在一般性轉移支付中的比重，不斷強化轉移支付管理，增強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率。
強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竟卜站然谴龠M社會公平、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內涵，也是改善居民預期、提升居民消費傾向的基礎性舉措。首先要通過調整優(yōu)化資源配置、改革體制機制、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模式方式創(chuàng)新、加強政策引導等途徑，不斷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努力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發(fā)展。其次要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yè)帶動力，不斷促進就業(yè)量的擴大和質的提升，促進就業(yè)機會公平。再次要著力加大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力度，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加強和改進職業(yè)培訓，不斷提升勞動者素質和社會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又次要縮小養(yǎng)老和醫(yī)療保障待遇差距，完善基本生活救助、專項社會救助、急難社會救助的社會救助體系，健全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發(fā)展中逐步提升社會保障水平。最后要統(tǒng)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fā)展和財力可持續(xù)的基礎之上，在發(fā)展中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和保障水平，不要好高騖遠，吊高胃口，作兌現(xiàn)不了的承諾，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yǎng)懶漢的陷阱。
注釋
[1]張來明、李建偉：《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理論關系和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40頁。
[3][5]瓊·羅賓遜、約翰·伊特韋爾：《現(xiàn)代經濟學導論》，陳彪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53頁。
[4]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高鴻業(y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6]西蒙·庫茲涅茨：《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美國經濟評論》，1955年第3期。
[7]西蒙·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常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8]R. Benabou,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658, 1996.
[9]E. P. Lazear and S. Rosen,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5), pp. 841-864.
[10]R. J. Barro,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5(1), pp. 5–32.
[11]E. Dabla-Norris and K. Kochhar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013, 2015.
[12]O. Galor and O. Moav,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4, 71(4), pp. 1001–1026.
[13]《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3頁。
[14]李建偉：《投資率、消費率與經濟周期變動的關聯(lián)度》，《改革》，2015年第12期。
[15]李建偉：《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的U型演變規(guī)律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我國要素收入分配為例》，《山東財經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16]李建偉：《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改革》，2018年第4期。
[17]李建偉：《我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態(tài)估計》，《發(fā)展研究》，2013年第5期。
[18]李建偉：《居民收入分布與經濟增長周期的內生機制》，《經濟研究》，2015年第1期。
責 編∕桂 琰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Li Jianwe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the core topic of economics research. Western economics has conduc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forming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nd putting forwar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nd even contradictory views and policy proposal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various theoretical view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and taking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s the gui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n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at four levels: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inner law and its mechanism of inverted U-shaped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rate (consumption rate), U-shaped evolution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verted U-shaped evolution of income disparity.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elaborates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come disparity changes on consumption dem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consumption demand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form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that restrict the fairness and equ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djust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ptimally,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 growth, Western econom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