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處于一種超越傳統意識形態(tài)、不僅限于軍事和經貿領域、合作與沖突并存、以大國政治為基本框架的全方位的競爭態(tài)勢和秩序格局。全面競爭不是冷戰(zhàn)思維，而是秩序觀念；不是全面對抗，而是非零博弈；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大勢所趨。它不只是發(fā)生在中美之間，而是遍布大國政治的各個角落。中美大國戰(zhàn)略的摩擦與碰撞，主要受大變局時代背景的變遷、新政治樣態(tài)的出現、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等內外因素的影響。在競爭中尋找合作、在合作中克制沖突、在沖突中謀求發(fā)展，將是未來較長時段內中美最具現實意義的關系模式。只有認清大國競爭的長期性，承認大國博弈的不對等性，保持大國沖突的適度性，維持大國秩序的開放性，倡導大國關系的公平性，中國才能在全面競爭的時代保持和平、穩(wěn)定和長期的發(fā)展。
【關鍵詞】大變局時代 全面競爭 大國政治 大國戰(zhàn)略 后冷戰(zhàn)時代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1
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拉開序幕。有人認為這只是一場商業(yè)競爭，通過常用的談判手段即可達成和解。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新的冷戰(zhàn)，分列陣營、全線較力的鐵幕將再度降臨。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顯然不是。貿易爭端只不過是中美大國博弈的冰山一角，科技競爭、文化競爭、軍事競爭、資源競爭、貨幣競爭、人才競爭、空間競爭等早已悄然鋪開且狀況膠著。而且，這種全面競爭并不僅僅發(fā)生在中美之間，美歐、美俄甚至美日、美印之間同樣沖突不絕、矛盾不斷。中國的情形亦是如此，巨量的商貿總額、驚人的經濟指標、強勁的崛起勢頭，倍感不適的又何止美國？一方面是高度互聯、深度依存的經貿體系，另一方面是方寸必爭、強勢對峙的博弈態(tài)勢。如何理解這種全新的全面競爭格局，如何看待中美大國戰(zhàn)略的摩擦與碰撞，如何定位面向新型大國政治的中國策略，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
全面競爭：后冷戰(zhàn)時代的秩序格局
當代世界處于全面競爭的時代。所謂“全面競爭”是一種超越傳統意識形態(tài)、不僅限于軍事和經貿領域、合作與沖突并存、以大國政治為基本框架的新型競爭態(tài)勢和秩序格局。它不是冷戰(zhàn)，沒有冷戰(zhàn)格局下的劍拔弩張、水火不容、左右對峙；它又勝似冷戰(zhàn)，比冷戰(zhàn)時代競爭得更全面、對抗得更持久。從本質上講，它是超級大國缺位下多極體系的必然結果，是后冷戰(zhàn)時代大國關系的全新架構。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世界都將籠罩在這種全面競爭的世界秩序框架下。
全面競爭不是冷戰(zhàn)思維，而是秩序觀念。二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是以意識形態(tài)為底色、以軍事對抗為表征、以美蘇為核心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格局，是特定時期、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美國與前蘇聯是世界舞臺的主角。由于經濟體量上的對比懸殊，兩國的對抗主要圍繞軍事力量展開，同時帶動其他各國組成對立陣營。在此情境下，冷戰(zhàn)是最具代表性的博弈形態(tài)，是兩個超級大國“在各自盟國內部炫耀彼此互不相容、絕對對峙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不可爭議的霸主地位”[1]。主權國家的安全是大國博弈的主要內容。蘇東劇變后，冷戰(zhàn)格局瓦解，但大國競爭態(tài)勢并未隨之偃旗息鼓。只不過，競爭的戰(zhàn)場由軍事領域轉向經貿領域，競爭的主角也由美蘇轉為美日。美日在軍事實力上毫無可比性，再加之經貿體系的內在依存性，兩國的競爭并未走向全面抗衡。進入21世紀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與美國之間的實力對比差距日益縮小。與此同時，美歐之間的摩擦加劇，俄羅斯也不甘寂寞、動作頻頻，以美、中、歐、俄為代表的實力集團構成的多極化世界體系日趨明顯。顯然，美、中是多極格局中最具實力的兩個大國，甚至有學者提出G2（美中）格局的大膽設想。與專注軍事的美蘇爭霸、主打經貿的美日之爭相比，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呈現另外一番風貌：第一，依存程度更高；第二，整體實力更接近；第三，競爭領域更廣；第四，競爭程度更激烈；第五，競爭時間可能更持久。這一競爭格局完全不同于冷戰(zhàn)格局，甚至都不能借助冷戰(zhàn)思維來理解。
全面競爭不是全面對抗，而是非零博弈。競爭不等于對抗，全面競爭更不意味著全方位的對立和抗衡。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拓展，市場經濟和貿易體系的持續(xù)深化，每個國家和地區(qū)都成為當前龐大世界體系緊密聯系、相互依存的組成部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沒有誰可以脫離這個世界獨自生存，更沒有誰能夠孤立于這個體系之外謀求發(fā)展。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底色和基調，也是所有競爭和對抗的前提和基礎。[2]反恐、反毒、人權、核不擴散等傳統議題的破解，移民難民、重大疫情、科技革命、氣候變化等新興議題的出現，遠非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可以憑一已之力坦然應對。眼下，全球正在面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考驗。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只有溝通、合作、共享、協同，才能渡過難關。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沖突、在沖突中發(fā)展，是全面競爭時代的基本信條和第一原則。
全面競爭不是雙邊關系，而是大國政治。二戰(zhàn)前，歐洲諸侯爭霸，列強紛爭，難分伯仲。二戰(zhàn)后，世界進入冷戰(zhàn)格局，以美國和蘇聯為核心形成了世界范圍的兩大對立陣營，“在隨后的二十年中，冷戰(zhàn)進程被一種超越國家權力的力量驅動著”[3]。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蘇東劇變、日本崛起和“歷史終結論”流行，美日之爭上升為主要矛盾。20世紀9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開啟一枝獨秀、獨霸世界的超級大國時代。進入21世紀，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強國的群體性崛起，美國的相對優(yōu)勢持續(xù)下降，世界進入以美、中、歐、俄為代表的多極化格局。“霸權正在衰退，華盛頓已經意識到所謂‘大國競爭的新時代’的到來，中國和俄羅斯越來越多地利用自己的力量維護利益和價值觀，而這些利益和價值觀往往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沖突。”[4]大國自身的發(fā)展、大國與大國之間的關系成為影響甚至決定整個世界秩序的基本動力和核心因素。一個嶄新的以全面競爭為特征的大國政治時代已經到來。大國政治的框架下，沒有超級大國的唯我獨尊，沒有單一純粹的兩極對立，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水火不容，沒有非此即彼的敵我陣營，只有全面競爭以及建立在全面競爭基礎上的協商、合作與共識。
全面競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大勢所趨。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20世紀初的世界是矛盾叢生、明爭暗斗的多極體系，直至以世界大戰(zhàn)的方式實現終極洗牌。二戰(zhàn)后，以冷戰(zhàn)為主旋律的美蘇兩極體系成為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蘇東劇變后，由美國主宰的單極體系一度是當時世界的顯性特征。直到21世紀，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迅猛發(fā)展?jié)u漸拉近了與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的距離，導致美國霸主地位遭遇實質性沖擊，多極化體系或“無極化”體系開始形成。[5]這也直接導致美國在2017年和2018年先后發(fā)布《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和《美國國防戰(zhàn)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多領域、全方位的“戰(zhàn)略競爭者”。[6]縱觀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世界體系走過了一個多極（混亂）—兩極—單極—多極（競爭）的循環(huán)路線。時代的境遇在變，美國的地位在變，美國的對手們或假想敵也在不斷更替，而唯一不變的就是各國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不論是否承認“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7]新興大國的崛起客觀上難以避免挑戰(zhàn)老牌大國的權威，老牌大國不甘心大權旁落、地位盡失，更不會輕易放棄話語主導權和規(guī)則制定權，必然采取一系列遏制措施確保傳統格局和優(yōu)勢地位，這既是歷史的鐵律，也是現實的邏輯。
由此可見，全面競爭時代的國際政治，不是在爭一時的長短，而是在爭大國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來說，中美之間的競爭與沖突是必然的，是長期的，也是全方位的。短期內不會出現觸底的那一天。哪怕一方暫時領先，另一方也絕不會輕言放棄；哪怕一方已經占據絕對優(yōu)勢，另一方仍會奮發(fā)圖強。
有限合作：中美大國戰(zhàn)略的摩擦與碰撞
在當前全面競爭的秩序框架下，影響力最大、火藥味最濃、表現最為搶眼的大國博弈當屬中美關系無疑。自1979年1月打破堅冰正式建交以來，中美關系轉眼已走過40余年歷程。前10年，中美關系基本處于磨合和探索期。隨后的兩個1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大，市場經濟漸入正軌，中美關系進入深度合作期，并逐漸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系格局，直至成為彼此最大的貿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資國。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兩國之間的摩擦與沖突開始加劇。2010年，奧巴馬政府推出“重返亞太”戰(zhàn)略，旨在平衡和防范中國崛起，兩國在臺海、南海、軍售等問題上一度關系緊張。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更明確地將兩國關系定位為“全面競爭”。[8]自此，貿易爭端、科技爭端、網絡爭端、空間爭端、毀約爭端等沖突不斷，世人擔憂中美將陷入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修昔底德陷阱”。[9]那么，中美關系何以至此，又該如何理解和定位中美這種全面競爭的格局呢？其實，決定兩國關系的無外乎以下兩大關鍵因素：一是時代背景、新政治樣態(tài)等外部因素，二是中美國內政治、自身發(fā)展等內部因素。
當代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20世紀的百年歷史相比，21世紀前20年的國際秩序雖偶有動蕩，但整體趨向平穩(wěn)。國與國之間彼此聯系，相互依存，尤其在面對諸如市場規(guī)則、氣候變化、環(huán)境保護、反毒反恐、重大疫情等全球性議題時，共識、合作與協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雖然受利益分配不均、民粹主義情緒泛濫、極端保守主義抬頭等因素影響，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聲音此起彼伏，[10]但全球貿易體系與市場規(guī)則的整體框架和宏觀趨勢絲毫未變。當然，平穩(wěn)并不意味著沒有變革發(fā)生。在全球化、市場化、資本化等大潮的推動下，以中國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實現了跨越式發(fā)展，生產總額、貿易總額與投資總額不斷拉高，全球經濟占比持續(xù)攀升。全球經濟格局的結構性變遷，帶來了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大轉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隨著全球性挑戰(zhàn)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11]目前，G20的GDP總額已占全球的90%，貿易總額也接近80%，已是最具影響力的全球治理機制，大有將G7取而代之的趨勢。此外，“金磚國家集團、上海合作組織等，對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正在產生重大影響。”[12]不可否認的是，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由歐美發(fā)達國家主導的傳統格局，向大變局時代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國家聯手共治的新格局轉變。
新政治樣態(tài)的出現。當代政治具有傳統政治、后現代政治和后物質政治多重疊加的復合樣態(tài)。首先，這種政治無法劃分敵我。反毒、反恐、難民、移民、疫情防治、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的應對，民粹主義的泛濫、身份政治的崛起、多元文化主義的困境、國家極化的蔓延等政治危機的解決，很難說是哪個國家的問題或者不是哪個國家的問題。[13]每個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身處其中須臾不會離開。其次，這種政治倡導合作。當今全球處于同一個市場規(guī)則和國際貿易體系之中。任何兩國之間的對抗不僅直接損害兩國的利益，更會間接殃及與兩國經貿聯系緊密的其他國家，甚至可能波及全世界。世界任何熱點問題的解決也往往需要大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朝核問題就是例證。最后，這種政治大多屬于內政。當代各國的棘手困境大多發(fā)生在國家內部，如貧富差距問題、失業(yè)問題、環(huán)保問題、移民問題等。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靠尋找一個對手、打敗一個敵人可以解決的。
美國對華政策發(fā)生轉變。制造業(yè)一直被美國看作根本利益之所在。作為冷戰(zhàn)時代后唯一的超級大國，制造業(yè)曾是美國的王牌和驕傲。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制造業(yè)達到頂峰，總產值接近全世界的40%。但進入21世紀不久，這一數值銳減10個百分點到30%。隨著第二個10年的到來，占比已不足18%。與美國的直線跌落相比，21世紀是中國制造業(yè)崛起的時代。2015年，中國的制造業(yè)產量占世界的25%，壓過美國成為制造業(yè)產出最大的國家。[14]制造業(yè)的失勢，引起了以傳統白人為主體的美國保守派的深度焦慮。還有比美國人更了解當年的“日不落帝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敗、將世界霸主的寶座拱手相讓的故事嗎？正所謂成也制造業(yè)，敗也制造業(yè)。于是，如何使“制造業(yè)回歸”，如何扭轉制造業(yè)的“空心化”，[15]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重要前提和必要保障。自奧巴馬時代起，美國就已開始努力。只不過，雖然奧巴馬不懈努力，但收效甚微。在極度失望的“鐵銹地帶”（Rust Belt），傳統白人最終將選票投給了共和黨精英特朗普。重塑制造業(yè)格局是“特朗普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他在競選時就承諾：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是要扭轉中美貿易逆差，而解決貿易逆差的關鍵在于重塑制造業(yè)新格局。[16]
保持高新科技的絕對優(yōu)勢也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最近幾年，中國的國產航母下水、大飛機試飛、高科技企業(yè)相繼崛起、“中國制造2025”的提出，引起了美國精英階層的高度警惕。美國為了確保自己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先進材料等高科技領域的絕對優(yōu)勢，必將對中國采取一系列的以技術保護、出口限制和知識產權保護為主的技術競爭策略。其中，5G通訊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是新一代產業(yè)技術革命的發(fā)動機，更是中美高新科技博弈的前沿戰(zhàn)場。美國先后對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yè)進行強勢打壓，并于2019年2月11日正式啟動“美國人工智能計劃”，以應對中國早在2017年7月就已發(f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fā)展規(guī)劃》。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是美國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戰(zhàn)后日本一度追隨美國亦步亦趨，可一旦觸及這些重要領域，必遭美國的反制和打擊，顯然這與意識形態(tài)毫無關系。
特朗普政府的目標很明確：回歸制造業(yè)的顯著優(yōu)勢，確保高科技領域的壓倒性優(yōu)勢，以振興已呈頹勢的美國。而中國的戰(zhàn)略目標也很明確：中低級制造業(yè)持續(xù)升級，高科技領域不斷突破。如此一來，制造業(yè)與高科技領域必將是大國競爭的主戰(zhàn)場。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雖未必是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戰(zhàn)場敵人，但一定是全面較量、你爭我奪的競爭對手。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戰(zhàn)略就是采取積極主動的對華競爭戰(zhàn)略，綜合運用政治、軍事、金融、外交、地緣等手段，確保以制造業(yè)、高科技領域為首的美國核心利益所在。在這一根本立場上，共和黨與民主黨已達成共識?？梢灶A見，中美的全面競爭格局，不僅會持續(xù)整個特朗普時代，甚至將延續(xù)相當長的時期。
長期以來，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大體分為三大立場：一是價值論。這種立場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中國將走上與歐美相同的方向和道路，與歐美堅持相近的價值觀念，但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他們發(fā)現中國的發(fā)展道路與價值觀念不在其預期之內，大失所望之后轉向支持遏制論立場。二是接觸論。這種立場認為美中是當前國際體系的既得利益集團，有共同的利益，有大量的合作空間，應該共同承擔大國責任，后來發(fā)現合作起來比較困難，悲觀之余開始轉向強硬立場。三是遏制論。這種立場認為美中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利益沖突，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大國地位構成了挑戰(zhàn)，將中國的南海維權行動視為海外擴張的前奏，鼓吹“中國威脅論”，主張對華持強硬立場和遏制戰(zhàn)略。三大立場一直各持已見，爭論不斷。2015年末，美國國內圍繞中美戰(zhàn)略關系是否失敗展開了一場全面而深入的全民討論，達成了如下共識：“接觸”戰(zhàn)略全面失敗、中美進入關鍵轉折期、必須采取強硬態(tài)度成為“建制派、反建制派、民主黨、共和黨以及政界、產業(yè)界的一致呼聲，美國各界一致認為‘中國崛起’正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與挑戰(zhàn)。”[17]一度是“特朗普主義”的策劃者后又與其決裂的美國總統前戰(zhàn)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相信美國與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非此即彼的全面較量，他曾說：“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經濟戰(zhàn)。25年或30年內，我們中的一個將成為霸主，如果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霸主將是他們。”[18]在美國國內，一大批像班農一樣的人認為，中美的對抗勢必將長期持續(xù)下去，“接觸+遏制”（Engagement+Containment）應成為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總基調。但他們同時也認為，中國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國家。
無論持溫和或激進立場，還是持樂觀抑或悲觀態(tài)度，論及中美關系，無法回避兩大基本事實：一是中美之間的全面競爭是真實的，是必然的，更是長期的；二是中美之間的競爭、沖突甚至對抗又以兩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深度依存為前提和基礎。這也意味著，中美關系注定內涵豐富、錯綜復雜、前景微妙，這與以往任何一種大國關系都不盡相同。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沖突，在沖突中發(fā)展，這種新型全面競爭基礎上的最大限度之大國合作，將是未來較長時段內中美最有可能的關系模式。
適度沖突：面向大國政治的中國策略
近30年的國際秩序格局，最深刻的變化是傳統老牌強國的緩慢衰落與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大國的群體性崛起。其中，尤以中國的發(fā)展最令世人矚目。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國際地位的上揚，世界性影響的擴大，作為體量最大、實力最強、后勁最足的新興大國，中國如何界定自身發(fā)展，如何看待自己與其他大國的關系，如何在全面競爭的秩序格局下保持和平、穩(wěn)定和發(fā)展，不僅關系著本國的國運民生，更影響著世界政治格局的可能走向。
認清大國競爭的長期性。首先，全面競爭是新常態(tài)。二戰(zhàn)以后的國際秩序，從兩極體系到單極體系再到多極體系，大國政治的格局與趨勢愈加明顯。與兩極體系下兩大陣營的分立對峙、單極體系下美國的獨霸天下相比，多極體系下各個大國之間既合作又沖突，既競爭又依賴，誰都不再擁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誰也不甘居于他國之后。“一個強大的國家只能在單極體系中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因為在單級體系中它不必擔心來自其他大國的威脅。另一方面，當世界是兩極或多極的時候，大國別無選擇，只能按照現實主義的指令行事，因為存在相互競爭的大國。”[19]尤其是隨著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的全球性角色日漸增多、發(fā)揮的全球性影響日漸增強，中國與其他大國的沖突與碰撞客觀上不可避免。其次，全面競爭不是全面對抗。盡管中美關系以全面競爭為主導趨勢，但全面競爭不是全面對抗，不是全面沖突，不是全面遏制，更不可能是全面戰(zhàn)爭。競爭當中有合作，在合作中雙贏，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美之間在參與全球治理、應對全球性挑戰(zhàn)，以及商業(yè)貿易、文藝體育、學術科研等領域的合作受到全面競爭格局的影響很小。再次，意識形態(tài)不是大國競爭的決定性因素。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和沖突影響著大國政治的走向，但這種作用不是唯一的、決定性的。更務實、更現實主義的因素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中美之間對立的根本動力并非基于意識形態(tài)，而是基于利益沖突。即便是雙方政治體制的差異在此次沖突中也并不占據主導地位。更準確地說，利益沖突在特定情況下會使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體制變成雙方彼此攻擊的工具，但它們本身并非是沖突的根源。”[20]最后，做好矛盾持久、沖突升級的心理準備。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看來，美國對華的強硬政策是由選民驅動、跨黨派、機制化、全國性的變化，不只是由總統個人意志所左右的。誰當下屆總統并不十分重要，即使是民主派總統，對華政策的主基調也不會有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來看，中美關系已經進入“無限期的全面競爭”。[21]如果這一判斷是正確的，那也可以把視野放寬，對于未來全球的大國關系，恐怕需要慢慢習慣兩件事情：一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強硬姿態(tài)會持續(xù)，甚至可能變本加厲，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的當然是中國，也包括歐洲、俄羅斯和日本等；二是美國與其他大國的摩擦和沖突會更多，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值得注意的是，推崇競爭是歐美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據美聯儲的報告，2019年處于財富金字塔最頂端1%的美國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占全國總比的39%，較2013年增加了2.7個百分點。[22]正常來說，美國人會更期望政府采取傾向公平分配的政策，但事實是，多數人支持的是特朗普政府，因為后者更強調競爭，更注重效益。而要想推崇競爭，必須先預設一個競爭對手。顯然，中國是一個足以讓所有美國人確信的強有力的競爭者。崇尚競爭是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傳統（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核心特征，也是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最強國家的關鍵所在，這也被學者們用來解釋為什么美國人比歐洲人更能容忍更大程度貧富差距。崇尚競爭也是歐美保守主義文化所推崇的傳統，中產階級之所以堅定地支持特朗普就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美國整體實力的下降恰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里走的是偏重公平的“社會主義路線”，改變現狀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讓那些依賴福利救濟的人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如此來說，未來中國必將面對一個更加強調競爭的美國。美國的政策轉變也必然會促使更多發(fā)達國家轉而重視與中國的競爭。
承認大國博弈的不對等性。改革開放40余年，中國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部分領域實現了突破性進展，尤其在一些依靠國家力量重點投入的高端領域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但從整體發(fā)展水平和綜合實力而言，我們與美國、歐洲強國之間的差距依然明顯。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的高科技企業(yè)往往傾向于追求短平快、功利化的商業(yè)模式，在基礎科技和尖端技術領域投入不足，短期內無法克服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歐美日的短板。從當前如火如荼的中美競爭態(tài)勢來看，這根本就不是一場完全對等的競爭。相比長期盤踞世界霸主地位、擁有雄厚實力的美國，中國大體處于一種防守、自保的姿態(tài)。對于中美競爭，國家層面的認識是準確的，但在社會上的部分群體中還存在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
保持大國沖突的適度性。對于大國競爭的長期性、大國博弈的不對等性，以及內在要求的沖突等，各方要保持冷靜，訴諸理性，將矛盾與沖突克制在可控范圍，這就是“適度沖突”的真正意涵。首先，認識全面沖突的嚴重性。從經濟規(guī)模上講，美國和中國分屬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貿領域相互依存，相存依賴，“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海外市場和技術來源地，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消費品和資金來源地；中美都在全球產業(yè)鏈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23]如果中美徹底決裂、全面對抗的話，后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其次，平衡維權與維穩(wěn)的關系。在處理有爭議領土問題、爭取海洋權益等問題上，要從長計議，以長遠眼光平衡維權與維穩(wěn)的恰當關系。再次，避免過度宣揚對抗論調和極端做法。同時，不宜過分強調中美在文明類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上的根本性差異。在海外拓展軟實力方面，盡量采取“政府搭臺、民間唱戲”的方式，避免官方直接介入。再者，加大文化交往，逐步消解一些海外對華抵觸情緒。對境外非政府組織（NGO），要合理有度地進行分類管理，適時地、有區(qū)別地、有選擇地加強與世界接軌的深度。最后，高度重視當前中美關系的潛在危險：一是來自美國國內強硬派的激進立場。他們主張以更激烈的對抗來回應中國的崛起和壯大，中國民間也不乏類似聲音。但如此一來，穩(wěn)定、寬松的國際環(huán)境可能遭到破壞。二是來自中國自身的制度特性和改革姿態(tài)。對如何建設一個全面競爭時代的新興大國、如何應對美國的強硬立場、如何在大變局時代同時維護繁榮和穩(wěn)定等重大問題，人們的看法還存在一定的分歧。[24]但必須注意的是，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無法在轉型時刻正確選擇，可能影響持續(xù)發(fā)展的大好勢頭；瞻前顧后、當斷不斷，未能從關鍵節(jié)點合理應對，可能使大國之路錯失良機。
維持大國秩序的開放性。當前的全面競爭與一戰(zhàn)、二戰(zhàn)時期的熱戰(zhàn)模式和二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格局不可同日而語。在熱戰(zhàn)模式和冷戰(zhàn)格局中，每個國家處于不同的陣營，每個陣營都是一個封閉的、相對固定的經濟集團。領頭的國家將經濟訴求注入政治主張，然后迫使政治走向激烈對抗，進而催生出戰(zhàn)爭，最終以戰(zhàn)爭方式實現經濟分贓。當下世界，同樣存在相對敵對、彼此競爭的經濟陣營，但高度自治的市場、深度共享的全球進程、開放透明的規(guī)則體系，使經濟陣營的解構與重組成為其常態(tài)屬性。以經濟驅動政治、以政治誘發(fā)戰(zhàn)爭、以戰(zhàn)爭實現分贓的邏輯已無法推行；也許戰(zhàn)爭還未醞釀成功，最初的經濟陣營已經解散、重組，對立方已然歸屬已方陣營。逆全球化的聲音發(fā)酵之前，歐美發(fā)達國家一直是全球化的首倡者和推動者。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產業(yè)結構和資本樣態(tài)發(fā)生了世界范圍的重大變革，新興經濟體抓住時代契機，不斷謀求更高更快的發(fā)展，美國等傳統強國一貫主導的態(tài)勢和相對利益的優(yōu)勢不斷被削弱。于是，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出現：曾經全球化的倡導者，搖身成為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力軍。[25]在歐美各國的理想設計中，世界秩序原本應當由傳統大國規(guī)劃、設計，是傳統諸強的封閉游戲，新興國家既無實力，亦無資格。顯然，這種觀念與倡導開放、透明、協同、共享的大國秩序理論相背而行。
不同的世界秩序觀念必然影響大國政治的內政與外交。以智造業(yè)為例。中國政府推出的《中國制造2025》方案，讓歐美業(yè)內人士憂心忡忡。其政府擔憂的是：中國的目標絕不僅僅是成為“超級制造大國”，而是要成為“智造大國”。大數據、人工智能、自動駕駛、3D打印、工業(yè)4.0，這是中國下一步追求的重點，同時也是歐美各國所追求的，于是該領域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場域。孰不知，智造業(yè)是一種平行競爭關系而不是水平對抗關系，是一種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中國智造業(yè)的崛起與強大，非但對美國的地位構不成沖擊和挑戰(zhàn)，反而可能為美國的發(fā)展提供借鑒和幫助，甚至兩國可以在協同、分享中獲得共同發(fā)展和進步。換句話說，至少在智造業(yè)領域，兩國是公平競爭：誰有實力，誰就可以搶占先機；誰也無法令對方退出競爭。因為未來智造業(yè)究竟應該走向何方以及能走多遠，目前無法預期。
倡導大國關系的公平性。美國自成為超級大國以來，習慣于在國際事務和雙邊互動中發(fā)揮主導作用，進入21世紀后又一次明確提出要繼續(xù)做下一個百年的世界領導者，不愿容忍其他大國與其平起平坐。而作為發(fā)展中大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切身利益決定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和首要目標。因此，為國內發(fā)展營造和平穩(wěn)定的外部環(huán)境，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出發(fā)點；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策略。傳統大國關系的本質是全球霸權和國際控制，新型大國關系則關注國際協調和責任分擔，以“大國合作、分擔責任、同享利益、共建價值”為宗旨。
綜上所述，一個全面競爭的時代正在迎面走來。這是不以任何國家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不論喜歡與否，都得坦然面對。沒有了冷戰(zhàn)時代的陣營對峙，沒有了單極體系下的一國獨霸，全面競爭時代的大國政治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秩序特征：實力相對均衡的大國平等博弈，共同參與，協商共建；既相互競爭，又彼此合作，同時沖突不斷。雖然這種發(fā)展態(tài)勢為未來提供了諸多可能性，但無論美國還是中國，抑或歐盟和俄羅斯，未來的大國之路必然要以全面競爭為預設前提，行走在有限合作和適度沖突的現實路線之間。由此，防止矛盾激化，積極擴大合作層次與范圍，是符合大國博弈的務實選擇；克制沖突升級，努力防止全面競爭走向全面對抗乃至全面戰(zhàn)爭，是把握大國關系的底線所在。既要仰望星空，懷抱理想，更要腳踏實地，砥礪前行；既要拋棄不切實際的盲目樂觀，也要避免滑向不計后果的激進立場，更不要試圖借助一場“史詩戰(zhàn)爭”畢其功于一役。未來可期，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新興學科培育與建設計劃資助項目和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杰出學者支持計劃資助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DSJCXZ180305）
注釋
[1]［德］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zhàn)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孟鐘捷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1頁。
[2]［英］簡世勛：《世界不是平的》，于展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240～245頁。
[3]［美］約翰·加迪斯：《冷戰(zhàn)》，翟強、張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58頁。
[4]Graham T.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22, No. 2, 2020, pp. 41-48.
[5]［德］海因里希·溫克勒：《西方的困局：歐洲與美國的當下危機》，童欣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72頁。
[6]王建偉：《中美關系進入全面戰(zhàn)略競爭“新時代”？》，《國際關系研究》，2018年第1期，第42頁。
[7]吳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對中美關系發(fā)展的非適用性分析》，《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25頁。
[8]張一飛：《特朗普政府“聯歐制華”戰(zhàn)略的形成與評估》，《國際展望》，2020年第2期，第104～105頁。
[9]胡宗山、余珍艷：《“修昔底德陷阱”與中美關系》，《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3～150頁。
[10]龐金友：《百年大變局與中國方案》，《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7期，第21頁。
[11]《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2019年3月26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0351.htm。
[12]王俊生、秦升：《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機遇》，《紅旗文稿》，2019年第7期。
[13]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 S.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1998, Vol. 60, No. 3, pp. 634-652.
[14]［美］魯奇爾·夏爾馬：《國家興衰》，鮑棟、劉寅龍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74～176頁。
[15]［美］羅伯特·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鄭吉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9～116頁。
[16]夏立平、祝宇雷：《三重壓力視閾下中美貿易沖突的特點與前景》，《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71頁。
[17]謝地、張鞏：《國際貿易和國家利益沖突：中美貿易戰(zhàn)的多重博弈與中國的出路》，《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第4期，第140頁。
[18]［美］艾倫·格林斯潘：《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發(fā)展史》，束宇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408頁。
[19]［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李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0頁。
[20]壽慧生：《中美沖突的本質及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6期，第10頁。
[21]［美］沈大偉：《中美關系進入無限期全面競爭》，http://www.huaxia.com/thpl/mtlj/2019/11/6270781.html，2019年11月11日。
[22]"Survey of Household Economics and Decisionmaking",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consumerscommunities/shed.htm，2020年3月30日。
[23]賈慶國：《國際秩序之變與中國作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第54～55頁。
[24]鐘聲：《挑動中美對抗是危險歧途》，《人民日報》，2019年7月25日，第3版。
[25]［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李楊等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9年，第53～58頁。
責 編／郭 丹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attern and Trend of Major Powers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s
Pang Jinyou
Abstract: Today's world is in an all-round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d order pattern that transcends traditional ideology, is not limited to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trade fields, se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coexist, and takes the major power politics as the basic framework. All-round competition is not a Cold War thinking, but the concept of order; it is not all-round confrontation, but non-zero game; and it is not expedient, but the general trend. It does not just happe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in every corner of major power politics. The friction and collision of the Sino-US strategies will b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evolving background of great changes,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forms, the turn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Looking for cooperation amid competition, restraining conflicts amid cooperation and seeking development amid conflicts will be the most practical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future. China can maintain peac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all-round competition only if it is aware of the long-term nature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recognize the inequality of power game, maintain a moderate scale of power conflict, ensure the openness of power order, and advocate the fairness of power relations.
Keywords: Era of Great Changes, all-round competition, major power politics, major power strategy, post-Cold War era
【作者簡介】龐金友，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學理論。主要著作有《現代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公民與國家：現代西方公民傳統與國家觀念》《政治學理論前沿十八講》《自由多元主義》《自由多元主義的實踐》《悲劇與拒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