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在全球化行進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諸如英國脫歐等諸多令全球甚感不安的現(xiàn)象，對此，很多學者將此看作“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不僅如此，在社會層面上，歐洲正在進入新的不平等的階段，這也讓歐洲面臨嚴峻挑戰(zhàn)。加之全球格局的變化帶來歐洲影響力的下降，這更加引發(fā)歐洲的焦慮與擔憂。對此，歐洲人正在進行反思，試圖在歷史與未來之間建立其新的聯(lián)結，希冀在歷史中創(chuàng)造未來。未來的歐洲能否走出當下的困境，創(chuàng)造出新的社會發(fā)展模式，實現(xiàn)復興將令人期待。
【關鍵詞】歐洲社會 不平等 “歐洲復興”
【中圖分類號】 K5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0.006
目前，在全球化行進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諸多令全球甚感不安的現(xiàn)象，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一直以美國為優(yōu)先，高揚民族主義；歐洲各國右翼政黨和派別的活躍，反對移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上升。對此，很多學者將此看作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不僅在政治層面上面臨問題，同樣，在社會經(jīng)濟層面上，歐洲經(jīng)濟增長乏力，社會福利面臨嚴峻挑戰(zhàn)，民眾的抗議連綿不斷。例如，法國先是有“黃背心運動”，再有退休金改革引發(fā)的大罷工，這些社會問題也讓歐洲十分困擾。從全球的視角來看，歐洲在全球的影響力日益下降，以至于2020年2月，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就是“西方的缺失”，聚焦于歐洲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反映了歐洲人的焦慮與擔憂。
的確，對歐洲人的焦慮與擔憂實可以理解，從另一維度來看，這也反映了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不甘，與期待再次復興崛起的雄心。當然僅僅有此抱負還不夠，還應該對此進行理性的分析反思，找出其原因。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其原因，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好在理性的反思也是歐洲的文化傳統(tǒng)。對此，一些學者從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民粹主義與民粹政治，社會視角的移民與宗教問題，經(jīng)濟上增長乏力，工作機會減少等視角來進行分析。在筆者看來，在這些表象的背后，隱含著更為深層的原因，那就是，目前歐洲社會再次進入到了一個新的不平等的階段。如果從歐洲近代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來剖析的話，可以認為現(xiàn)在進入到了不平等的第三階段。因此，要清晰地理解目前全球化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困境與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建立起這樣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和具有相應的透視力。
歐洲社會“不平等”的三個階段
從歐洲近代歷史進程來看的話，在不平等的第一階段，這以18世紀的法國革命最為典型。革命前，法國的體制被專稱為“舊制度”。這一概念首次出現(xiàn)于1788年，隨之在革命后成為流行。這是法國革命的革命者們發(fā)明的一個術語，借以表達他們要建立的是一個新制度，既然是新制度，那么要推翻的體制則應該被定名為“舊制度”。在革命者那里，“舊制度”所包括的主要內(nèi)容有：政治上，國王的專制統(tǒng)治，沒有代議制，三級會議，全部的統(tǒng)治權、管轄權、法律的創(chuàng)制權等所有權力都集中于國王一人手里，其行為只向上帝負責；社會結構上，整個社會被分為三個等級，是一個教士和貴族享有特權的等級制社會。歷史學家認為，“舊制度”是宗教與精神，以及作為一種政治和社會秩序。[1]而這一社會秩序的特質(zhì)是等級制與世襲性，沒有社會流動，更談不上平等。由此，才可以理解那些革命者喊出“為才智之士開放前程”這樣的口號。
對于法國革命，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在1847年所寫的《法國革命史》中，將大革命解釋為“法律的來臨，權利的復活，正義的反抗”。具體而言，經(jīng)過革命，舊制度被推翻，人民獲得了權利，從前是特權的社會，而現(xiàn)在則建立了平等。這里，可以用“革命的產(chǎn)兒”拿破侖的話進行概括。1818年10月，正在囚禁中的拿破侖對于法國革命作過這樣的評價：1789年革命是全國群眾向特權階級的總攻擊。貴族們直接或間接地占據(jù)了所有的司法職位……并……享有各種封建權利。他們被準許免向國家納稅，但占據(jù)了全部賺錢和體面的職業(yè)。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廢除這些特權，肅清這些流弊，破壞古老封建制度殘存的東西，砸碎束縛人民的最后鎖鏈，使每個公民平等負擔國家的費用和賦稅。革命建立起了權利的平等。[2]由此可以看到，革命對于法國社會所帶來了這樣幾個方面的變革，一是廢除了特權以及等級制社會結構；二是實現(xiàn)了權利的平等；三是以及圍繞人的權利所構建起的一系列社會體制安排以及社會規(guī)范，所有這一切的核心就是“人權”。從此，舊制度下的特權與專權被摧毀，從而實現(xiàn)以人的權利作為社會的基礎。
就廢除了特權以及等級制社會結構而言，在革命中有兩個歷史節(jié)點值得重視，一是1789年的“8月4日之夜”。對這一具有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國內(nèi)學術界很少予以關注。當革命爆發(fā)后，面對著革命的目標就是摧毀特權等級制，甚至貴族本身的時刻，貴族們在8月4日晚上開會磋商如何應對。會議持續(xù)了整整一夜，終達成一致，貴族們同意放棄原先享有的封建特權。二是在貴族主動宣布放棄之后，1791年國民制憲議會宣布：永久性廢除損害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制度；原先第一和第二等級所享有的特權全部被廢除，由此完成了社會結構的轉換。這也是“人權宣言”所提倡的“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顯示社會上的差別”。[3]其實質(zhì)是確立起流動的社會體制，從而實現(xiàn)機會平等。
在打破了貴族特權等級制的不平等社會體制后，隨著工業(yè)革命的行進，在創(chuàng)造了人類經(jīng)濟高速增長，改變?nèi)祟惷婷驳耐瑫r，財富的生產(chǎn)和分配也越來越不平等，由此進入到了不平等的第二階段。法國學者皮凱蒂指出，19世紀初，財富層級中前10%人群擁有的財富占總財富的比重已經(jīng)達到了80%～85%，到20世紀初升到了90%。1800～1810年間，前1%人群獨自占有國民財富的45%～50%，這一比重在1850～1860年超過了50%，到1900～1910年間達到了60%。在空間上來說，財富主要集聚在巴黎。1900～1910年間巴黎僅居住著全國1/20的人口，卻占有著1/4的總財富，財富集中度很高，而且在一戰(zhàn)前的10年里似乎毫無節(jié)制地持續(xù)上漲。這里也是巨額財富集中之處。前1%人群的財富比重在19世紀初大約為55%，到1880～1890年升至60%，到一戰(zhàn)前夕達到70%。[4]因此，在法國，無論是大革命前還是之后，法國都是一個資本高度集中的世襲制社會。在下層人群中，占據(jù)人口50%的人群的財富沒有增長。縱觀19、20世紀，底層那一半人群的凈財富實際為零。也就是說，他們?nèi)ナ罆r沒有任何不動產(chǎn)或者金融資產(chǎn)可以傳給后人，僅有的一點兒財富也都完全用于喪葬支出或者償還債務。到一戰(zhàn)之前，巴黎超過2／3的人處于這一狀況，而在全法國，大概一半的人是如此，沒有財產(chǎn)傳給下一代，甚至凈財富為負值。[5]這一點不僅是在法國，在整個歐洲都是如此。例如，英國的整個演變軌跡與法國非常相似，只是英國的不平等程度比法國還要高出一些。在1810～1870年間，前10%人群占有財富的比重為85%，到1900～1910年間超過90%。而1%人群占有財富的比重則從1810～1870年的55%～60%上升到1910～1920年的70%。19世紀英國的財富是高度集中的，而且在1914年之前沒有顯現(xiàn)出財富集中度下降的態(tài)勢。[6]因此，財富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不平等的狀況。
在此情況下，很多人對工業(yè)革命持批評態(tài)度，并進行了大量的實際調(diào)查，揭露出了很多陰暗面。如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和英國議會的很多調(diào)查報告即可以證明這一點。身為工廠主的恩格斯也作了很多考察，并根據(j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寫下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與馬克思一起詳細分析了工人階級深受苦難的原因，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結果。英國前首相迪斯累利在小說《西比爾：兩個民族》中寫道：除了效忠女皇之外，窮人和富人已分裂為兩個民族，他們之間沒有往來，沒有共同認同，他們好像不同地帶的居住者，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習慣、思想和感情，他們吃著不同的食物，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7]
面對這些情況，在各種力量的壓力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抗爭下，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nèi)容，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社會救助行為，并進行新的制度化安排，重點就是保護工人階級的權益，對放任的資本主義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例如1833年，議會通過《工廠法》規(guī)定，9到13歲兒童的工作時間為8小時，14到18歲少年的工作時間為12小時，取消使用9歲以下的童工。1842年通過《煤礦法》禁止婦女和10歲以下兒童在井下工作。盡管童工這一勞動群體直到19世紀后期才徹底消失，但這些舉措還是表明了試圖要解決工人階級的權利問題。正如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所提出的那樣，當工人階級在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財富的同時，如何實現(xiàn)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也能讓這個群體來分享。[8]
回顧這兩個階段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階段的不平等，其特征為社會機制的封閉和世襲。這一時期訴求的平等則是要解決社會流動性和開放的問題，實現(xiàn)了機會的平等。而在工業(yè)革命的第二階段，兩大新興階級的形成，導致了現(xiàn)代社會基本原則的確立，也帶來了新的不平等。通過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解決了每個人的基本保障，實現(xiàn)了相對來說的結果平等?？傮w來說，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到了一個相對公平的階段。原因在于，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帶來的對現(xiàn)有財富關系的解體和實際財富的摧毀；在20世紀，抹掉過去，推動社會重新洗牌、萬象更新的是戰(zhàn)爭，而不是和諧民主或經(jīng)濟的理性行動。二戰(zhàn)后，在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的苦痛之后，人們努力工作，依靠勞動致富而非資本成為共識，同時福利社會的建立抵消了原先不平等所帶來的差距，讓人們獲得了基本的尊嚴。由此帶來歐洲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迎來了被歷史學家稱之為“30年的繁榮”，再次成為歐洲歷史上最好的社會發(fā)展時期，也是進入到了一個財富再造的新時代。
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高科技的發(fā)展，全球化的行進，在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財富分配的不合理，貧富分化再次拉開，使得社會再次進入不平等的階段。從近代歷史演進的維度來看，全球開始進入不平等的第三階段。
其表現(xiàn)為：第一，1%的人占有了50%～60%，前10%的人占據(jù)70%～90%的財富。第二，從在二戰(zhàn)后積累起來的財富現(xiàn)在被后一代所承繼，戰(zhàn)后30年繁榮所積累的財富正在成為世襲，世襲性的社會再次形成。第三，創(chuàng)造財富的兩個要素——勞動和資本再次轉換了角色，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遠遠跟不上資本創(chuàng)造財富的速度。同時，以前資本只是在民族國家之中進行資源配置，而現(xiàn)在則脫離出去，轉而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加之對資本的監(jiān)管不力；形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其資本所帶來的收益也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要高得多。另外，以金融證券為代表的資本市場的快速發(fā)展。相比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來說，資本市場依靠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說的壟斷、投機和欺騙獲利甚豐，從而形成了勞動與資本的尖銳對立，也在全球范圍內(nèi)帶來了國際經(jīng)濟體系的不平等。因此，現(xiàn)在是全球性資本主義時代，這和以前的民族性資本主義、帝國性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第四，在工業(yè)革命時期，通過開辦工廠創(chuàng)造和積累的財富需要很長的年限，其數(shù)量也不會很高，蒸汽機的發(fā)明者瓦特在去世前僅僅只留下了三百英鎊的遺產(chǎn)。但現(xiàn)今，高科技的發(fā)展使得財富積累加快，其產(chǎn)品也因為突破了空間的限制，短時間內(nèi)就可以獲益甚豐。同時，高科技行業(yè)基本上屬于青年這一群體，從代際的角度來說，造成了不同代際之間財富積累的差異，由此也造成不同行業(yè)的差異，導致有些行業(yè)勞動力失去工作機會，財富分化，貧困增加。第五，全球性的人口流動，以前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制都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而展開，而現(xiàn)在也無力應對因全球化而導致的大量人口流動的壓力，這無疑又導致了新的不平等。例如，歐盟東擴之后，大量人口從東歐移民到了西歐，這對西歐各國的福利制度乃至工作機會都是嚴重沖擊，這樣，原有的社會體系安排跟人口流動之間就產(chǎn)生了新的矛盾與張力。仔細分析這些壁壘的設置，其實在此背后體現(xiàn)的則是另外一種新的不平等的出現(xiàn)，也就是說，歐洲內(nèi)部之間出現(xiàn)了不平等，其意味著作為歐洲的公民是否有流動的自由。
和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第一和第二階段的不平等相比，目前的不平等現(xiàn)狀不僅在空間上擴展到了全球，而且其程度更為嚴重。按照法國學者皮凱蒂的說法，“當今社會的不平等正達到新的歷史高度。這種不公平更難用文學來體現(xiàn)或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因為這種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層社會對比大眾，而是一種滲入各人口階層的普遍的不平等”。[9]正由于此，西方有些學者才認為，西方現(xiàn)在遇到了生存意義上的焦慮，處在社會不平等地位上的民眾如何得以生存，如果聽任其發(fā)展，是否會出現(xiàn)一場猶如19世紀那樣的新的“階級斗爭”？
未來“歐洲復興”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
回顧歐洲近代以來的歷史，從不平等走向平等是通過革命與“階級斗爭”而實現(xiàn)的，盡管實現(xiàn)了相對的平等，但社會也付出了太多的代價。今天如何不通過革命或者其他沖突的方式來解決這一不平等，從而重建社會，的確是一種嚴峻的考驗。面對這一嚴峻的情景，西方各國政治家們都在找尋解決的方式，發(fā)出不同的聲音。例如英國脫離了歐洲聯(lián)盟，在歐洲大陸出現(xiàn)極端右翼組織，和歐洲反對外來移民等。在這些不同的應對理念與實踐中，筆者認為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的表達更能夠體現(xiàn)歐洲的價值觀以及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馬克龍這樣說道：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歐洲大陸的決定性時刻，此時此刻，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我們應該共同從政治上、文化上重新創(chuàng)造歐洲文明的形式，這是歐洲復興的時刻。因此，為抵御固步自封和分裂的風險，馬可龍?zhí)嶙h圍繞三個雄心來共同締造“歐洲復興”：即，自由、保護和進步。他指出：我們必須在這些支柱的基礎上實現(xiàn)“歐洲復興”；我們不能放任民族主義者利用人民的怒火，而不提供任何解決方案。
在這里，馬克龍首先提到了自由，在他看來，自由是歐洲模式的基礎，其內(nèi)涵就是指人的自由、觀點多樣性及創(chuàng)造力的多樣化，這也是推動世界進步的基礎。對馬克龍所提出的這一解決歐洲目前困境的方式，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關注，這是理解歐洲日后走出困境，獲得進步動力的思想文化資源。當然如果從思想歷史進程來看的話，這也是歐洲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以及建立起繁榮富強的國家和社會的基礎。沒有它，歐洲就不是歐洲，同樣歐洲也就失去了未來前進的動力。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劃分，而是經(jīng)過歷史發(fā)展和制度建構起來的文明或文化的共同體。更為重要的是，馬克龍在這里期待重新高揚歐洲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不僅捍衛(wèi)歐洲的價值觀，實現(xiàn)歐洲的復興，延續(xù)歐洲從近代以來所形成的發(fā)展道路，而且是要來對抗以中國為代表的另一種發(fā)展模式。因此，對這一表達，我們需要給予應有的重視。
的確，從歷史上來看，為什么歐洲在15世紀后率先邁入現(xiàn)代，不僅形成了歐洲的同質(zhì)性，而且引領著世界的前行，原因不僅僅在于歐洲所創(chuàng)造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最早展開了“工業(yè)革命”，形成了現(xiàn)代的工廠制這一生產(chǎn)方式，并創(chuàng)造出了巨大的物質(zhì)財富，以及對世界的改造與擴展性能力。實際上，仔細探究工業(yè)革命的起源，就會發(fā)現(xiàn)，歐洲所獲得的這種能力的背后就是它所創(chuàng)造的人的自由這一文化傳統(tǒng)，即維護個人自由和權利至高無上的文明傳統(tǒng)，每個人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都享有自由，獲得他們應該得到的權利，并且是不容任何權力侵害的“天賦權利”。
不僅如此，只有自由，才能形成如馬克龍所說的，達到觀點的多樣化以及創(chuàng)造力的多樣性。這一結論已為歐洲15世紀以來的歷史所證明，也為很多歐洲思想家所反復多次地論述過。例如，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就從什么是推動人類進步的動力這樣的維度作出過非常精彩絕綸的闡釋。在密爾看來，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理性和知識的進步成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是人類福祉的基本內(nèi)容。而怎樣才能保證理性的高揚和知識的進步，在密爾看來，這就需要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從歐洲近代歷史來看，有這樣三個文化、思想和知識快速進步的時期，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啟蒙運動；三是從歌德到費希特的德意志，這是一個知識精英輩出，思想文化繁榮的時期。探尋其原因，不在于經(jīng)濟的發(fā)展，教育的普及等因素使然，實質(zhì)上在于實現(xiàn)了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因此，密爾總結道，盡管這三個時期各自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在那三個時期中權威的枷鎖都被打碎了。那時，舊的精神專制已被推翻，而新的尚未建立。正是由那三個時期所給予的推動才把歐洲造成現(xiàn)在這樣?？墒侨舾蓵r間以來，有些現(xiàn)象表明所有那三項推動力量已經(jīng)差不多用光；我們?nèi)舨辉俣攘χ骶褡杂?，我們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起步?rdquo;。[10]
他還說道：“習俗的專制在任何地方對于人類的前進都是一個持久的障礙，因為它和那種企圖達到某種優(yōu)于習俗的事物的趨向是處于不斷沖突之中的。那種要勝過習俗的趨向，根據(jù)各種情況，可以叫做自由精神，或者叫作前進精神或進步精神。進步精神并不總是等于自由精神，因為進步精神會企圖以進步之事強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而自由精神要抵抗這種企圖，也會與反對進步者局部地和暫時地聯(lián)合起來。但是進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還是自由，因為一有自由，有多少個人就可能有多少獨立的進步中心。但是前進的原則，不論是在愛好自由還是在愛好進步的哪一種形態(tài)之下，與習俗統(tǒng)治總是處于敵對地位，至少含有要從那個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意思。”[11]因此，密爾所說的“進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還是自由，因為一有自由，有多少個人就可能有多少獨立的進步中心”的確是符合英國的現(xiàn)實，例如，在英國革命中，發(fā)明水力紡紗機的阿克賴特，就是一個普通的鄉(xiāng)村理發(fā)師；再如，發(fā)明蒸汽機的瓦特，也只是格拉斯哥大學的一位普通的實驗員。他們的成功正是得益于這一自由的環(huán)境。相反，如果沒有個性，沒有自由，失去了這些進步的動力之后，其結果自然就是平凡和因襲，社會也只能是靜止和停滯。在密爾看來，歐洲各國能夠實現(xiàn)進步的原因就在于存在著多樣性，或者借用德國思想家洪堡的觀點就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而這一觀點和現(xiàn)在馬克龍的提法是多么驚人的一致。由此也可見，歐洲的這一歷史文化傳統(tǒng)將會是引領歐洲未來的重要資源。
歐洲能否走出一條新的復興之路？
近代以來，歐洲在邁向現(xiàn)代社會的過程中，經(jīng)歷了多次危機，包括災難性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當?shù)谝淮问澜绱髴?zhàn)爆發(fā)時，一些政治家就情不自禁地嘆息道，從此之后歐洲這盞明燈就此熄滅。歷史學家施本格勒也寫下了《西方的沒落》一書，認為歐洲再也無力回天。當然持有悲觀的理念是為了更好地警醒人們，激發(fā)對未來的想象。實際上，歐洲沒有如他們所說，熄滅或沒落，反倒是在二戰(zhàn)后浴火重生，進入到了戰(zhàn)后繁榮與和平的“黃金時代”。因此，歐洲的進步與成長始終伴隨著問題，甚至是危機與災難，但每次歐洲都通過自身的努力，克服了危機，迎來了新生。今天的歐洲也正是又到了這樣的“時刻”，但從歐洲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出發(fā)，我也認為，歐洲也將會消弭因為全球化所導致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各種問題，在社會結構的轉型，政治體制的建構以及思想觀念等方面再次實現(xiàn)新的突破，依然成為世界的領頭羊。正如馬克龍所號召的那樣，重新實現(xiàn)“歐洲的復興”。
正是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除了理解當下的困境，以及重新挖掘和借用歐洲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之外，我們還需要靜下心來從歷史的維度來對近代以來的社會結構進行考察，對支撐這一社會的思想觀念和原則性的基礎進行思想史的研究。例如，現(xiàn)在需要對創(chuàng)造財富的這些要素資本、市場、勞動、高科技在全球性層面展開研究，既要研究這些要素本身，又要在全球的層面來展開研究，因為這和以前的形態(tài)已有不同，這些要素在全球流動，在空間和結構上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需要對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世界主義等進行新的考察。
同樣，我們還需要對財富的生產(chǎn)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及承繼方式進行思考。如現(xiàn)代社會的基礎——財產(chǎn)權和市場進行探討，正如有些學者所說，市場經(jīng)濟能夠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和實現(xiàn)社會和諧穩(wěn)定是種幻想；對福利制度，遺產(chǎn)的繼承等進行思考就需要對欲望和利益等原先的社會原則進行反思。例如，思想史家和經(jīng)濟學家赫希曼就寫了《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勝利之前的政治爭論》，說到底這種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人性本身進行反思。我們要過著和過上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或者說，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才是人們應該要過上的生活？為什么要提出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因為隨著全球性交往關系的發(fā)展，消費社會的來臨，包括大量新奇的物品可以進入到人們的眼簾，一下子激發(fā)起大家的欲望，大家都對未來充滿著期待，不管是富人、中產(chǎn)階級還是窮人都是如此。同時，現(xiàn)實的社會流動也的確使他有機會改變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乃至過上好日子，在這個層面上講，激發(fā)我們采取行動或者期待的，不是抽象的“改善生活”，而是一個具體的生活狀態(tài)，乃至一種物品，如報紙上曾刊登過一位青年人賣腎買蘋果手機的例子。因此，從心態(tài)上來說，每個人都被激發(fā)出獲得甚至拼命追逐財富的沖動與欲望。所以欲望與消費就不再僅僅是私人性的問題，而實際上將會成為一種公共性的社會選擇，并影響其政治決策和政治行為，從而也影響其未來的走向。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教授曾經(jīng)出版過《沉疴遍地》，認為“資本主義”式的全球化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他響亮地提出了“怎么辦？”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的民眾對此已經(jīng)給出了回答，從多年前的倫敦騷亂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到去年爆發(fā)的“黃背心運動”無不體現(xiàn)了民眾的不滿與抗爭。因此，今天我們應該轉換視角，不能僅僅在19世紀的社會語境下傳統(tǒng)地來思考社會的不平等問題，而更要看到，目前的不平等是在全球化以及新的社會結構中發(fā)生的，我們不能在單一的民族國家這一空間和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維度來思考，我們還需要在新的視野下理解它，進而找到更好地防止不平等和實現(xiàn)平等的有效路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為了實現(xiàn)和平和繁榮，歐洲一些非凡的政治家們創(chuàng)造性地設計出了超越民族國家的機制，即現(xiàn)在的歐洲聯(lián)盟。歐盟是超越民族國家之上的一個區(qū)域化政治體的設計，希望有一個沒有邊界的市場、沒有邊界的人員流動的區(qū)域，盡管其也設置了一些邊界，如歐元區(qū)的邊界、人員流動的邊界、老歐洲和新歐洲的邊界，但這些邊界逐漸也在取消。
本來建立歐盟的出發(fā)點是好的，經(jīng)歷過一戰(zhàn)、二戰(zhàn)，歐洲人反思，要在歐洲范圍內(nèi)建立超民族國家的機構來協(xié)調(diào)國家之間的關系，以此消弭由于各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帶來的互相傷害，從一開始的煤鋼聯(lián)營，到歐共體，再到歐盟，其政治功能越來越大，也慢慢建立起了歐洲認同，經(jīng)濟好的時候也形成了比較成體系的力量，但是問題出在經(jīng)濟乏力的時候，每個民族國家在權利范圍做自己的事情，而破壞了歐洲的利益，誰來買單？所以，這個區(qū)域一體的基礎還是相對不穩(wěn)固，而且內(nèi)部又有較多的差異，特別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遇到了棘手的移民問題。在2015年英國《泰晤士報》就有文章?lián)鷳n：外來移民正在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那時候英國還沒有脫歐，但這個代表英國官方的聲音已經(jīng)出來了：英國不想要那么多的外來移民，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工作機會的問題，還有生活方式的問題，它想要追求自我的獨特性。以前我們不太會關注這一問題，其實生活方式是一個大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成為了英國脫離歐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民族國家、歐盟和全球化這三個層面上也都出現(xiàn)了問題，如何協(xié)調(diào)和融合人們的民族國家認同，歐洲認同以及全球化認同的確是個難題。
因此，回顧從近代以來歐洲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或者說1945年二戰(zhàn)結束之后所形成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歐盟，以及20世紀80年代之后越來越迅速發(fā)展的高科技和全球化進程與格局，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在空間層面上，還是在結構維度上，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zhàn)，面臨“脫榫”的風險。綜合上述各種問題，也可以說，我們面臨一種“結構性困境”。如何破解這一結構性困境，從思想史研究的路徑和思想傳統(tǒng)上可以看到這樣幾種解決的思路，一是以美國施特勞斯學派為代表，想用反現(xiàn)代性，重回傳統(tǒng)美德的方式來拯救這個充滿欲望，或者說欲望過度的社會；二是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通過提倡誠實的勞動來抗拒資本的投機與欺詐等；三是用歐洲19世紀早期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平等來修正目前巨大的不平等，思考平等的限度。例如，法國學者皮凱蒂最近出版了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tài)》，解析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其實所有這些的反思可以集中在一點，就是要對歐洲近代以來所形成的“資本主義體制”進行重新思考和規(guī)劃。的確，從全球格局的視野出發(fā)，目前最為需要的是進行一種思想觀念上的創(chuàng)新，走出一條新的發(fā)展道路，我們能否在歐洲以及西方現(xiàn)有的社會發(fā)展道路的基礎之上推陳出新，或者有無可能在此之外開拓另外一種新的社會發(fā)展道路，按照皮凱蒂所說，要超越資本主義。
站在時代的今天回望歐洲的歷史，誠如馬克龍所說，自由推動了歐洲的發(fā)展，占據(jù)了世界主導性地位，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自由”也導致了不平等。而當下正是進入到了這樣一個不平等的第三階段，這就提醒人們，如何平衡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復雜關系，必須認識到兩者缺一不可，實際上，平等也是歐洲近代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從歐洲的經(jīng)驗出發(fā)，可以清晰地理解，一個貧富分化的不平等社會，一個只以統(tǒng)治階級所形成的少數(shù)人享有的等級特權為基礎，并且只從某些利益集團的私利出發(fā)，而全然不顧，甚至排斥大多數(shù)人們利益的社會一定會面臨危機無法維系的問題，未來的社會將是以保障人民權利為中心的社會。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英國首相鮑里斯在首相就職典禮上反復提及“人民”，馬克龍也在“黃背心運動”之時展開全民大辯論，重思民主以及要將人民放在重要地位。由此，這就提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未來是延續(xù)還是修正原先的自由主義式民主，以及是否要重建起一種以“人民主權”和人民這一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新型民主？
的確，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現(xiàn)實正在為人們拉開了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讓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或許更是促進新的社會轉型的契機。因此，在這一危機與焦慮的時刻，時代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尖銳的命題，促使我們要像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那樣思考和呼吁：要用全新的視野和觀念來理解正在形成的這個全新的世界，從而找到建構未來世界的路徑。因為“一個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門新的政治科學”。
注釋
[1]William Doyle, The Ancien Regime, Palgrave, 2001, p. 4.
[2]王養(yǎng)沖、陳崇武選編：《拿破侖書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8頁。
[3]董云虎、劉武萍編著：《世界人權約法總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頁。
[4][5][6][9]［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49～350、352、353、434～435頁。
[7]Benjamin Disraeli, Sybill or The Two Nations, Penguim Books, 1954, p. 6.
[8]［英］約翰·密爾：《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四編。
[10][11]［英］約翰·密爾：《論自由》，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6、75～76頁。
責 編／周于琬
Inequality in European Society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Transformation
Li Hongtu
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re have appeared many disturbing phenomena such as the Brexit, which is regarded by many scholars as "de-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Furthermore, at the social level, Europe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inequality, which makes Europe face severe challenges. In addition,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pattern has brought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influence of Europe, which has aroused more anxiety and worry in Europe. In this regard, Europeans are rethinking, trying to establish a new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future in the hope of creating future in the history. It is exciting to expect whether Europe can get out of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create a new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achieve rejuven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uropean society, inequality, "European Renaissance"
李宏圖，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世界近現(xiàn)代史，歐洲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和社會史。主要著作有《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權力”走向“權利”——西歐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密爾〈論自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