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對于外國人犯罪的法律懲處逐步予以確立和完善，古代涉外司法案件與邊疆穩(wěn)定、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為歷代統(tǒng)治者高度重視。歷代王朝既注意堅持司法主權，也采取因俗而治的變通辦法。涉外司法案件中體現(xiàn)的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也對近世中外關系的變化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涉外司法 司法主權 中外關系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古代涉外司法制度是歷代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國家政治制度、對外政策緊密關聯(lián)。唐朝以來，歷代王朝對外國人在華犯罪做了法律規(guī)定，并逐步調(diào)整完善。涉外立法及司法實踐反映了“大一統(tǒng)”國家“華夷一體”與因俗而治相結合的治理理念，中西司法交涉中的碰撞與沖突，也對近世中國對外關系的演變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唐宋“化外人有犯”條的設定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往自古有之，尤其是唐朝以來，隨著國力增強，統(tǒng)治者對待外來文化采取開明的態(tài)度，大量外國人來到中國，導致涉外案件大增，唐朝因此在立法上注重加強對外國人犯罪的管理。《唐律疏議·名例律》“化外人有犯”規(guī)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這里的“化外人”不單指外國人，而是泛指處于中央王朝教化不能到達地方的人：“‘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梁啟超在《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中談到：“‘化外人’的規(guī)定，是為唐律所特有，還是因襲前代成文，今不可考。”唐朝“化外人有犯”條在法律適用方面實行屬地法和屬人法相結合的原則：“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即屬人法原則，以當事人所屬國家的法律制度來解決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異類相犯者，若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各不相同，因此只能適用唐律，即屬地法原則。唐朝在關于外國人在華犯罪的立法方面，既堅持了本國的屬地法權，又尊重了外國的風俗習慣。在司法實踐方面，唐朝在廣州設置蕃坊，作為專供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僑居的社區(qū)，蕃坊內(nèi)由唐朝政府任命伊斯蘭教判官一人，“依伊斯蘭教風俗，治理穆斯林”。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其游記中描述：“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能依《古蘭經(jīng)》、圣訓及伊斯蘭教習慣行事。故伊拉克商人來此地方者，皆頌聲載道也。”

《宋刑統(tǒng)》中“化外人相犯”的律文與《唐律疏議》完全相同。日本學者桑原隲藏認為，宋朝對僑蕃“甚蒙優(yōu)遇”，在涉外司法方面，與唐代相比，“宋代則尤寬，蕃漢之間有犯罪事，茍非重大之件，亦聽以彼等法律處分”。比如，《宋史·外國傳》日本國條載，淳熙二年（1175），日本船員滕太明打死宋人鄭作，如此重罪，宋孝宗卻準予將人犯帶回日本處置。在對來華外國人采取優(yōu)待政策同時，宋朝也注重對司法主權的維護。對于宋代蕃坊的司法情況，宋人朱彧記載：“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蕃長多由穆斯林居民中選出，由宋代官方任命，服務于大宋朝廷，著裝打扮也要“巾袍履笏如華人”。蕃坊中外僑犯徒以下罪者，由蕃長自行處理和執(zhí)行，徒以上罪，則由廣州官府審問決斷。有些地方官也堅持對司法主權的行使。據(jù)《宋史》記載，王渙之在廣州任廣南東路經(jīng)略安撫使，發(fā)生“蕃客殺奴”之事，市舶使依據(jù)舊例“止送其長杖笞”，王渙之認為不可，“送有司論如法”，結果“諸番知畏”。汪大猷知泉州，泉州當時各國客商數(shù)以萬計，舊例外商“與郡人爭斗，非至折傷，皆以牛贖罪”，汪大猷認為外國人“在吾境，當用吾法”，堅持對外商犯法繩之以中國法令，那些滋事好斗者“始有所憚，無敢斗者”。

明清涉外立法及司法實踐

明朝對外交往更加頻繁，《大明律·名例律》“化外人有犯”條稱：“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據(jù)《大明律集解附例》纂注：“化外人即外夷來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處各地方者皆是”，此類人犯罪，一律按明律擬斷，以“示王者無外也”。這是將唐宋屬人和屬地相結合的管轄方式變成純粹的屬地管轄原則，從立法上體現(xiàn)了明朝對司法審判權的強化。16世紀，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在對澳門葡萄牙人的管轄方面，明朝政府堅持行使司法主權。萬歷十年（1582），兩廣總督陳瑞召集澳門主教、民政長官等，“詰責葡人自由行使法權之不法”。萬歷三十六年(1608)，澳葡當局對一名首犯判刑，部分葡人因此鬧事，澳門陷入混亂。香山知縣蔡善繼制定《制澳十則》，主張對澳門葡人嚴加管制，葡人不服，“叫囂將為變”，蔡善繼“單車馳往”，“縛悍夷至堂下，通笞之”。因為以往葡人沒有受笞刑者，蔡善繼此舉，令“夷人懾之，故帖息”。同時，明朝審理涉外司法案件的方式也比較靈活，對涉及到使臣等群體的案件，從維護雙方外交關系等因素考慮，明朝也將犯人交所屬國處理。成化四年（1468），日本使臣清啟所率使團“傷人于市”，中國地方官請治其罪，清啟要求將兇手帶回本國處置，結果，“帝俱赦之”。

《大清律例》“化外人有犯”條承襲明律，規(guī)定：“凡化外來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清朝認為，“化外人既來歸附，即為王民”，也就是將“化外來降人”視同內(nèi)地民人，因此適用大清律。清朝繼續(xù)加強涉外法律建設，堅持行使司法主權。在處理澳門葡萄牙人犯罪方面，乾隆八年（1743），澳門華人陳輝千與葡人晏些盧發(fā)生口角，晏些盧用小刀戳斃陳輝千。澳葡當局想把兇犯自行收管，兩廣總督策楞認為，對于外國人犯的收禁成招等環(huán)節(jié)，“原不必悉照內(nèi)地規(guī)模”，但是對于兇犯，應當按照《大清律例》將其處以絞刑，并于次年正月派地方官在澳門處死晏些盧。策楞并奏準乾隆帝，以“上申國法，下順夷情”為原則，以后澳門華人和葡人發(fā)生謀害斗毆等案，若葡人罪應斬絞者，由香山縣訊明后上報督撫，督撫復核后，令地方官會同葡方“將該犯依法辦理”。乾隆帝“詔可其奏，著為令”。此即著名的乾隆九年定例。“一命一抵”此后成為官府處理澳門同類案件時的原則。乾隆十三年（1748），華人李廷富、簡亞二被葡萄牙士兵亞嗎等毒打致死，澳門總督梅內(nèi)澤斯將死者尸體扔入大海，并藏匿罪犯。經(jīng)中方多次交涉，澳葡交出兇犯，但很快就借故擅自將兇手流放地滿。乾隆帝申飭廣東巡撫岳浚辦理錯誤，指出外國人來到中國，“理宜小心恭順，益知守法”，對于兇手“自應一命一抵”，若只是流放國外，如果彼國置之不問，則對死者無異草菅人命。他指出，以后類似案件，“務按律定擬，庶使夷人共知畏罪奉法”。乾隆十四年（1749），澳門同知張汝霖和香山縣令暴煜制定《澳夷善后事宜條議》，其中第五條明確規(guī)定，在澳外國人罪應斬絞者，照乾隆九年定例，復核后由地方官會同外方依法辦理。若犯軍流徒罪，將人犯就近訊供，交外方羈禁收保，聽候批回后，地方官督同外方自行發(fā)落。如系杖笞人犯，由外方訊供并將結果報中方，中方核明罪名后，由外方照擬發(fā)落。這一規(guī)定覆蓋從死刑到徒流笞杖刑，是對乾隆九年定例的有力補充和擴展，進一步確定了澳門涉外刑事案件的處理原則和方式，展示了清朝在澳門的司法主權。

此外，對于外國人之間的犯罪，清政府并未拘泥律例，往往根據(jù)政治等的需要予以靈活處理。乾隆十九年（1754），法國時雷氏槍傷英國水手波郎，致其身死，上諭認為，“外洋夷人，互相爭競，自戕同類，不必以內(nèi)地律法繩之”，準將罪犯帶回法國，令“其自行處置”。對于華人殺斃外國人的情況，中國政府強調(diào)司法處置的公平，乾隆五十年（1785），一名英國水手在黃埔為華人所殺，廣州地方官當即緝拿兇犯處死。乾隆帝強調(diào)：“中國撫馭遠人，全在秉公持正”，因此，“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古代涉外刑事案件審理的特點

中國古代涉外刑事案件的審理受中外關系的影響，是歷代王朝對外政策在法律上的體現(xiàn)，為歷朝統(tǒng)治者高度重視，從具體司法實踐來看，包括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中國歷代政府對于司法主權的堅持。涉外刑事案件的處理與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息息相關。唐律“化外人有犯”條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充分考慮了別國國情，體現(xiàn)了唐代開放包容的特點在立法方面的展示，“化外人有犯”條也被稱為“唐律中最優(yōu)美之條文”。明清涉外法律堅持國家法律的統(tǒng)一和嚴肅性，是中國立法史上的進步，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對于外國覬覦甚至挑戰(zhàn)中國司法管理權的行為，明清政府態(tài)度強硬，予以堅決回擊，清朝涉外刑事審判確立的“一命一抵”原則，其目的主要在于昭示“天朝體制森嚴”，如同道光帝所說：“撫馭外夷之道，柔之以所貪，尤必制之以所畏”，以法律手段強化對在華外國人的司法管轄，顯示出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司法主權的強烈意志。

其二，羈縻之道下的“因俗而治”。在朝貢體系和天下觀的影響下，受羈縻制度的影響，中國古代的涉外司法制度也體現(xiàn)出“因俗而治”的特點。唐宋時期的藩坊制度，尊重外國人的風俗習慣，其內(nèi)部民事糾紛由蕃長自行處理。明清政府高度重視對宗藩關系的維系，對藩屬國實行“不干涉內(nèi)政”的原則，對外國人的司法管轄也表現(xiàn)出“因俗而治”的現(xiàn)象。除前面列舉諸例外，再如嘉慶十二年（1807），朝鮮國人白大賢等五人在中國犯走私貿(mào)易罪，嘉慶帝令把五人犯交“該國王自行查照定例，分別懲治”。美國學者愛德華認為，“在某些方面，中國政府在法律上給予西方人的待遇，與他們給予自己人民的待遇相比，要更為寬大，或者說更為有利”。

其三，中西司法交涉的碰撞與沖突。明清以降，隨著國際交往日益增多，中外關于司法問題的沖突不斷，涉外案件的處理也變得日益復雜。如英國企圖脫離中國司法管轄，多次企圖說服中國政府同意其對在華英國人行使刑事管轄權。乾隆四十九年（1784），英國商船“休斯夫人”號在廣東鳴放禮炮，誤傷內(nèi)地民船水手吳亞科、王運發(fā)，致其身死，英人將炮手藏匿，乾隆帝指示兩廣總督孫士毅稱：“尋常斗毆斃命案犯，尚應擬抵”，結合當時對外國人違禁傳教的治理，他認為“現(xiàn)在正當查辦西洋人傳教之時，尤當法在必懲，示以嚴肅”，清政府最后將英國交出的頂包船員處決。英國人認為炮手系無心斃命，罪不至死，清廷這種“一命一抵”政策并不公平。“休斯夫人”號事件后，兩國司法案件交涉沖突不斷，英國持續(xù)貶斥清朝法律制度，外國水手靠本國包庇逃脫懲罰，也讓中國人排外情緒日漸高漲。道光十九年（1839），英船水手在九龍尖沙咀打死農(nóng)民林維喜，欽差大臣林則徐請人翻譯瑞士法學家滑達爾《國際法》一書中的重要條文，認為根據(jù)國際法準則，“外國有犯者，即各按各犯事國中律例治罪”，因此向英國駐華商務總監(jiān)義律要求交出兇手。義律以領事裁判權為由，拒絕以兇手抵死，要求自行審判兇手。雙方為了交出兇手而引發(fā)的爭端，為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埋下伏線。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被迫給予列強在華以治外法權，中國獨立的司法主權由此被破壞。這也說明，國家主權的維護必須以強大實力作為后盾。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宋]朱彧著、李偉國點校：《萍州可談》，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②[日]桑原隲藏著、陳裕菁譯：《蒲壽庚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③《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④[美]愛德華：《清朝對外國人的司法管轄》，高鴻鈞、高道蘊、賀衛(wèi)方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tǒng)》，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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