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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黨解放思想的三重邏輯

干事創(chuàng)業(yè),思想先行。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歷程中,解放思想始終貫穿其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拓創(chuàng)新謀發(fā)展、繼往開來謀新篇的重要法寶。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黨和人民事業(y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深刻意蘊,需要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的互動交織中深度考量,以確保解放思想的引領力和凝聚力充分涌流,獲取有效化解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zhàn)、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重要思想條件。

理論邏輯: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源頭活水”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秉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經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fā)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又客觀地指明:“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這“一正一反”的論述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解放思想的生動詮釋,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解放思想樹立了光輝典范。馬克思恩格斯從來都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論范式,總是在不斷解放思想中推動自身學說的發(fā)展和完善。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博大體系中,深蘊著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源頭活水”。

從馬克思主義視閾看,“思想”一詞有著明確的理論意涵。一方面,思想是隸屬于精神層面的社會意識,總是反映著特定社會現實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另一方面,思想又對特定社會現實的經濟和政治產生一定的影響,進而產生對社會現實的引領之力。因而,思想的流變與社會現實的變遷總是處于一種共生共變、相互激蕩的辯證關系之中。每到歷史變革的重大關頭,總有解放思想的勃興相伴隨。需要指出的是,思想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失去創(chuàng)造性的意義維度,“思想”只能淪為局限于描述層面的“映像”,從而喪失其對社會現實的引領之力。解放思想的本質訴求即是基于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規(guī)定啟動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進而在思想領域率先形成先導性的觀念變革,以引致社會的變遷和進步。

主觀與客觀相契合是解放思想的認知規(guī)定。人類社會的歷史變革是動態(tài)的,在不同的歷史變革條件下,社會現實的持續(xù)變遷要求生成與之相匹配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要求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相契合。解放思想由于具有充分釋放思想創(chuàng)造力的功能,因而能夠成為調適主觀與客觀之間矛盾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論,在不同的歷史變革階段,主觀與客觀的矛盾會呈現出不同的新變化和新特征,即便是同一變革階段的不同時段,也會出現各有側重點的現實發(fā)展訴求;而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不斷呈現的階段性特征,為解放思想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務,促成了解放思想的主題和重點的變化,賦予了解放思想以具體的、歷史的內容規(guī)定性。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隨著每一次社會秩序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fā)生變革”。換言之,解放思想必須從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現實出發(fā),始終以不斷變化著的客觀實際為著眼點,摒棄主觀偏見和思維定勢,對以往的錯誤認識或片面認知進行糾偏,不斷實現思想與實際、主觀與客觀的同頻共振,這實際上就落地到了解放思想的歸宿——實事求是上,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深刻指明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

“破”與“立”的辯證統一是解放思想的內在訴求。從主觀與客觀相契合的認知規(guī)定看,解放思想即是不斷“破”除不切實際的理念認識和主觀偏見,變革思維方式,改造精神狀態(tài),確“立”符合時代發(fā)展要求的新理念新觀點和新要求。可見,解放思想有著深刻的辯證法意蘊,其內在訴求是“破”與“立”的辯證統一,正如馬克思所言:“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必然的否定的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解放思想首先具有“破”局的要求,因為解放思想是一種辯證的揚棄,是在對現有理念認知和客觀實在進行全面審視和評判的基礎上采取的或吸納、繼承,或改造、整治,或摒棄、拋卻的思想態(tài)度。同時,解放思想也具有“立”論的訴求,任何時期的解放思想無不經過“破”局和“立”論的環(huán)節(jié),無不包括否定和肯定的過程。在“破”與“立”的辯證運動中,解放思想通過兩種向度的批判——“向外的批判”和“向內的批判”得以進一步彰顯自身,向外的批判主要針對既有的理念認知和客觀實在,是確保思想與社會現實同向同行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向內的批判主要針對思想本身,是確保思想在自我揚棄中保持活力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向外的批判和向內的批判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兩者歷史的、動態(tài)的統一形塑了解放思想的完整意蘊。

實踐是解放思想得以啟動和激活的中介力量。主觀與客觀相契合、“破”與“立”的辯證統一不是自然發(fā)生的,而是需要一定的中介力量,這一中介力量即是實踐。實踐作為主觀見之于客觀、客觀“進駐”主觀的活動,具有直接現實性的特質和品格。正因如此,實踐得以勾連人的思想與現實,融匯人的思維與環(huán)境,實現主觀與客觀、“破”與“立”的聯通,賦予主觀與客觀相契合、“破”與“立”辯證統一為具象化內容。誠如馬克思所言:“環(huán)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進而言之,實踐作為觀念得以對象化的根本路徑,不僅可以使思想的正確性得以檢驗,而且可以使思想的功能在解放思想中進一步詮釋和發(fā)揮。思想的功能包括現實的“觀念化”和觀念的現實指導性兩個方面。主觀與客觀的契合,“破”與“立”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其實就是現實的“觀念化”和觀念的現實指導性的互動演進。作為一種中介力量,實踐的重要使命就是啟動和激活解放思想的演進程序。

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歷史經驗的凝結

中國共產黨在破除“本本主義”和洋教條的禁錮中開啟解放思想的歷程。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20世紀上半葉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適時的思想儲備。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但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和中國實際的省察均不到位,難免出現“本本主義”的思想傾向。特別是當時,由于缺乏經驗,也時常將共產國際的指示與蘇聯革命的經驗奉為圭臬,存在著照抄照搬洋教條的思想傾向。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既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的既有結論,也不執(zhí)念于國際共產主義的既有經驗,而是基于中國的客觀實際,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嶄新道路,創(chuàng)立了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大理論成果。延安整風運動是20世紀上半葉又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共產黨為清除造成黨的歷史上“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將矛頭對準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破除一系列錯誤思想傾向的禁錮中夯實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實現了全黨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上的空前團結,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統一的思想基石。

中國共產黨在破除思想僵化中發(fā)出解放思想的時代強音。面對“文革”之后中國思想領域的僵化局面,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推動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不啻為新時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不啻為新時期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鄧小平同志從理論上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由此創(chuàng)立了鄧小平理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始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從此邁進了“快車道”。進入新世紀,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解放思想中進一步發(fā)展;黨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解放思想中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也在解放思想的歷史接續(xù)中“凱歌行進”。可以說,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我國發(fā)展的歷史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時深刻指明:“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有效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zhàn),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前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中國共產黨在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中再奏解放思想的旋律。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沖破陳舊的思想觀念的障礙,再奏解放思想的旋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回應時代的發(fā)展和人民的訴求中,創(chuàng)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實現了歷史性變革和歷史性成就。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新發(fā)展階段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系統觀念,注重多方發(fā)力,聚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不斷以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推動全黨全社會的思想解放,帶領人民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

現實邏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實踐路向

首先,解放思想要“守正”,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為思想前提。馬克思主義以其科學性、實踐性、人民性和開放性等特質,在近代多元思潮的激烈“競爭”中“勝出”,最終被歷史和人民選定為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指導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所要堅持的主觀理論與客觀實際相契合、“破”與“立”的辯證統一,始終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內進行調適和實現,否則就超出了邊界。解放思想的閘門一旦開啟,邊界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梢韵胂螅绻坏┢x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解放思想就會演變?yōu)?ldquo;胡思亂想”,不僅無法有效發(fā)揮其正向價值,甚至還會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置于危險的境地。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規(guī)制著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性質和方向,使解放思想能在“守正”中實現創(chuàng)新性的邏輯展開。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必須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將之作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貫穿始終;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不斷從中汲取科學智慧和理論力量”,不斷堅持真理,擦亮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底色。

其次,解放思想要“破舊”,即以打破思想束縛為關鍵環(huán)節(jié)。人往往是觀念的囚徒,解放思想就是“讓思想沖破牢籠”。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逐漸破除脫離客觀實際的舊觀念和思維定勢,打破固化的思想束縛,這是解放思想的“破”與“立”的辯證統一的基本維度。鄧小平同志曾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打破思想束縛于黨和國家事業(yè)的價值不言而喻。事實上,解放思想這一命題本身就蘊含著打破思想束縛的含義,解放思想成立的邏輯前提就是思想受到了束縛,否則也就不存在解放思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解放思想也就無從談起。因此,解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直面積弊已久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以打破落后思想的束縛為關鍵環(huán)節(jié),使人們的思想可以“遨游”在新的天地,指導新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坐失良機。”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思想中要善于破除制約發(fā)展的陳舊觀念和思維定勢,善于準確識變,精準定位實踐變化中的落后觀念;同時,要科學應變,做到在辯證地揚棄中適時“破舊”;要主動求變,堅決破除不適應新時代發(fā)展要求的條條框框和思維定勢的束縛。

再次,解放思想要“納新”,即要以研究新情況為重要方式。中國共產黨要想推動思想解放,解決“認識端”的問題,必須立足于“實踐端”,把理論交給實踐去閱讀,把主觀交給客觀去審視。可見,解放思想的重要實現方式就是立足新情況、新變化,在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深入實踐中獲取第一手的素材和資源,這既是解放思想確立新理論的現實依據,也是解放思想得以實現的根本路徑。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明:“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換言之,解放思想最終要“落地”到實事求是上,否則解放思想就可能成為一朵不結果實的“花兒”。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我國社會發(fā)展面臨著諸多新情況、新變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fā)展仍然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zhàn)都有新的發(fā)展變化。”這是基于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統籌考量而作出的新判斷,為新一輪解放思想提供了新場域和新實踐。

最后,解放思想要“解題”,即要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最終歸宿。解放思想由問題導航,并著力于問題的解決,通過對現實問題的“解題”,把解放思想的效度落到實處。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明:“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fā)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這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務,即在社會主要矛盾的總問題下聚焦各個領域的具體問題,破解我國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解決重點領域關鍵環(huán)節(jié)的艱巨改革任務、有待提高的創(chuàng)新能力、任重道遠的環(huán)保任務、存在短板的民生保障等問題。概言之,解放思想的最終指向是在聚焦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實現“破題”和“解題”的統一。只有在不斷的“破題”和“解題”的過程中,才能達致主觀與客觀的動態(tài)契合,實現“破”與“立”的具體統一,解放思想的價值意蘊才能得以充分彰顯。

(作者為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當代社會主義重點研究基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大研究專項課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創(chuàng)新研究”(項目編號:SDZXWT01)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張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