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克馬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對世界文學地圖的這種繪制顯然是受到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勢的影響，因此佛克馬覺得應該從理論的根子上尋找原因并予以駁斥。在另一篇專門討論新世界主義的文章中，佛克馬更為直白地從文化相對主義的視角質疑了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普遍性，他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的論點已經在歷史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概念那里得到了支持，這兩種觀點強調的是種族上和文化上有著差別的族群的獨特品質。”[9]當然，就其反對某種文化專制主義而言，這兩種觀點無疑有著一定的共同性和進步意義。但是，他認為，建構一種新世界主義在這方面也許更加奏效，因為在世界主義看來，“學會處理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也是一種社會的政治的需要，這個問題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10]因此，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下觀”更加具有這種世界主義的萌芽。“在中國傳統(tǒng)中，歷史的層面主導了地理上的分布。整個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據一種文化模式得到解釋的，如果一個人生活在野蠻人中的話，儒家人性的原則也會適用。中國思想的普遍主義特征直到本世紀才受到一些類似歐洲的文化相對主義發(fā)展而來的觀念的挑戰(zhàn)。佛教禪宗這另一個偉大的傳統(tǒng)也像儒家學說一樣具有普遍主義特征。”[11]他還認為，過去西方歷史上曾出現并在一戰(zhàn)前風行的那種老的“膚淺的世界主義不過是法國、英國和西班牙殖民主義文明的一個產物。由于這種老的世界主義依賴西方的霸權，因此它是不可能被允許卷土重來的”。[12]確實，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浪潮風起云涌，人類社會也出現了一些超越民族主義之局限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共同價值的現象，因此建構一種新的世界主義就勢在必行。在佛克馬看來，這種新的世界主義“應當擁有全人類都生來具有的學習能力的基礎。這種新世界主義也許將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與全球責任相關并尊重差異的成規(guī)”。[13]也就是說，這種新的世界主義已經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它吸納了一些西方世界以外的共同價值觀和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與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在佛克馬看來，

有著好幾種理論源頭的新世界主義在某些方面也與現代主義的遺產有所關聯。事物的意義之屬性是臨時的，但也總是可以修正的，因為其基本的態(tài)度是通過考驗和失誤而習得。人們的頭腦總是向著新的經驗開放；認知的情感的自我正期待著新的發(fā)現。這些新的經驗并非僅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應當包括與其他文化的接觸。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們設計了東方主義的概念和西方主義的概念，如果恰當的話，我們也可以嘗試著建構新世界主義的概念。[14]

佛克馬認為，老的世界主義產生于西方的土壤里，之所以有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根基與古希臘先哲們狹隘的眼界和思維模式不無關系。而在當今全球化時代，面對東方文化的崛起和東方文學在全世界的傳播，世界文學的繪圖也應該更新，因此，建構一種新世界主義將為之提供理論基礎，至少可以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這樣，經過佛克馬的改造和重新建構，這種文化相對主義就轉而以一種新世界主義的面目出現了。它非常適用于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的精神，對于徹底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有著強有力的推進作用。應該承認，這些先驅者們的努力為后來東西方學者的世界文學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繪圖

回顧世界文學概念190多年的歷史演變，我們不得不承認，提出這一概念并不意味著我們僅僅要多讀一些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按照美籍意大利裔世界文學研究者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的考察，我們今天一輩子所能閱讀的世界文學作品，哪怕是通過翻譯來閱讀，也只占真正的世界各國文學中的極小一部分，大約連1%都難以達到，而絕大多數民族／國別的多達99%以上的文學作品，則是我們無法閱讀的，因為它們由于種種原因被文學的屠宰場殘酷地“屠宰了”，或者說被我們讀者全然忽視了。因此他認為，為了了解這99%的世界各國文學，我們只有采用一種遠距離的閱讀方法來把握其概貌，也即通過某種技術的手段來代讀這些作品。于是，他提出一種運用大數據分析歸納的方法來了解這99%的文學的概貌。[15]毫無疑問，這99%受到忽視的世界文學作品必然也包括長期被西方中心主義“邊緣化”的中國文學作品。由于在西方的東方學研究界占主導地位的東方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的一個變種的作祟以及合格翻譯的缺席，大部分中國文學作品都沒有被譯成英語等世界上的主要語言，這與西方文學作品及人文學術著作充斥中國的圖書市場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造成的一個必然后果就是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僅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這無疑與廣袤無垠的地理上的東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若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格局，就得從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入手。

因此，正如莫瑞提所指出的，“世界文學不能只是文學，它應該更大……它應該有所不同”，因為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他們對世界文學的理解也是千差萬別的。在莫瑞提看來，世界文學的“范疇也應該有所不同”，[16]因為“世界文學并不是目標，而是一個問題，一個不斷地吁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通過閱讀更多的文本來發(fā)現一種方法。那不是理論形成的方式；理論需要一個跨越，一種假設——通過假想來開始。”[17]也就是說，通過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來改變現有的不合理的世界文學格局。因此，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得從西方學界本身入手。確實，在莫瑞提以及另一位美國學者戴維·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有力推進下，世界文學于本世紀初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及其在文化上的反映再度成為一個問題導向的理論課題。它不僅吸引了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學者的關注，同是也激發(fā)了文學理論學者的興趣，甚至連那些傳統(tǒng)的國別文學研究者也試圖乘著全球化的東風，將本國的文學介紹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理論意識中。

世界文學在中國也并非一個全新的話題，而是一個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理論概念。一大批先驅者為之進入中國并挑起這方面的討論而作出了奠基性貢獻。根據現有的研究資料顯示，世界文學作為一個理論概念于20世紀初被介紹到了中國，在這方面，諸如黃人、陳季同、魯迅、王國維、馬君武、鄭振鐸等人都為之在中國的駐足推波助瀾。[18]實際上，在那前后，中國學界已經掀起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翻譯西學的運動，一大批西方文學的經典著作以及人文思想家的著作通過翻譯的中介進入了中國，大大地開闊了中國作家和人文知識分子的視野，使他們帶有了某種世界的意識。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在那場大規(guī)模的翻譯運動中，譯介到中國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和人文學術著作都出自西方作家和理論家之手，只有少數來自俄羅斯和日本以及東歐的一些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進入了翻譯者的視野。因此在不少人看來，世界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西方文學的一個代名詞，東方國家的文學在其中根本微不足道。由此可見，不僅是在西方學界，而且在中國的世界文學翻譯和研究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依然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甚至不少中國學者都認為，翻譯西學就等于是翻譯世界文學經典和人文學術著作杰作。但是，在中國學界，西方中心主義與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博弈從來就沒有停止。在這方面，魯迅堪稱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一位先驅者，這主要體現于他的翻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