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 郁建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長 吳結兵
黨的十八大以來，高質量發(fā)展、高水平治理已經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社會治理領域中，一項重要議題就是市域社會治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這是“市域社會治理”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中，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成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加強和創(chuàng)新市域社會治理”，將“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作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主要目標。這些重要論述都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市域社會治理是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市域范圍內的落實和體現。與縣域社會治理不同，市域社會治理把社會治理的重點從縣一級向設區(qū)市一級提升，強調了市級黨委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但與基層社會治理相比，市域社會治理不僅體現在統(tǒng)籌級別的提升，而且具有更加鮮明的問題導向、制度導向和效能導向。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是構建與城市化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zhèn)化進程。從1978年到2020年，城鎮(zhèn)常住人口由1.7億人增加到超過9億人，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84個，全國80%以上的經濟總量產生于城市，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這意味著中國已經由一個農業(yè)社會轉型為城市型社會。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fā)展和人口在城市的大量集聚，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以及社會利益格局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市域成為經濟活躍、社會繁榮的熱土，是社會治理的主陣地。
市域社會治理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就是要管理和回應市域社會的集聚性、異質性、流動性，以及社會風險的外溢性等特征，探索與城市產業(yè)、城市人口、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先進文化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為此，一方面市域社會治理迫切需要加強對市域人口流動、市域社會矛盾、市域社會心理變遷和重大突發(fā)公共安全事件的研究，同時也要加強對城市共同體、社區(qū)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以及社會組織的發(fā)展研究，在市域社會治理中做好秩序和活力的“辯證法”，以活力建設支撐社會秩序，在社會分化中實現新的社會整合，形成社會的有機團結。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心是構建統(tǒng)籌協(xié)調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
社會治理具有兩層含義，即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和具體社會事務治理。一般來說，治理層級越高，越側重于體制機制與制度體系建設，治理層級越低，越側重于具體社會事務的治理。我國市級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承上啟下、統(tǒng)籌地方協(xié)調發(fā)展，2015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作出修改，規(guī)定所有設區(qū)的市均具有立法權，進一步強化了設區(qū)的市在轄區(qū)頂層設計、統(tǒng)籌兼顧的能力。因此，從職責權限出發(fā)，市級黨委政府在市域社會治理中的職責重心是制度建設，是在國家治理的制度框架下，構建上下貫通、統(tǒng)籌協(xié)調的市域社會治理體制機制。
無論是從設區(qū)市的職責定位還是當前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的現實問題來看，市域社會治理都具有鮮明的制度導向。市域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制度建設。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形成市—區(qū)（縣、市）—鄉(xiāng)鎮(zhèn)（街道）權責明晰、高效聯動、上下貫通、運轉靈活的治理體系，整合各層級、各部門力量形成社會治理合力，在體制機制上解決困擾基層社會治理的“痛點”和“堵點”，賦能基層社會治理，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成效。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路徑是充分發(fā)揮市域優(yōu)勢，實現更高的社會治理效能
數字化是市域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市域具有縣域層級難以比擬的科技人才優(yōu)勢，這為推動現代科技與市域社會治理深度融合提供了現實基礎。同時，市域具有最優(yōu)治理半徑和最大政策邊際效應，是社會矛盾風險排查化解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層級。近年來，基于數字技術的巨大進步和市域人才優(yōu)勢，一些地方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中積極探索數字化社會治理，為社會有序運行提供了堅實保障。同時，數字化社會治理不僅可以解決社會治理碎片化、低效化的問題，還為健全完善政府與社會其他主體的溝通和互動機制提供了可能。
此外，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修改賦予了設區(qū)市在城鄉(xiāng)建設與管理、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的地方立法權，為市域社會治理先行先試、自主創(chuàng)新提供了制度供給，為提升市域社會治理效能提供了法治保障。因地制宜的市級立法有助于將社會治理領域的成功經驗及時總結并上升為法律，也有助于規(guī)范社會治理中各主體的行為，將社會治理各環(huán)節(jié)納入法治軌道。以嘉興市為例，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嘉興市出臺《嘉興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嘉興市犬類管理條例》等，從噪音擾民、文明養(yǎng)犬等社會治理細微處入手，制定適合本地區(qū)情況的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以法治思維校準社會治理實踐、規(guī)范社會行為、引領社會風尚。
由是觀之，市域社會治理具有鮮明的效能導向。市域是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重要匯聚節(jié)點，政治經濟資源相對集中，對基層有著直接且較強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就是要發(fā)揮市域科技、人才、立法等綜合優(yōu)勢，把市域優(yōu)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科技支撐和法治保障。
問題導向、制度導向和效能導向構成了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三位一體”的內在邏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旨在應對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和挑戰(zhàn)，其內涵是探索與城市化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在實踐中構建秩序與活力良性互動的市域社會治理新格局；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心是制度建設，要從市域的權限、職責、優(yōu)勢和實踐需要出發(fā)，在國家治理的制度框架下，構建上下貫通、統(tǒng)籌協(xié)調的市域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制度供給；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路徑是發(fā)揮市域科技、人才、立法等綜合優(yōu)勢，把市域社會治理優(yōu)勢轉化為更高的社會治理效能，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科技支撐和法治保障，確保人民安居樂業(yè)、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