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獄中八條”是重慶解放前夕，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先烈們對川東三次武裝起義失敗以及地下黨組織被破壞的反思，重慶歌樂山的英烈們用生命和熱血踐行了“紅巖”精神，體現(xiàn)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著全國十四億人民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革命先烈們留下的這份囑托，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依然有著重要的警示作用。

【關鍵詞】“獄中八條” 黨員干部 黨的建設 警示

【中圖分類號】D262.3 【文獻標識碼】A

重慶解放前夕，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先烈們在犧牲前總結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其中包括“獄中八條”：“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時至今日，這些凝結著革命先烈鮮血的警世之言，依然振聾發(fā)聵，就在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將“獄中八條”一一讀了出來。

“獄中八條”的由來

1948年9月，在成都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共產黨員羅廣斌（著名小說《紅巖》的主要作者）因叛徒出賣被捕，后來被送至重慶渣滓洞監(jiān)獄關押。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至重慶白公館監(jiān)獄。在白公館監(jiān)獄，存在著一個黨的秘密領導小組，而且就在戒備森嚴的監(jiān)獄中，羅廣斌與他的入黨介紹人——被捕前任沙磁區(qū)學運特支書記的劉國鋕、被捕前任重慶北區(qū)工委委員的王樸、被捕前任《挺進報》特支委員的陳然等用秘密方法和其他黨員相互聯(lián)系，交換意見，組織和領導監(jiān)獄中的地下斗爭，并對黨組織的建設問題進行了多次深入的討論。1949年11月27日，在距離重慶解放只有三天的時候，國民黨特務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jiān)獄內的共產黨員和其他進步人士進行了殘酷的大屠殺。當天夜里，羅廣斌帶領十多位革命者成功脫險后，懷著無比悲憤的心情迅速將監(jiān)獄中與同志們的討論，尤其是獄中黨組織對革命工作的分析、總結和建議寫了出來。在重慶解放后的第25天，羅廣斌向中共重慶市委提交了《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報告》有七個部分，現(xiàn)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而第五、六部分已經遺失。內容分別是：案情發(fā)展（《挺進報》被破壞的經過）、叛徒群像、獄中情形、脫險人物、獄中意見等。1989年，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胡康民根據(jù)川東地下黨老同志肖澤寬提供的線索，在重慶市檔案館找到了這份《報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將《獄中意見》中的八條內容進行了提煉，后來被黨史界的專家們稱之為“獄中八條”，它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經驗與教訓，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囑托。

“獄中八條”第一條：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報告》指出“這些落后的、但資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領導機構，造成了領導機構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腐化狀態(tài)”。這里的“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不是指防止黨員干部利用職權貪污、行賄或者出現(xiàn)不良作風問題等，而是指如何加強領導班子建設。1947年2月，國民黨封閉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并強令所有人立即撤回延安。在中共四川省委撤離重慶后，上海局黨委指示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王璞清理聯(lián)絡川東地下黨組織，當年10月，建立了王璞擔任書記、涂孝文任副書記的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正是因為黨組織領導人對于西南地區(qū)革命形勢過于樂觀、急于求成，在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和王璞的主張和推動下，采取了“急躁、冒進”的做法，地下黨在川東發(fā)動的三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

此外，1948年4月，由于時任重慶市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相繼叛變，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從《報告》內容來看，獄中同志討論最多的是干部問題，正如獄中同志的分析“若干老干部在長期消極隱蔽政策下，沒有積極的要求自己進步，逐漸地在思想上、意識上，產生了脫黨的傾向，甚至在行動上也反映出來”。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域開展地下工作是很困難的，領導得是否正確，基本上決定了斗爭的成功或失敗。川東三次武裝起義的失敗和《挺進報》被查，損耗了革命力量，大量的同志被捕入獄，領導成員是負有主要責任的，這也是領導班子建設缺失的結果。

“獄中八條”第二條：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

《報告》指出“缺乏教育、缺乏斗爭——由于領導機構的不健全，事實上沒法子領導任何大規(guī)模的斗爭，也不能在斗爭中教育干部、提高干部”。要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關鍵在于不斷的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事實上，自建立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以來，川東地下黨的組織建設方面是不足的，沒有開展比較集中的學習教育活動，這也是黨員干部在復雜環(huán)境下斗爭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曾擔任川東地工委第一工委代理書記的鄧照明在《川東地下黨組織的幾次重要工作部署》一文中對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王璞有這樣的描述：“他把形勢看的太好，把武裝斗爭看得容易，看來王璞沒有武裝斗爭的經驗，但他聽不進去，我們只好照他的意見辦。”1948年8月至9月，在王璞的部署下，華鎣山區(qū)廣安、合川、岳池等縣的聯(lián)合大起義開始，最終卻因為冒進而失敗?！锻M報》被國民黨查封也是因為犯了冒進的錯誤所導致。1947年3月，南京反動政府撕毀政協(xié)協(xié)定，迫使中共駐重慶人員返回延安，并查封《新華日報》。為了讓人民群眾及時了解黨的政策和解放區(qū)的情況，當年7月，重慶地下黨創(chuàng)辦了《挺進報》。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形勢好轉，地下黨開始把《挺進報》寄向國民黨的黨政軍和特務機關，試圖對敵人“攻心”，但低估了國民黨在重慶的力量，暴露了組織。獄中同志熱切希望黨組織能汲取經驗教訓切實加強黨內教育，重視經常性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實際斗爭中進行鍛煉，提高全黨的政治思想水平。

“獄中八條”第三條：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報告》指出“下級干部一般比較純潔、熱情，但斗爭經驗不夠，始終崇拜上級，迷信組織。以為組織對任何事情都有辦法，把組織理想化了”。在地下黨時期，黨的各級組織、上下級之間實行單線聯(lián)系，嚴禁發(fā)生橫向聯(lián)系，必要時只一人負責。個別領導干部因為不重視理論學習，不研究形勢而產生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傾向，以及不按黨的組織紀律辦事的問題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后果，一旦被捕就經不起嚴刑拷打迅速叛變。叛徒冉益智被捕前在公開場合講起革命道理口若懸河，談起共產黨員的氣節(jié)問題，更是熱血沸騰，同志們被他的表象所迷惑，劉國鋕也曾對他崇拜有加，但面臨敵人的威脅和利誘，叛變速度之快讓同志們震驚。

正如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qū)區(qū)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的特務頭子徐遠舉所講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主要是叛徒經不起考驗，在臨危時喪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則特務們將一籌莫展，瞎碰一氣，有少數(shù)不堪特務的威嚇利誘，有的叛變了，有的投降了”。川東三次武裝起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也是起義主要負責人沒有走群眾路線、沒有貫徹民主集中制，對形勢出現(xiàn)了誤判，一意孤行的結果。獄中同志們時常困惑的問題是：我為什么會在這里？為什么我的領導會出賣我？對上級、對領導的絕對服從讓同志們付出了血的代價，所以獄中同志得出了“下級比上級好”的結論。

“獄中八條”第四條：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獄中意見”第四條的原文標題是“王敏路線”，《報告》把川東三次起義的失敗歸結于很大程度上受到地下黨上川東第六工委委員、營山特支書記王敏這樣一位堅貞勇敢、充滿革命熱情的基層干部錯誤路線的影響，這是有失偏頗的，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起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1939年，南方局在重慶建立后，逐步調整了黨在國統(tǒng)區(qū)的工作方針，要求“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在共產黨駐國統(tǒng)區(qū)代表機構撤離重慶后，地下黨本應處于絕對隱蔽的狀態(tài)，然而川東臨委違背了“隱蔽精干”的工作原則，發(fā)展黨員重數(shù)量、輕質量，干部不走群眾路線，“地下黨經過長期隱蔽，沒有工作和斗爭”，而當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候，又低估了敵人的力量，盲目發(fā)展黨員，造成組織不純，“發(fā)生了與原來過右作風相反的過左的盲動作風”，不切實際的高估革命發(fā)展形勢。1947年至1948年由下川東地委副書記彭詠梧指揮的奉（節(jié)）、大（寧）、巫溪的武裝起義，鄧照明指揮的達縣、大竹、梁平武裝起義，王璞領導的華鎣山武裝起義先后失敗，彭詠梧、王璞英勇犧牲。事實表明，在任何時候，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黨中央的路線，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是斗爭獲得勝利的前提，否則，付出的代價將是極為慘重的。

“獄中八條”第五條：切勿輕視敵人

《報告》指出“對于特務，存著‘是什么東西的看法’，沒有知道特務機構是統(tǒng)治的核心，是最強大的敵人，我們把敵人估計得太低了”。1948年，《挺進報》的大量發(fā)行引起了偽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為首的特務機關的注意。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親自下令限期破案，特務機關全部行動起來。軍統(tǒng)情報員姚仿恒發(fā)現(xiàn)了《挺進報》的線索，特務頭子李克昌派出“紅旗特務”曾紀綱偽裝成熱愛學習、追求進步的革命青年，并取得了地下共產黨員陳柏林的信任。當陳柏林帶著曾紀綱到達約定地點和上級任達哉見面時，被突如其來的國民黨特務逮捕。監(jiān)獄中陳柏林寧死不屈，然而上級任達哉卻叛變，出賣了重慶市委委員許建業(yè)及其他幾個黨員。

許建業(yè)入獄后害怕特務到他的住處去搜索房間內的文件和幾十份自傳，他對貪圖小利的管獄班長陳遠德沒有進行縝密的判斷，就答應給他四千萬元法幣（法幣為國統(tǒng)區(qū)流通貨幣），委托他到志成公司找一個叫劉德惠的人，讓劉德惠到自己的住所把所有資料燒掉，不料特務看守迅速將他出賣。此后，劉國定、李忠良、鄧興豐、余永安、冉益智相繼被捕叛變。在獄中，陳柏林、許建業(yè)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都表現(xiàn)頑強，視死如歸，然而主觀上對敵人的狡猾缺乏深刻的認識，給地下黨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獄中八條”第六條：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報告》指出“在工作上，因為經常檢討、報告犯的毛病，容易發(fā)現(xiàn)，也有較多的改正機會。而私生活，一般不大注意的。但是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優(yōu)劣”。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是黨組織建設的重要內容。獄中同志提出“組織上對提拔干部、審查干部、培養(yǎng)干部，一定要更進一步的謹慎和嚴格”。思想上的落后必然會導致作風上出問題，這在幾個叛徒身上得到了很好印證。

1948年4月，時任中共重慶城區(qū)區(qū)委書記李文祥因“《挺進報》事件”被捕，在敵人的刑訊逼供下，他沒有屈服，堅持了8個月。當特務發(fā)現(xiàn)他情緒低落，擔心他妻子的安危時，就將他轉囚到白公館監(jiān)獄，并時常帶他到渣滓洞監(jiān)獄與妻子見面，每次見面他都哭哭啼啼，意志逐漸消沉，最終還是沒有過感情關，開始背叛組織出賣同志。而劉國定和冉益智此前就已有作風不良的端倪，劉國定曾經試圖拿黨組織的錢去做投資謀取個人利益，拒絕黨組織調他去農村工作；冉益智認為學習和思想改造都是下面的事情，經常在同志面前大談男女之事。他們被捕后就迅速叛變，出賣同志，爭先恐后在國民黨內謀取更高的職位。少數(shù)領導同志脫離了黨和群眾的監(jiān)督，理想信念喪失，從生活腐化開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是一種必然。因此，獄中同志提出了干部的選拔、任用首先是看“品質”，這是做好黨建的重要經驗。

“獄中八條”第七條：嚴格進行整黨整風

《報告》指出：“被捕十年的許曉軒同志，很沉痛地口述他對組織上唯一的意見：他們被捕前重慶已發(fā)現(xiàn)消極隱蔽下個別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脫黨腐化的傾向，并已著手整風，沒有想到，后來這種腐化甚至破壞了整個組織。真是太沉痛、太難過了。”在當時的情況下，黨組織不能保證每一位同志入黨的動機都是高尚的，黨性不是與生俱來的，是需要在學習中強化，在實踐中磨煉，只有在不斷的學習和糾錯中，才能保證黨組織的純潔性和先進性。正是因為對于個別同志，諸如蒲華輔、劉國定、冉益智等領導干部出現(xiàn)的問題沒有給予及時的批評、教育，不能給予有效的監(jiān)督管理，導致少數(shù)領導干部的人生觀、世界觀發(fā)生了蛻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滋生蔓延，一旦在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就缺少堅定的理想信念作為支撐，變得窮兇極惡，卑鄙無恥。獄中同志們希望黨組織以后一定要加強整黨整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干凈，不能容忍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的組織里面”。

因此，獄中黨組織也加強了對同志們的氣節(jié)教育，利用放風時間，要求黨員堅定立場，不背叛信仰。小說《紅巖》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受到極殘酷刑昏死三次依然不屈服，展現(xiàn)出“臨難毋茍免，以身殉真理”的氣概。連特務們也不得不暗自欽佩 “渣滓洞有些女犯逢年過節(jié)愛哭，后來不哭了，想必江竹筠對她們起了些教育作用”。

“獄中八條”第八條：懲辦叛徒特務

《報告》指出“對于虐待‘政治犯’、屠殺革命戰(zhàn)士的主要特務應該緝拿歸案，予以懲辦，包括叛徒在內”。1946年9月，蔣介石將原軍統(tǒng)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由毛人鳳擔任局長。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后，保密局加大了對地下黨組織和進步人士的鎮(zhèn)壓，保密局破壞重慶市委機關報《挺進報》、鎮(zhèn)壓華鎣山地區(qū)的武裝起義、破壞川康特委，解放前夕對共產黨員、民主黨派人士以及進步群眾實行了殘酷的屠殺。面對失敗，國民黨反動派愈加瘋狂，甚至連孩子都不放過。經過核實，在白公館、渣滓洞、松林坡等地被國民黨屠殺的烈士共285人，還有5位隨父母犧牲的孩子。

從得知新中國的成立到看著戰(zhàn)友們的離去，獄中的同志們在期待與絕望中度過了最后的五十多天，他們悲憤地提出了對叛黨之人一定要嚴懲，對敵人絕不留情的愿望。“讓獄中同志們最感痛心的是，絕大多數(shù)同志在酷刑下都能不顧個人安危，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而少數(shù)幾個資歷深、職務高的領導干部卻無恥叛變”，他們的叛變造成了200多人被殺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叛徒包括中共川東臨委副書記涂孝文、中共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重慶城區(qū)書記李文祥等。重慶解放前夕涂孝文、蒲華輔被國民黨槍殺，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在新中國成立后被判處死刑，他們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獄中八條”的警示作用

要高度重視黨員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一方面，要重視經常性教育。堅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在重慶歌樂山這片土地上，那么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為了祖國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英勇不屈，壯烈犧牲，靠的就是堅定的理想信念。黨員干部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與修養(yǎng)，堅持以科學理論引領全黨理想信念，推進和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制度化、常態(tài)化，錘煉忠誠干凈擔當?shù)恼纹犯?。另一方面，要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監(jiān)督。領導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是獄中同志們談論最多的，領導干部一旦出了問題，對黨組織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作為“關鍵少數(shù)”的領導干部對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必須嚴格執(zhí)行黨內監(jiān)督的各項制度，用黨風廉政建設、規(guī)章制度規(guī)范領導干部的日常行為，充分發(fā)揮巡視工作和信訪工作在干部監(jiān)督中的作用，加大社會輿論監(jiān)督的力度，堅決防止干部“帶病提拔”“帶病上崗”，選拔和重用德才兼?zhèn)涞母刹俊?/p>

要高度重視提升黨員干部在復雜環(huán)境下的斗爭能力。一是要對黨忠誠。江竹筠、許曉軒、陳然、王樸、許建業(yè)、劉國鋕等烈士用忠誠譜寫了一首首正氣之歌，證明了入黨誓詞中的“對黨忠誠”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信仰，是所有黨員的政治初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雜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黨員干部要把對黨忠誠體現(xiàn)在堅決維護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堅決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的各項政策方針，踐行黨的宗旨，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做政治上的“兩面人”，在擔當實干中永葆忠誠本色。二是領導干部要加強斗爭歷練，增強斗爭本領，永葆斗爭精神。復雜環(huán)境下領導干部斗爭能力的不足，是川東和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的重要原因。領導干部只有在斗爭中才能夠成長，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提高斗爭本領。當前，我國正處于脫貧攻堅的關鍵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常態(tài)化防控期，領導干部必須要提高復雜環(huán)境下的斗爭本領，必須要與時俱進地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本領，以時不我待的狀態(tài)，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努力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才能贏得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作者為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厲華：《厲華說紅巖——解讀“獄中八條”》，重慶：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14年。

②厲華、劉和平、王慶華、陳建新：《魔窟：來自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報告》，重慶：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07年。

③公安部檔案館：《血手染紅巖——徐遠舉罪行實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

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責編/謝帥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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