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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文化的起源與理性認知

【摘要】占卜文化存在于人類不同文明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是人趨吉避兇這一樸素愿望的直接反映。占卜作為一種訴諸神秘力量的非理性活動,與道德教化這一理性目標存在矛盾,而這兩種傾向卻熔冶于占筮之書《周易》中。書中具有卜筮、重德兩種價值觀,強調卜筮是君子之用,重德才是君子之本,與儒家倡導的基本精神相契合。面對傳統(tǒng)占卜文化與互聯(lián)網結合衍生的亂象,要正確認識我國傳統(tǒng)文化,始終堅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和理念。

【關鍵詞】占卜文化 周易 起源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自古以來,趨吉避兇都是人類的天性。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理區(qū)域,人們?yōu)榱烁玫厣嫦氯ィMㄟ^一定的方式預知未來、趨利避害,占卜即為其中的典型。占卜活動伴隨人類社會的演進和發(fā)展,至今仍有生命力,無論是我國傳統(tǒng)八字、手相、面相,還是近代以來域外傳入的星座、塔羅牌、卡巴拉等占卜方式,都有其古老的淵源和傳統(tǒng)。隨著科技水平的提升、互聯(lián)網的普及,這些占卜形式亦隨之“升級”到網絡,人們只需要在占卜網站中輸入一些簡單信息,就可以選擇通過不同方式對自己所要了解之事進行預測。網絡占卜正因其便利性和易操作性成為一些現代人疏解焦慮、迷茫情緒的出口,然而一些不法網站正利用了這一心理對用戶進行欺詐,甚至有的借網絡占卜之名召集非法網絡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網絡空間秩序。這不禁引人深思,占卜究竟是什么?我們應該如何客觀、理性地認識占卜?如何正確看待占卜文化和應對網絡占卜帶來的亂象?

敬天重人:我國占卜文化的起源及其基本精神

所謂“占卜”,從字面上包括“占”和“卜”兩方面,“占”在《說文解字》中被解釋為“視兆問也”,即通過觀察預兆以判斷吉兇,“卜”為“灼剝龜也”,即通過灼燒龜甲觀察其裂痕以預測吉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跡中已經可見灼燒獸骨的現象,最晚到殷商時期已經形成我國目前最早可見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其內容大多為殷商王室通過龜甲或獸骨進行占卜活動的記錄。隨著預測方式的逐漸豐富,人們又發(fā)明了一套通過排列蓍草或竹策之數而獲得對應卦象的方法,稱為“筮”,《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辭即屬于“占筮”的系統(tǒng)。

兩周時期,卜和筮應是同時流行的,《詩經·衛(wèi)風·氓》“爾卜爾筮”、《左傳·僖公四年》“筮短龜長”之語即是明證。隨著龜卜的逐漸消失,“占卜”一詞也被引申用以涵蓋包括卜筮等通過預兆以推測吉兇禍福的活動。正如漢代鄭玄所言:“凡卜筮實問于鬼神”。不論所用方法為何,其實質都是要人們相信命運在其發(fā)生前就已經被上天安排妥當。所以,在決疑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希望借助一些方法達到預知未來、趨吉避兇的目的。然而,綜觀我國占卜活動產生與發(fā)展的悠久歷史,占卜中所求問之“鬼神”在不同時期其內涵不盡相同,人們對占卜的認識也一直在發(fā)生變化。

殷商時期,占卜求問的對象主要是自然神和商王的祖先?!抖Y記·表記》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其中“神”即是自然神,殷人相信風、雨、山、河等自然現象背后都由對應的神明掌管,“鬼”指商王祖先,祖先去世后就加入神明行列,庇佑后人。此外,又有“上帝”在殷商信仰系統(tǒng)中居于絕對、最高的地位,掌管所有神明和人間之事,有學者指出其有“宗神”的性質,因為商代人相信,“上帝”是商部族的保護神,他指定商王作為其在人間的代理人,所以商王只要通過祭祀等活動取悅上帝及諸神明和祖先,就能獲得他們長久的庇佑。正如《尚書·商書·西伯戡黎》所載,商紂王在面對周部族的壯大與威脅時仍堅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有命在天”一語正是這種觀念的集中表現。從甲骨卜辭內容也能夠看出這種絕對的命定觀,凡涉及國家祭祀、征伐、王事等方面,商王皆要占卜,占卜的內容也較為簡單,一般包括所占卜之事的內容、發(fā)生時間以及應驗情況。此時的占卜結果完全是神明意志的體現,人們只能絕對服從與尊崇,并無任何能動性可言。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鼎革之后,我國歷史發(fā)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時期,占卜所求問的對象逐漸轉變?yōu)?ldquo;天”。周人相信從前殷人有德,所以上天降下“天命”于商王先祖,紂王失德,致使“天命”轉移到周,因此他們也認識到“天命靡常”,只有經常修養(yǎng)德性、愛護生民才能“以德配天”,這就是所謂的“敬天事人”或“敬天保民”思想。由此,周人一改殷人對神明的絕對服從,開始注重德行與德政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也為此前神秘的“天”注入了人文性、道德性的理性因素。

《周易》正是形成于這樣的背景之下,如《系辭下傳》言:“《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我們現在看到的《周易》分“經”和“傳”兩部分,“經”主要用作卜筮,大致成書于殷周之際,其內容為六十四卦及卦爻辭,“傳”是解釋經文的文字,大致成書于戰(zhàn)國中晚期。與殷商時期以占卜窺測神意的思路不同,《周易》卦爻辭所體現的內容并不局限于天命對于人事的單項操控,而是一種雙向互動,即人作為道德主體對天命走向也可能產生一定影響。如《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表明危險(“厲”)可能會降臨,但如果有德君子能每日振作不懈怠,即使在夜晚依然保持警惕、行事謹慎,那么即將到來的災禍也可以被化解??梢?,《周易》認為天意并非玄遠不可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自身的德性,強調人雖然受天命影響,但還是有可以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從某種程度上說,天命在此時已經有了人意的影子。

這影響到了此后春秋戰(zhàn)國時人對于占卜的態(tài)度,如《左傳·襄公九年》記載,魯宣公去世后其子魯成公繼位,宣公之妻即成公之母穆姜卻與大夫宣伯私通,二人密謀干政被魯成公發(fā)現后,成公將穆姜幽禁。在前往幽禁之所前,穆姜占了一卦,主管占筮的史官根據結果告訴她說:“這在《周易》里是隨卦,意思是出走,指示您趕快出逃離開這里。”穆姜說:“不對,隨卦卦辭是‘隨,元亨利貞,無咎。’元亨利貞代表四種最美好的德行,我犯上作亂已經失德,所以不可能像卦辭‘無咎’所說的這樣做到沒有危險,反之我一定會死在這里,再也出不去了。”魯襄公九年,穆姜果然死于幽禁之地,正應驗了她自己的推測。商周時期有“巫史不分”的傾向,史官在當時作為與天溝通的職業(yè)占卜人員,自然傾向于注重《周易》預測天意的一面,而穆姜的思考顯然更加深刻,她認為占卜結果雖關天意,但天意本身就是為有德者準備的,故而自己雖占得出路,卻因無德而不得善終。

由此可見,《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辭雖是卜筮之書,但其誕生于商周鼎革之際,受到“敬天保民”思想的強烈影響,成書之時即具備了天命與人事兩個要素:在占筮吉兇、預測未來的基本功能之外,其對道德的推崇則顯示出注重人事的一面,并強調人事也可對天命產生影響,這為此后《周易》從卜筮之書向著人文化、哲理化方向轉化做好了思想準備,也為我國古代占卜文化的發(fā)展奠定了主要基調。

“占者有其德”:《周易》卜筮功能的形式與內涵

《周易》是上古時期主流的占筮之書,但根據《周禮·春官·太卜》所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可知當時流行的卜筮之書有三,《周易》僅居其一。其之所以能夠在后世脫穎而出,受到先秦諸子的廣泛關注,甚至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位列官學而成為“群經之首”,與其崇尚德行、說理性強的特點密切相關。然而,占卜作為一種訴諸神秘力量的非理性活動,畢竟與道德教化這一理性目標存在矛盾,這兩種傾向卻熔冶于《周易》一書之中,如何理解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進而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成為此后歷代思想家在讀《易》、研《易》過程當中必須思考的問題。

前文已述,《周易》卦爻辭中蘊含著對德性的倡導,但這些道理都隱藏在卜筮之書的形式之下,往往難以被普通人察覺,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反映的正是當時的普遍情況。孔子及其后學注意到這個現象,開始對《周易》說理的內涵進行系統(tǒng)性挖掘和論述??鬃臃浅V匾暋吨芤住坟载侈o對“德”的宣揚,他曾引述《周易·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說明卦爻辭有益于提高人的道德修養(yǎng)水平,晚年對《周易》的喜愛更是通過“韋編三絕”的典故可以得知,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之《要》篇中的相關記載更為突出。盡管孔子不排斥傳統(tǒng)的占卜之術,甚至頗為精通,“百占而七十當”,但他更強調占卜的目的是觀其德義:“《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觀亓(其)德義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在孔子看來,祭祀、卜筮等活動其目的在于從超自然的力量那里獲得庇佑,但如果人能做到有德與仁義,亦能獲得相同的結果。相較于卜筮這種將自己命運交給神明決定的行為,修養(yǎng)道德更能夠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也是《論語·子路》中孔子說“不占而已矣”的原因??梢娫诳鬃涌磥?,卜筮與重德是《易》的兩大思想特征,二者不可分割,但德行和仁義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起到與占卜相同的作用。

至戰(zhàn)國中晚期形成了十篇解釋六十四卦卦爻辭和筮法的文字《易傳》,亦即“十翼”,進一步闡釋了這一思想。首先,《易傳》為人倫道德找到了天道層面的理論依據。《說卦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三才被納入同一個理論框架,這個世界歸根結底由陰陽構成,而這一規(guī)律投射到人道層面就是以仁義為代表的道德準則,因此人們修養(yǎng)道德符合天道運行的規(guī)律。其次,《易傳》重申占卜與修德之間是現象與本質的關系?!断缔o上傳》言六十四卦本身只涉及六十四類事,并不能盡包天下之事,所以人們應當“觸類而長之”,要引申具體卦象背后的道理,才能將其推廣到其他類似的境遇當中。由于人倫道德與天道秩序相一致,個人命運的吉兇與否并非神秘而不可捉摸的神意,而是由自己的道德水準決定,修德則吉、違德則兇。

這種思想影響深遠,直至西漢前期,不少大儒學者依然秉承此說。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曾直言“《易》無達占”,司馬遷亦有言:“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這些都是將卜筮功用與義理內涵合而觀之,認為二者不應偏廢,而是應該熔于一爐。西漢中期以后,偏重卜筮的象數易學立于學官,影響日漸擴大,朝廷上下說災異和說讖緯風氣熾烈,《易》的卜筮、預測功能大為彰顯,道德教化的功能反而被忽視。這種風氣直到漢末三國方為之一變,先是鄭玄兼重今古文經,變一時風氣,王弼繼踵其后,掃落象數,重新拾起《周易》義理的路數,以哲學化的視角解經。此后,經過唐代孔穎達和北宋胡瑗、程頤、張載、王安石等人的努力,《周易》經傳中與儒家道德倫理相通的部分重新得到闡揚,致使人們諱于言及《周易》作為卜筮之書的本來面目。

針對這種情況,南宋朱熹提出正確對待《周易》作為卜筮之書和說理之書的“雙重身份”。據《朱子語類》卷六十六“卜筮”條,一方面,朱熹明確提出“《易》本卜筮之書”,“本”字說明要歷史地看待《周易》經傳,打破了“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的局面。另一方面,他重新拈出孔子、《易傳》以來的思想,指出卜筮之書并不會因其外在形式而失去價值,因為“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朱熹沿襲張載《正蒙·大易》之“《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于卦”的觀點,提出人們應當透過現象看本質,從占卜之用的卦爻辭看其對人倫社會道德的推崇,所以他在《周易本義》中屢次強調“占者有其德”。隨著程朱理學成為官學,朱熹此說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千百年來,經過歷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周易》的性質及其學術面貌基本得以澄清,在這一曲折過程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們對占卜與德行之間關系認識的深刻變化。朱熹在承認“《易》本卜筮之書”的同時,也強調“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并非單純的調和論,而是回歸孔子、《易傳》的思路,對于《周易》具有卜筮、重德兩種價值觀的確認。但歸根結底,無論是孔子還是朱熹,最終還是強調卜筮是君子之用,而重德才是君子之本,這正與儒家倡導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傳統(tǒng)占卜文化與互聯(lián)網結合衍生的亂象治理與理性認知“自強”

當今網絡占卜形式多樣、內容駁雜,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年輕網民參與其中,樂此不疲。實際上這種現象是傳統(tǒng)占卜文化與當今互聯(lián)網結合的時代產物,對占卜活動的依賴,也投射出當今社會人們面對現實焦慮和困惑時,渴望尋求心理依賴與精神寄托的愿望。但是,網絡占卜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也存在著諸多消極因素。一是不少網絡占卜充斥著低俗、有害的信息,宣揚消極的人生觀、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背道而馳。二是網絡占卜容易滋生違法犯罪行為,如利用網絡占卜虛構事實,以轉運等理由騙取錢財,社會危害性不言而喻。三是對受害者個人及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據警方提供的案例,不少受害者由于身患重病、疑難病,自覺求醫(yī)無望轉而投向網絡占卜,而不法分子正抓住這種心理,大肆攬財,輕者致使受害者遭受經濟損失、家庭關系受損,重者則可能導致受害者家破人亡,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因此,針對網絡上日益活躍的網絡占卜活動,多方綜合治理勢在必行。首先,要把網絡占卜“從邊緣地帶拉回法律聚光燈下”,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把該行為明確納入法律調整范圍,劃出網絡占卜的邊界和禁區(qū)。其次,司法、執(zhí)法機關應當切實履行職能,針對花樣百出的非法網絡占卜活動加強監(jiān)管,對騙取他人錢財、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堅決打擊。此外,學校和家庭也應當積極參與,向未成年人傳播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但最終的責任主體還是我們自己,作為新時代的公民,應當自覺樹立科學觀念,提高人文素養(yǎng),從而提高辨別力。而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應當發(fā)揮積極的重要作用。

占卜文化存在于人類不同文明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它是人趨吉避兇這一樸素愿望的直接反映。《周易》作為中華文化中歷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傳統(tǒng)經典之一,其成書之初就有著卜筮的功用,但其價值絕不僅限于此。從《周易》卦爻辭對道德的宣揚,到孔子“觀其德義”的態(tài)度,再到《易傳》“與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理念,均昭示著古代先民敬天重德的精神境界。此后歷代仁人志士,也不乏以《周易》經傳中的名言警句作為座右銘者。在《周易》所構筑的世界中,天意固然有玄遠難測的一面,但是人依然有發(fā)揮能動性的空間,而這種能動性就是體現在“德”上。德行高尚的君子,即使卜之不利,但仍然能夠通過修身自省、夕惕若厲而化解禍端,而那些汲汲營營的小人,即使卜得大吉,但仍有可能遭遇災兇?!吨芤住分?ldquo;易”強調變化,其真義就在于此。正如《乾卦·象傳》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強健有為,君子的行事也需合乎于此,所謂“自強”,不是“天”使之強、“神”使之強,而是不斷自我勉勵,鼓舞干勁。因此,我們應當正確認識我國傳統(tǒng)文化,汲取其中符合時代發(fā)展潮流的有利因素,堅信“天上不會掉餡餅,努力奮斗才能夢想成真”,始終堅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和理念,時刻葆有昂揚向上、勇于拼搏的斗志和勇氣,同時積極、自覺地提升、增強自身的文化素養(yǎng)、科學意識以及明辨是非、真假的能力,抵御網絡上的消極甚至違法內容的不良影響。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李筱藝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②[宋]朱熹:《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④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容肇祖全集》(六),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

⑤張濤:《易學研究新視野:從綜合百家到融通三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責編/常妍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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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