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以來，少數(shù)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從輿論、外交、安全等領域對中國發(fā)起疫情政治攻勢，中國與西方的疫情政治斗爭正從遭遇戰(zhàn)、阻擊戰(zhàn)發(fā)展到總體戰(zhàn)階段。西方疫情政治攻勢主要表現(xiàn)為八種謬論，行使的是四種伎倆，形成了五步連環(huán)的方法論路線圖，充斥著反智主義、反理主義、工具主義的認識論迷思。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堅持正確的斗爭原則，制定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做好頂層設計，從斗爭對象、行動主體、戰(zhàn)式戰(zhàn)法、投放載體、語言風格、材料類型等方面系統(tǒng)謀劃，制定一攬子工作計劃，重點運用“七論六法”打贏反擊西方疫情政治攻勢的總體戰(zhàn)。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中國外交 大國關系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必將永久改寫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目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但少數(shù)西方大國政客和部分媒體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肆意將新冠病毒政治化，利用疫情對中國發(fā)動輿論戰(zhàn)、外交戰(zhàn)、安全戰(zhàn)，中國面臨著嚴峻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huán)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面對嚴峻復雜的外交環(huán)境，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疫情政治攻勢，中國不得不奮起反擊，以斗爭求團結，維護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捍衛(wèi)中國形象和利益。

疫情政治攻勢，是指少數(shù)西方國家政客、媒體或其他主體，罔顧客觀事實，在病毒來源、疫情防控、疫情援助、疫情合作等議題上，單獨或聯(lián)合發(fā)起針對他國的輿論攻擊、外交交涉、政治圍攻、法律索賠、經濟制裁、安全圍堵等行為，將新冠病毒蔓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政治化，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那么，西方大國的疫情政治攻勢是如何發(fā)動的？有何方法論和認識論邏輯？我們又應該如何以底線思維為指導，打好反擊戰(zhàn)，有效應對和化解西方大國挑起的疫情政治攻勢呢？

西方對中國發(fā)起的疫情政治攻勢

西方對中國發(fā)起的疫情政治攻勢包括輿論攻勢、外交攻勢、安全攻勢。

輿論攻勢是指通過政客發(fā)布謠言謬論、媒體報道虛假新聞、有關實體表演起訴鬧劇等多種形式對中國進行污名化、妖魔化，企圖詆毀中國形象。輿論戰(zhàn)是當前西方發(fā)起的疫情政治攻勢的主戰(zhàn)場，也是中國與西方交鋒最激烈的領域，后文將重點分析。外交攻勢是指西方政客在抗疫國際合作、中國對外抗疫援助、世界衛(wèi)生組織與中國的關系、臺灣當局謀求加入世衛(wèi)組織等方面對中國發(fā)起的外交攻勢。安全攻勢體現(xiàn)為經濟安全攻勢、領土安全攻勢等。疫情暴發(fā)后，美國加快與中國經濟脫鉤，動員企業(yè)退出中國市場。美國派出軍艦在中國南海出沒，以各種或明或暗的形式支持“臺獨”分子以疫謀“獨”的行徑。

西方對中國發(fā)起疫情政治攻勢的主戰(zhàn)場是輿論戰(zhàn)、外交戰(zhàn)，兩個領域的攻勢互相交織、互相配合，中西交鋒已從疫情暴發(fā)早期的遭遇戰(zhàn)發(fā)展到當下中國對西方的輿論阻擊戰(zhàn)階段，未來必將進入中國對西方無端攻訐全面反擊的輿論總體戰(zhàn)階段。

中西輿論遭遇戰(zhàn)開始于中國疫情暴發(fā)之初。2020年伊始，就在中國人民奮力與病魔搏斗的時刻，西方政客、媒體突然開始大肆造謠，無端攻擊中國。例如，攻擊中國隱瞞疫情，攻擊武漢封城是限制自由；攻擊中國的社交阻隔是侵犯人權；攻擊武漢設立的方艙醫(yī)院是集中營，等等。中國不得不在兩個戰(zhàn)場同時應戰(zhàn)：與新冠病毒的攻防戰(zhàn)、與西方謠言謊話的攻防戰(zhàn)。中國通過開展應急性外宣工作、組織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開展疫情外交等予以應對。

阻擊戰(zhàn)發(fā)生在全球疫情大規(guī)模暴發(fā)之后。目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但是，歐美各國疫情形勢依舊嚴峻。中國在國內抗疫任務仍很艱巨的情況下，積極開展對外抗疫援助，及時向疫情較為嚴重的意大利、伊朗、塞爾維亞等國派出醫(yī)療專家組，并向多國援助口罩、試劑盒、呼吸機等醫(yī)療物資。但是，部分西方政客和媒體不顧全球抗疫大局，對中國展開各種形式的輿論攻勢，企圖甩鍋中國；中國被迫應戰(zhàn)，通過外交部發(fā)文①、發(fā)言人答記者問、官方媒體評述、外交官社交媒體發(fā)聲、駐外使節(jié)接受訪問等形式應對西方輿論戰(zhàn)，并加大對外抗疫援助與國際合作，持續(xù)開展疫情外交，外宣、外交、對外合作三管齊下，阻擊西方的疫情政治攻勢。

西方政客和媒體的疫情政治輿論攻勢可概括為“武漢、中國是病毒源頭”“中國故意散播病毒”“中國瞞報疫情”“中國疫情數(shù)據(jù)造假”“中國囤積防疫物資”“中國應承擔疫情蔓延責任”“應對中國進行調查，向中國追責索賠”“中國對外抗疫援助有政治目的”等八種主要謬論，發(fā)布這些謬論的上至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國務卿蓬佩奧等人，下至美國極右勢力代表班農以及少數(shù)媒體從業(yè)者、學者、智庫代表等，還包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少數(shù)政客和新聞媒體。

從方法上看，西方的做法并非什么新招，不過是一直以來攻擊中國的老套路、老手法而已，可概括為四種主要伎倆。

一是惡意炮制—肆意污名法。蓬佩奧、特朗普多次聲稱有證據(jù)表明病毒來源于武漢病毒研究所，但一談到出示證據(jù)，就顧左右而言他。事實上美國政客手中根本沒有什么證據(jù)，一切都是他們惡意炮制的。世衛(wèi)組織相關負責人證實，世衛(wèi)組織至今沒有收到美國政府提供的任何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數(shù)據(jù)或具體證據(jù)②。西方政客對武漢是新冠病毒源頭的指責全是以想象為證據(jù)，惡意炮制可能性，再予以污名、污蔑，這是西方政客的一貫伎倆。

二是玩忽職守—推卸責任法（俗稱甩鍋法）。某些西方國家政府浪費了武漢封城所留出的預警時間，導致疫情暴發(fā)，明明自己玩忽職守，卻倒打一耙，責怪中國隱瞞關鍵信息，把防疫不力的責任推卸給中國。但對于關鍵信息是什么？又拿不出證據(jù)來。對比一下武漢封城的時間線、美國發(fā)布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從武漢撤僑的時間線以及美國確診病例的增長曲線，不難發(fā)現(xiàn)，美國疫情失控完全是美國當局玩忽職守的結果，與中國毫無關系。研究表明，美國、歐洲的新冠病毒并非來源于中國。

三是結論先行—有罪推定法。在少數(shù)西方政客的眼中，中國、中國人民似乎是有“原罪”的，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被他們批評；一旦有風吹草動，首先懷疑中國，首先假定是中國的責任，再戴著有色眼鏡去尋找事實來配對，為之服務。不管什么事情，中國做得好，是數(shù)據(jù)“造假”，做不好，是制度劣勢、文化劣根使然。西方對中國疫情數(shù)據(jù)的質疑、對中國人飲食文化的污蔑都是典型的結論先行，有罪推定。因為有罪推定，才有西方媒體對中國封城與意大利封城的雙標解讀。

四是東拼西湊—移花接木法：西方政客與媒體往往將片面的數(shù)據(jù)或事實東拼西湊，然后予以極具政治目的的主觀解讀，再以之為證據(jù)。西方對中國的指責根本沒有什么證據(jù)，所以蓬佩奧之流只能用“可能”來蒙混過關。而那些僅有的所謂“證據(jù)”事后被證明不過是惡意拼湊、移花接木的產物。英國某智庫所謂的可證明武漢實驗室泄漏病毒的視頻后來被證實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點關系也沒有。“五眼聯(lián)盟”（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五個國家組成的情報共享組織）一份所謂可證明“新冠病毒可能源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絕密檔案’”最終也被證實不過是東拼西湊的媒體報道，根本不包括通過人工搜集或電子攔截的原始情報。

西方疫情政治攻勢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剖析

西方的八種謬論、四種伎倆是如何對華開展攻擊的呢？這就不能不分析西方對華輿論戰(zhàn)的方法論邏輯以及其背后的認識論本源。

西方對華輿論攻勢的方法論邏輯路線是：

第一步：政治驅動，尋找替罪羊。疫情如此嚴峻，西方政客、媒體為什么還要不遺余力，將槍口對準抗疫隊友中國呢？其背后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動機，一言以概之，一切為了選票、股票、鈔票。有的政客是為了尋找替罪羊，企圖將自身抗疫不力、本國經濟下行、股市震蕩的責任甩鍋給中國；有的是為了轉移公眾視線，轉嫁國際國內壓力，撈取個人好處；有的是出于競選需要，討好保守勢力，拉升支持率；有的是被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偏見所左右；還有的純粹是為了聳人聽聞，吸引眼球，制造轟動效應……不一而足。

第二步：結論先行，有罪推定。政治驅動決定了結論先行，結論先行又不得不“依靠”有罪推定，中國在疫情流行中的“缺失”就這樣被西方政客和媒體“莫須有”地描述出來的，而且，先建構的事實又被后面的論調充為證據(jù)，進而形成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形成新冠肺炎疫情歷史虛假敘事的自我閉環(huán)。2020年4月20日，美國獨立新聞網站“灰色地帶”發(fā)文揭露美國保守派記者與政府配合散布虛假信息的全過程：《華盛頓郵報》記者羅金曾屢屢炮制假新聞，他在4月14日以似是而非的口吻對美國駐華使館電報斷章取義，把反華分子虛構為“科學家”，撰寫出漏洞百出的“爆料”文章。15日晚，共和黨參議員科頓發(fā)表陰謀論，稱中國政府要為疫情所有損失負責。17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將該陰謀論“帶到全球舞臺”，要求中國允許專家進入武漢病毒研究所調查。③

第三步：組織證據(jù)，炮制“可能”。經過有罪推定，對蓬佩奧們來說，中國的責任似乎已經是無可辯駁了，缺的只是證據(jù)。證據(jù)怎么來呢？通過統(tǒng)一指揮，精心組織，可以炮制，可以拼湊，可以移花接木，可以用“可能”代替事實。2020年3月20日，美國國安會要求各聯(lián)邦機構統(tǒng)一口徑，尋找證據(jù)，通過各種途徑對外宣稱中國策劃掩蓋疫情，導致全球大流行。于是我們就看到大量可笑、不值一駁的情報鬧劇、文件丑聞，看到所謂的政治領袖、社會精英大量反智主義、反理主義的操作。

第四步：赤膊上陣，污名抹黑。對于有些事情，例如中國向世界各國提供的抗疫援助，西方政客和媒體實在找不到造謠的任何證據(jù)，怎么辦呢？就撕下偽裝，赤膊上陣，通過人為解讀，直接污名抹黑中國，其演技極其粗俗、拙劣，他們自己卻樂在其中。還有那些直接歧視東方人、中國人的言論和行徑，更是暴露了少數(shù)西方人的道德底線是無恥無下限。美國《政治報》曝光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給黨內各陣營發(fā)送一份長達57頁的備忘錄，指導鼓動共和黨候選人通過三大攻擊路線，積極攻擊中國來應對疫情危機。該備忘錄還表示將把中國作為2020年美大選的中心議題④。這表明，栽贓、攻擊中國已經成為共和黨競選的“全政府策略”。

第五步：非法追責，可笑索賠。少數(shù)西方政客不顧國際法上的主權豁免原則，也不顧歷史上從無自然災難追責主權國家的先例，要求追究中國“瞞報”的責任，甚至聳人聽聞、煞有其事地發(fā)起各種起訴中國、索賠追償?shù)聂[劇，這些鬧劇的依據(jù)、論點不值一駁，但始作俑者卻表演得甚歡。

盡管行為荒唐，但這五步邏輯卻前后相聯(lián)，環(huán)環(huán)相扣，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那么，是誰在這樣做呢？不要小瞧，正如對華為的圍追堵截一樣，新一輪的對華輿論戰(zhàn)、外交戰(zhàn)正在越來越組織化，領頭的是美國政客。特朗普在4月至5月間曾給40多位盟國領導人打電話，主題就是統(tǒng)一口徑，將疫情責任“甩鍋”給中國。執(zhí)行的中堅力量之一是“五眼聯(lián)盟”。正是在“五眼聯(lián)盟”的操縱下，澳大利亞充當反華“炮灰”，積極炮制機密情報文件以供美國使用。澳大利亞前外長唐納最近直接表示，在對華關系方面，西方國家需要協(xié)調一致。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某些西方政客和媒體會作出如此無道德底線的行為來？這就不能不去探究隱藏在上述方法論路線圖背后的認識論亂流。近年來，在某些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化政治、逆全球化、逆一體化的逆流勃然興起，其標志就是美國“退群”、英國“脫歐”、美歐極右翼勢力崛起。

政治精英中的反智主義、反理主義和工具主義傾向也在發(fā)展，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表演得更為充分：

反智主義，是指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時，政治人物漠視醫(yī)學專家的專業(yè)作用，以錯誤的、反科學的個人判斷進行防疫決策，甚至處分疫情“吹哨人”，限制醫(yī)學專家的科學發(fā)言，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代表人物就是特朗普。美國有關部門很早就向白宮遞交新冠肺炎疫情的警示文件，但特朗普一直坐視不管，甚至反駁、質疑美國病毒專家的專業(yè)警告；等到美國境內疫情急劇暴發(fā)后，特朗普又多次發(fā)表驚人言論，削弱防疫努力。他散布的“氣溫升高病毒會自動消失”“消毒劑可殺死病毒”等言論堪稱反智主義的典型代表。英國當局早期的群體免疫計劃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幸虧沒有實施。美國羅斯福號航空母艦艦長僅僅因為寫信呼吁拯救染病的士兵，就受到撤職處分，多名美國醫(yī)學專家、一線醫(yī)生遭遇封口威脅。特朗普等人很少戴口罩，即使在召開多人參加的室內封閉會議時也是如此；美國副總統(tǒng)彭斯甚至在視察醫(yī)學中心時也拒絕佩戴口罩。

反理主義是指少數(shù)西方政客在疫情中表現(xiàn)出來的高度情緒化、歇斯底里化的行為，對外表現(xiàn)為通過撒謊、造謠肆意攻擊他國。蓬佩奧作為美國首席外交官，以撒謊攻擊他國為能事，角色錯亂，德不配位，透支美國外交信譽，危害全球抗疫合作，其所作所為是反智主義、反理主義的集中表現(xiàn)。前美國駐華大使鮑卡斯認為，“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言辭如此強硬，令人仿佛重回麥卡錫主義時代，也有點像1930年代希特勒時期的德國”。

工具主義。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緊急關頭，所有國家都應以疫情防控為第一要務，但美英等國疫情拐點遠未到來，就在考慮如何復工復產，民眾健康、疫情防控成為政客們利益計算，積攢個人政治資本的無情工具，對本國人民毫無同情心，對他國抗疫毫無同理心。特朗普已經公開表露只要經濟數(shù)字、連任競選選票，而不在乎美國人民死亡數(shù)字的想法，甚至準備解散白宮病毒疫情工作組。

反智主義、反理主義和工具主義泛濫的結果就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劣幣驅逐良幣，正義的聲音、科學的思考、理性的決策被拋到一邊甚至受到威脅，這一點，凡是有良心與理性的美國人都覺得匪夷所思。蓬佩奧的“白宮前輩”蘇珊·賴斯就毫不客氣地批評稱，“蓬佩奧使用‘武漢病毒’的稱謂是美國的恥辱”。

堅守底線，打贏應對西方疫情政治攻勢的總體戰(zhàn)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面對西方政客發(fā)起的疫情政治攻勢，我們應有開展偉大斗爭的勇氣，大力做好對外宣傳、疫情外交、對外經貿、國家安全等領域的工作，將中國對西方政客的斗爭從遭遇戰(zhàn)、阻擊戰(zhàn)推進到總體戰(zhàn)階段，通過斗爭維護全球團結抗疫大局，通過斗爭使中美關系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應對西方疫情政治攻勢，首要的是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使自身立于不敗之地。底線思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yōu)勢，它要求我們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增強憂患意識，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底線包括道德底線和工作底線。堅持道德底線就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持工作底線就是，越是在危急時刻，越要保持經濟和社會穩(wěn)定，保證國家內外安全。對內保持日常生活物資等供應穩(wěn)定、物價穩(wěn)定、就業(yè)穩(wěn)定、金融穩(wěn)定、社會穩(wěn)定等；對外，穩(wěn)外貿、穩(wěn)外資，維護國家形象，捍衛(wèi)國家主權、安全和發(fā)展利益。

當前，我們與西方政客圍繞疫情的攻防本質上是一場外交斗爭、政治斗爭，應遵循正確的斗爭原則：有理、有利、有節(jié)，從外交斗爭、經濟斗爭、安全斗爭、國際輿論斗爭等多個領域發(fā)起總體戰(zhàn)。

外交斗爭方面，動靜結合，張弛有度。對于西方的謠言謊話、奇談怪論，主要通過輿論宣傳進行反擊，少數(shù)影響較大的才由外交部門正式回應。做好外交預案，重點關注西方政客或實體發(fā)起的賠償起訴、脫鉤法案、制裁法案、國際組織、國際會議上的提案等具體行動，通過外交照會、外交抗議、外交聲明等開展針對性的外交斗爭。積極開展疫情外交，擴大對外抗疫援助，深化抗疫國際合作，提升中國在全球公共衛(wèi)生治理中的話語權。同時要特別注意打掉西方政客支持臺灣當局以疫謀“獨”、去中國化的行動企圖。

經濟斗爭方面，制定預案精準應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經濟脫鉤舉動；從長計議，重塑疫情背景下的產業(yè)鏈、供應鏈規(guī)劃，指導受影響的行業(yè)、企業(yè)進行戰(zhàn)略應對；深化推進“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降低對西方經貿、金融的依賴度，分散經濟風險。

安全斗爭方面，時刻繃緊領土安全之弦，提高守土有責意識，扎緊籬笆，苦練內功，做好應對突發(fā)事件的充分準備，不怕事，但總體上宜取守勢，不挑釁，不惹事，防止擦槍走火。

國際輿論斗爭是我方反擊西方疫情政治攻勢總體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國際輿論斗爭可分為對外宣傳和反擊西方輿論兩個方面。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對外宣傳應從遭遇戰(zhàn)、阻擊戰(zhàn)時期的應急性外宣過渡到預防性、反擊性外宣，細分傳播對象群體，鎖定國際目標受眾，確定海外媒體投放源，升級外宣方式、載體、內容。講究時效性，做到快、準、穩(wěn)。

打好輿論反擊總體戰(zhàn)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方對西方輿論斗爭的最主要任務，當務之急是做好統(tǒng)一規(guī)劃?？梢詮亩窢帉ο蟆⑿袆又黧w、戰(zhàn)式戰(zhàn)法、投放載體、語言風格、材料類型等方面開展頂層設計，進行系統(tǒng)謀劃，制定一攬子工作計劃。

從斗爭對象來看，擒敵要先擒王。對中國發(fā)起疫情政治攻勢的主要是美國的政客，澳大利亞等少數(shù)國家和西方媒體是幫兇。要集中火力對準美國政客。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聯(lián)播》已經多次發(fā)表國際銳評批判蓬佩奧、班農等人，未來可以繼續(xù)瞄準納瓦羅和其他美國政客。同時要善于“文斗”，講究戰(zhàn)略戰(zhàn)術，注意留有余地。要善于爭取中間力量，分化西方陣營，要將說理、敘事、爭取理解同情的主要對象對準美國社會精英尤其是民主黨人士以及美國的歐洲盟友，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要締結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動員友華力量，擴大行動主體。西方將病毒政治化用以攻擊中國早已激起世界正義之士的義憤。中國反擊疫情攻勢的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宜以非官方聲音、民間力量為主，團結的對象包括亞洲、非洲、拉美等友好國家中那些有國際影響的社會組織、專家學者、記者、律師、官員個體。

在戰(zhàn)式戰(zhàn)法上，既要敢于正面交鋒，如在聯(lián)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國際組織中與對手正面辯論，在外交部記者會上正面迎敵；也要有迂回包抄，如各駐外使節(jié)在所在國發(fā)表文章，接受訪問；還要有突然襲擊，抓住西方最新的新聞報道，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投放媒體和語言類型異常重要。外宣和國際輿論斗爭要“走出去”，相關內容要投放在美國和歐洲的電視臺、電臺、報紙、網絡甚至社交媒體上，語言應以英文為主，輔之以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投放的作品既有新聞報道、學術報告、學術論文等知性形式文體，也應有普通民眾更易共情的以中國抗疫為背景的音樂歌曲、繪畫漫畫、戲劇戲曲、圖片軟文以及故事影片、動畫片、公益廣告影片、多媒體視頻等感性形式文體。在語言風格上，既需要駁斥、詰問、反問式（俗稱“懟”“剛”）的批判風格，也需要柔中有剛、綿里藏針、以退為進、夾述夾議式的說理風格，還需要循循善誘、論從史出的敘事風格，更需要以情動人、激發(fā)同情心的抒情風格。

在原材料類型上，既要有戰(zhàn)斗檄文，例如華春瑩對蓬佩奧謠言污名的十八連問、外交部反駁西方24種謊言的長文；也要有客觀有力、基于科學的科普說理文章；還需要個案式、故事式、溫情訴說類的軟文，等等。

面對西方“八論四法”的輿論攻勢，中國如何有效化解，并轉守為攻，精準反擊呢？建議用“七論六法”予以應對。

“病毒美國源頭”論。我方可通過多重渠道對病毒是否來源于美國進行合理懷疑。要消解“中國病毒源頭”論等謬論，可以自我辯護，但在先入為主的傳播規(guī)律面前，自我辯護往往蒼白無力，最好的辦法就是針鋒相對，樹立截然對立的論調——“病毒美國源頭”論，何況這種判斷本身就有深厚的立論基礎。既然美國政治人物能夠散布武漢源頭論，全世界受害者難道連合理懷疑、詰問一下病毒是否來源于美國都不行嗎？這種論述可以由海外媒體、國內民間媒體或者大眾社交媒體發(fā)出，不宜由中國官方發(fā)出。

“源頭問題科學”論，新冠病毒的來源是個科學問題，需要由科學家和專業(yè)人士進行調查，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有多個獨立來源，對這一點要進行大規(guī)模的宣傳，開展宏大敘事。這可由外交官、中國官方媒體公開發(fā)問，事實上我們正在這樣做。

“中國受害者”論。中國迫切需要建構中國尤其是武漢市民作為病毒受害者的形象，建構手段可多樣，多種文體、主體皆可展開，但當務之急是收集整理可全面反映武漢抗疫故事和普通患者抗疫經歷的一手素材。應組織一線醫(yī)護人員講述真實的抗疫故事；組織若干受害者講述新冠肺炎疫情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再以之為原本，開發(fā)多種形式的宣傳作品，供敘事、說理、抒情所用。

“中國受委屈”論（“農夫與蛇”論）。為應對西方對中國抗疫援助、援助合作的指責，中國應在公布對外抗疫援助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進一步建構少數(shù)西方政客上演抗疫版“農夫與蛇”故事的形象，建構中國受委屈的形象，贏得國際社會同情。

“西方自相矛盾”論。西方對中國的抗疫評價前后不一，充滿雙標。中國可以用對手各種自相矛盾的敘事、說理來證明西方的攻擊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例如，美國說中國瞞報，但美國早就下令對中國進行旅行限制，早在1月11日就開始進行疫苗研發(fā)了；西方一方面罵中國囤積抗疫物資，一方面又指責中國數(shù)據(jù)造假，抗疫不力。

“美國甩鍋”論。中國在反擊中應重點揭露美歐政客推卸責任，甩鍋中國的做法，通過敘事，強化美國當局抗疫不力，卻污名抹黑他國的形象。

“種族歧視教唆”論。西方政客、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起到了教唆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行為，有數(shù)據(jù)表明，疫情暴發(fā)以來，歐美社會辱罵甚至暴力攻擊華裔群體的行為就有180多起。對這一點，應該充分敘事，形成病毒領域的種族歧視教唆論，通過政治正確強化西方對中國開展疫情政治攻勢的非法性和嚴重后果，建構少數(shù)西方政客缺乏同情心，不講人權，教唆歧視華裔群體的形象。

在開展輿論反擊戰(zhàn)的同時，在外交領域和行動領域，可以采取以下六個方面的做法，針鋒相對開展反擊。

一是反調查—同步調查法。針對美國等少數(shù)國家要求調查武漢實驗室的要求，中國可以表態(tài)歡迎開展國際獨立調查，但同時要求同步調查美國、歐洲等所有有病毒源頭嫌疑的國家，通過科學程序徹底查清病毒來源。

二是搶先調查—自我正名法。近日，中央向湖北武漢派出聯(lián)絡組，聯(lián)絡組應將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與防控調查作為一個重要任務，及早完成調查，公布事實真相與數(shù)據(jù)，發(fā)布中國疫情防控白皮書，實現(xiàn)自我正名。

三是反污名—自我正名法。中國應該發(fā)布中國對外援助、疫情國際合作白皮書，系統(tǒng)展示中國開展抗疫國際合作成果，揭露美國對中國發(fā)動輿論戰(zhàn)、污名化中國的陰謀。

四是反污名—反栽贓法。在前期外交部揭批西方24種謊言的基礎上，通過白皮書或其他形式全面揭露西方對中國疫情政治攻勢政治上的錯誤、實踐上的危害、邏輯上的混亂、手段上的卑劣。

五是反種族歧視—建構受害者形象法。通過在西方媒體、國際媒介、互聯(lián)網，也包括中國媒體上播放各類宣傳視頻、專題片、動畫片以及刊登公益廣告等途徑，展示中國作為病毒受害者、西方污名受害者的形象，激發(fā)國際社會同情。

六是借刀—以矛攻盾法。廣泛收集西方國家中對我有利、對敵不利的政治評論、社會批判、學術論文、新聞報道、調查結果等“子彈”，作為我方的素材和證據(jù)，借西方政治人物、學者、科學家、媒體、社會輿論的正義之刀，反攻西方政客、媒體的疫情政治攻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其內部打擊對手，瓦解敵人堡壘。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注釋】

①②外交部官網《美國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系統(tǒng)總結了美國對中國發(fā)起疫情輿論攻勢的24種謊言，參見：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77471.shtml.

③How a Trump media dump mainstreamed Chinese lab coronavirus conspiracy theory,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0/trump-media-chinese-lab-coronavirus-conspiracy/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④GOP memo urges anti-China assault over coronavirus,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4/24/gop-memo-anti-china-coronavirus-207244.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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