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追求和踐行和平發(fā)展，努力為人類社會和平繁榮作貢獻，打通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模式中原本對立的許多方面。但是，國際社會中也有人不適應中國和平崛起的現(xiàn)實，仍以冷戰(zhàn)的思維來觀察中國，對中國的內政外交作反向的評判。當前，在國際交往中，國家間在各方面有分歧、矛盾甚至有沖突，每個國家內部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與冷戰(zhàn)時期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完全不同。世界是多樣的、復雜的和不斷變化的，中國也需要用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看這樣的世界，從容應對，不為一時的情緒所左右。

【關鍵詞】冷戰(zhàn)思維  歐洲模式  蘇聯(lián)模式  和平發(fā)展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6

“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是國際政治領域的一句名言。人們在解讀這句話時，重點更多地放在了“友”和“敵”，“有”和“沒有”，以及“利”和“益”上面。這些當然無可厚非，也都有它們的道理。但是，這句話更深層的含義似乎在于強調在國際交往中需要一種良好的心態(tài)，盡可能少地受情感所左右，盡可能多地思考影響相互關系的種種因素。現(xiàn)實的世界不太平，除了中東、中亞、非洲的某些地區(qū)戰(zhàn)亂不已之外，最攪動人心的還是一些大國關系，如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美國與中國等，它們的關系變幻莫測。之所以如此，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能以平和的心態(tài)認識世界和看待別人，恪守心態(tài)失衡的冷戰(zhàn)思維。

冷戰(zhàn)的內涵不可泛化

冷戰(zhàn)思維源于冷戰(zhàn)，有特定的時空和特定的內涵。

冷戰(zhàn)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不久，一般認為，其標志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或“鐵幕演說”，終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標志是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前后持續(xù)了40余年。冷戰(zhàn)無論概念還是內容的內涵與外延幾乎都是明確的，即美國和蘇聯(lián)之間、以美國和蘇聯(lián)為首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除了動用武力之外的全方位敵視和對峙，而這些敵視和對峙幾乎都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社會發(fā)展模式包裹著。

資本主義是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產生的一種不同于中世紀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其特征大體上可以描述為政治上的多黨議會制、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多元化的意識形態(tài)、實用主義的對外政策。總的看，資本主義這種模式開放性比較大，包容性比較強，因而在發(fā)展和完善的程度上差異性很大。

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歐洲幾乎所有的近代民族國家在社會發(fā)展模式上都是資本主義的（以下簡稱歐洲模式），但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等方面的發(fā)展程度和完善程度上的差別比較大。十月革命之后，新誕生的蘇俄（1922年之后叫蘇聯(lián)）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到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模式（以下簡稱蘇聯(lián)模式）。在基本特征上，蘇聯(lián)模式是共產黨一黨執(zhí)政的政治體制，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指導思想，對外政策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比較濃厚。與資本主義模式比較起來，蘇聯(lián)模式排他性強，在社會發(fā)展各個方面都有與資本主義模式相對立的獨占性標準。

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從根本上說，歐洲模式與蘇聯(lián)模式在各方面是完全對立的，受歐洲的國際政治影響，蘇聯(lián)同歐洲其他大國的關系比較復雜。蘇俄剛出現(xiàn)時，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以它為敵，其中英法等14個國家還結伙試圖將蘇俄扼殺在搖籃之中。但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由于蘇聯(lián)已經站穩(wěn)了腳，以及德意法西斯的出現(xiàn)，英法等“民主國家”試圖通過綏靖政策慫恿法西斯德國去打蘇聯(lián)，而蘇聯(lián)在無法與英法聯(lián)合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情況下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想把法西斯禍水往西推。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利用英法和蘇聯(lián)之間的矛盾，發(fā)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先于1939年9月進攻波蘭并很快橫掃歐洲中西部，1941年6月又發(fā)動了對蘇戰(zhàn)爭。在共同的敵人面前，英國和蘇聯(lián)首先結盟，緊接著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加入進來，形成了世界性反法西斯同盟。促成這個同盟建立的是共同的敵人德意日法西斯，而非美英兩國與蘇聯(lián)的彼此認同，所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對立和矛盾沒有也不可能消失，合作是以討價還價為前提并伴有時起時伏的明爭暗斗。但是，無論如何，正是由于不同社會發(fā)展模式國家組成的這個同盟，才打敗了驕橫一時的德國法西斯。就在德國法西斯行將滅亡之時，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lián)領導人斯大林對戰(zhàn)后歐洲勢力范圍進行了劃分，經過討價還價，最終中歐東部和除希臘之外的巴爾干半島成了蘇聯(lián)的勢力范圍，歐洲的其余部分屬于盟國的勢力范圍。德國一分為二，盟軍占領區(qū)成為聯(lián)邦德國，蘇占區(qū)成為民主德國。這樣一來，統(tǒng)一的歐洲分成兩部分，中歐東部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南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民主德國就成了東歐，而余下的歐洲國家就成了西歐。冷戰(zhàn)就發(fā)生在歐洲分裂之間后的東西歐之間，而領頭國在東歐是蘇聯(lián)，在西歐是英美。美國本不在歐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在英法衰弱的情況下成為西方陣營的龍頭老大，世界因而也形成美蘇的兩極格局。

西歐和東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形成的地緣政治區(qū)域概念。其中，東歐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受蘇聯(lián)控制和實行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發(fā)展模式，而這八個國家在成為東歐國家之前是受不同的西歐國家控制，實行的都是歐洲模式，與西歐不同大國關系緊密，其內政外交幾乎與蘇聯(lián)沒有關聯(lián)。它們成為東歐的決定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大國關系，而非它們自己的選擇。雅爾塔體系將分裂的歐洲現(xiàn)實固化下來，井水不能犯河水。但是，無論從西方角度還是從蘇聯(lián)角度來看，歐洲模式和蘇聯(lián)模式都是水火不容的，于是就出現(xiàn)了劃定了范圍（在歐洲）、限定的方式（不直接動武）的全方位對峙，即冷戰(zhàn)。二戰(zhàn)結束不久，西方提出實施針對蘇聯(lián)東歐的“鐵幕論”“遏制論”“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等等，而蘇聯(lián)提出了“兩大陣營論”“兩個平行市場論”。全面對峙的表現(xiàn)就是隔空喊打，但動口不動手。西方通過各種途徑宣傳資本主義模式，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蘇東關系。蘇聯(lián)以資本主義模式為“哈哈鏡”，反向地不斷強化社會主義模式和對東歐的控制。北約、歐共體和華約、經互會這些外表上看似乎是兩大陣營對立的軍事組織和經濟組織，但是，它們各自的功能也有差別。歐洲模式由于開放度高、包容性大，所以，北約和歐共體的主要功能是自衛(wèi)、自保，而沒有同社會主義陣營發(fā)生過直接的沖突，也沒有出現(xiàn)內部的打壓和爭斗。蘇聯(lián)模式由于開放度低、排他性大，所以，華約和經互會的主要功能是自穩(wěn)，即蘇聯(lián)用它們控制東歐國家，其中，1968年華約五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典型的表現(xiàn)。這種局面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

冷戰(zhàn)之后的國際矛盾并非冷戰(zhàn)之延續(xù)

冷戰(zhàn)結束之后西方與蘇聯(lián)、東歐地區(qū)的矛盾、對抗、沖突和戰(zhàn)爭均于冷戰(zhàn)無關，而是復雜多方面的歷史矛盾集中爆發(fā)和大國博弈的再現(xiàn)。

冷戰(zhàn)以蘇聯(lián)和東歐的消失而告終。蘇聯(lián)、東歐消失得很突然，也很快，于是有劇變之稱。從順序上看，先是國家社會發(fā)展模式的轉變，后是三個聯(lián)邦制國家的解體。如前文所說，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前的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七國（更不用說民主德國的母體德國了），其社會發(fā)展模式從本質上說都屬于歐洲模式。十月革命之后，沙皇俄國轉變成蘇聯(liá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及民主德國都從歐洲國家變成了實行蘇聯(lián)模式的東歐國家。然而，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些國家在幾個月、幾個星期甚至幾天之內拋棄了蘇聯(lián)政治模式，回到了歐洲的政治模式。在政治劇變之后，蘇聯(lián)、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個聯(lián)邦制國家先后解體。蘇聯(lián)于1991年底比較平靜地分裂成15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南斯拉夫卻在民族仇恨的血雨腥風中最終分裂成了6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則友好分地為兩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加上國家結構沒有發(fā)生變化的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原來的東歐變成了由13個國家組成新地緣政治區(qū)域——中東歐。沒了蘇聯(lián)，沒有蘇聯(lián)模式，也就沒有冷戰(zhàn)的另一半，冷戰(zhàn)因此宣告終結。

冷戰(zhàn)雖然結束了，中東歐地區(qū)并不太平，可無論是“熱”的廝殺還是“冷”的對抗，都與冷戰(zhàn)沒有關系，而非冷戰(zhàn)的延續(xù)。就前者而論，南斯拉夫在解體過程中，先后發(fā)生了武科瓦爾戰(zhàn)爭、波黑內戰(zhàn)和科索沃戰(zhàn)爭。它們爆發(fā)的主要原因是可上溯幾十、幾百甚至上千年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1]這些矛盾或者長期被大國關系所壓抑，或者為蘇聯(lián)模式所遮掩，非但沒有消失，甚至還不斷地積累。因此，冷戰(zhàn)剛一結束，它們就集中迸發(fā)，而且以武裝沖突甚至戰(zhàn)爭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

蘇聯(lián)解體和作為地緣政治的東歐消失之后，北約和歐盟開始越過雅爾塔協(xié)議劃定的疆界雙雙東擴，收復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的地盤，而中東歐這些新老國家?guī)缀跞恳?ldquo;回歸歐洲”為社會轉型或新國家構建的唯一目標。俄羅斯雖然繼承了蘇聯(lián)的國家遺產，但沒有蘇聯(lián)那樣的大國地位，淪為二流國家的它無力抵制北約和歐盟的東擴，無法阻止中東歐國家“回歸歐洲”的進程。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本身也放棄了蘇聯(lián)模式，實行的也是歐洲模式，只是帶有比較濃厚的東方色彩，因而不為西方所認同。冷戰(zhàn)結束之后，西方國家同俄羅斯之間的矛盾從沒有中斷過，但也沒有直接動手。即使對抗形式是“冷”的，但是，其內涵和表現(xiàn)與曾經的冷戰(zhàn)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與歐洲模式與蘇聯(lián)模式之間的對抗毫無關聯(lián)。如果看到俄羅斯與西方在許多方面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如果考慮到歷史上俄國同西方大國在中歐和東南歐乃至世界的角逐，不難看出，這些對抗實際是從沙皇俄國以來就沒有中斷過同西方大國角逐的歷史回聲。

由于世界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zhàn)時期的國際環(huán)境，冷戰(zhàn)時期的多方面對峙也不復存在了。各國的社會發(fā)展都帶有極強的民族性。它們有類型上的差別，有發(fā)展程度上的不同，但彼此并不排斥和對立。在國際舞臺上和國家交往中出現(xiàn)矛盾與沖突是難免的，當事各方應本著國際關系準則解決。如果一個國家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作為評判和批評別國的標準，這就是冷戰(zhàn)思維和政治偏見的延續(xù)。在當今世界國際關系里林林總總的問題中，真槍實彈的“熱”問題的主要是歷史糾葛、民族矛盾、宗教沖突、領土爭端等“陳年老病”；明里暗里互相較勁的“溫”問題主要原因是全球利益、地區(qū)利益或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等“流行病”；而因自戀本國的價值觀念并以此作為標準指責、攻擊別國而產生的“冷”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心理病”。“陳年老病”治療起來比較費勁，治愈的良方多半要靠時間；“流行病”則是常態(tài)，可以通過相關的國際關系準則、國際機構和當事各方通過協(xié)調解決；“心理病”則更多地需要自我調整，以平和、包容與開放心態(tài)面對變化的世界。

無視中國社會變化的冷戰(zhàn)思維

冷戰(zhàn)沒了，但是，無論西方還是東方，以冷戰(zhàn)的內涵來觀察評判對方的冷戰(zhàn)思維依舊存在。其中，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冷戰(zhàn)思維，就是把中國看作冷戰(zhàn)時期的蘇聯(lián)，視為對手，想方設法遏制、限制中國的發(fā)展，對于中國的內政外交橫加指責。西方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全球利益、地區(qū)利益、經濟利益、戰(zhàn)略考慮等多方面原因，但凡事總是以陰暗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這就是冷戰(zhàn)思維的慣性。就最近的事例而論，2020年1月3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倫敦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時，除了重提“中國威脅論”與“5G”問題之外，他強調“美國擔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中國的制度”“雖然我們仍須對恐怖主義保持高度警惕，但世界各地依舊存在各種挑戰(zhàn)，而共產黨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威脅”。[2]

不難看出，蓬佩奧所指與冷戰(zhàn)時期美國看蘇聯(lián)、西歐看東歐一脈相承。在冷戰(zhàn)期間，美國對蘇聯(lián)、西歐對東歐各方面攻擊的外衣就是這兩方面。在被稱為吹響冷戰(zhàn)號角的“富爾敦演說”中，丘吉爾宣稱：“不久剛被盟國的勝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經罩上了陰影。沒有人知道，蘇俄和它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干些什么，以及它們擴張和傳教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還有止境的話。”[3]但是，冷戰(zhàn)期間，中國并不在美蘇對峙的范圍之內，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歐資本主義陣營的關系比較復雜，同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也比較復雜，并不像美國和蘇聯(lián)、西歐和東歐是長期的“冷”對抗。就同資本主義陣營的關系而言，中國除了有過同它們的冷對抗之外，還直接或間接地同美國等在朝鮮、越南等戰(zhàn)場上進行過“熱戰(zhàn)”。就同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而言，中國與蘇聯(lián)東歐國家有親如一家的“蜜月”，但也有爭吵不休、互相指責和批判，甚至一度與蘇聯(lián)還發(fā)生了局部的武裝沖突。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態(tài)度和同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上個世紀50到60年代是中國同蘇聯(lián)分岐和矛盾的焦點之一，在蘇聯(lián)主張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時候，中國強調“東風壓倒西風”和戰(zhàn)爭不可避免。到60年代末中蘇發(fā)生武裝沖突的時候，中國開始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恢復或建立正常關系。

不僅與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所不同，在社會主義陣營消失之前十幾年，中國已經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梢詮脑S多方面解讀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它的實質就是逐漸地廢棄了蘇聯(lián)模式在許多方面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比較全面地調整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模式、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各種所有制、各種經營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存，早已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簽，突出的只是中國的國情、政治文化和民族傳統(tǒng)。在對外關系上，中國不斷地擴大同世界各國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深化和平共處的內容。早在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fā)展》白皮書就提出，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2013年，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萬國宮“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上發(fā)表的主旨演講中進一步明確地闡述道，“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我們要為當代人著想，還要為了孫后代負責”“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fā)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xiàn)共贏共享”。[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理論與實踐已使冷戰(zhàn)的基礎不復存在了。在國際交往中，中國同其他國家有分岐、有矛盾，甚至有沖突，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各個方面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這些與冷戰(zhàn)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與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面臨的困境是完全不同的。

以平和的心態(tài)看世界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快速發(fā)展，如今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世界的高度關注，牽動世界的神經。從發(fā)展趨勢上看，國際社會不僅會更加關注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會更加關注中國的政治發(fā)展。中國追求和踐行的是和平發(fā)展，努力為人類社會和平繁榮作貢獻，得到了世界上普遍的肯定和稱贊。但是，也總有一些人以冷戰(zhàn)思維觀察中國，對中國的內政外交作反向的評判，用它們影響、干擾，甚至干涉中國的內政與外交，前者如臺灣問題、香港問題、東突問題、人權問題、宗教問題等，后者如將中國的“和平崛起”“一帶一路”以及對外援助等視為“對外擴張”，利用這些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比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也成了某些國家中的某些人從政治角度談論的話題。所有這些都反映了某些西方人不舍的冷戰(zhàn)思維，不愿適應中國和平崛起現(xiàn)實的心態(tài)，甚至有悖于西方模式中的包容和多元的精神。然而，別人對中國的心態(tài)如何，中國無法決定，中國能夠做的就是端正自己對外部世界的心態(tài)。只有心態(tài)擺正了，中國看世界才可能不受非友即敵的情感左右，冷靜看待各國對華關系上的風云變幻，這樣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所謂心態(tài)擺正，就是對有些現(xiàn)象要有清楚的認識。比如，世界各國是多元化的，所處空間、國家體量、社會制度、歷史文化、民族宗教、發(fā)展程度、國際地位等許多方面千差萬別，在國際事務有不同的聲音，在相互關系中有矛盾和沖突，都屬于常態(tài)?？词澜绲牧己眯膽B(tài)之一就是不要指望所有國家對自己完全認同，自己能一呼百應，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傾聽各種不同的，甚至是剌耳的聲音。再比如，西方國家的社會是多元化的，在國內政治圖譜中有各種政黨、政客。在多黨競爭的政黨政治中，它們的觀點理念、政治主張不僅五花八門，有時甚至相互對立。政黨之間的岐見和爭斗時常會反映在他們對中國的態(tài)度和政策上，妄議中國在許多時候也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又比如，西方國家實行所謂的言論自由，沒有統(tǒng)一的調子約束國民。盡管西方自由也有禁區(qū)，但是，對涉及政治或國際政治尤其涉及中國的言論是開燈放行的，其中新聞記者、文體人士尤甚。毫無疑問，對于涉及領土主權、國家安全的言行，中國必須作出適當?shù)姆磻?。但需要清楚地認識，這些噪音在國際社會或在一個國家中多半都不是主調。

心態(tài)擺正還有另一方面的內涵，即在全面發(fā)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中，不能將同某個或某些國家在特定時期的關系及其發(fā)展前景太過理想化。如果在認定對方“好”或“不好”的時候情感色彩太重，而對別人對自己在地緣政治、歷史文化和各自的國家利益、地區(qū)利益和全球利益等方面的差異性注意或強調得不夠，就會在觀察的深度和廣度上有欠缺。這些都會扭曲對外交往中的心態(tài)。實際上，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地緣政治和所面臨的不同環(huán)境，都可能使不同的國家在戰(zhàn)略重心上出現(xiàn)錯位。不同的政治文化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發(fā)展的特性，也可能使不同的國家在交往過程中出現(xiàn)各種利益上的錯位。另外，在很多時候，中國同某個或某些國家的關系如何，除了受制于雙方自身因素之外，時常是第三方外力擠壓或舒壓的結果。在這方面一個最值得關注的例子就是中國與中東歐17國的關系。

從原東歐國家演變而成的中東歐最多時只有13個國家，2012年從蘇聯(lián)分離出來的波羅地海三國加入進來，成為中東歐16國。也就從這時候，中國同中東歐國家在各方面的關系急劇升溫。2019年，原屬西歐的希臘也加入進來，中東歐變成了17國。從“16+1”到“17+1”，中國和中東歐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經貿往來、教育文化交流全面得到提升，成為“一帶一路”最成功的“示范區(qū)”。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仍需要對中東歐17個國家有清醒的認識，對中國同它們關系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前景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有應對“變臉”的正常心態(tài)。就前者而言，這17個國家在國家規(guī)模、經濟發(fā)展水平、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地緣政治、回歸歐洲程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不僅如此，它們相互關系非常復雜，在國內政治、地區(qū)政治和國際政治等方面認同度非常低，而歷史矛盾和現(xiàn)實恩怨比較多。就后者而言，17國是一個中小國家群，中國則是世界大國，各方面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在很多方面互補性不是很強甚至沒有互補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它們都是歐洲模式的國家，同中國的關系受政黨政治和大國影響比較大。重視并努力發(fā)展同它們的關系十分必要，事實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已顯露出來的和潛在隱患也很多。比如，近一個時期，捷克、波羅地海三國等國的政客或者國家機構公開表現(xiàn)出對中國不友好甚至敵意的言行。這些雖然不是主流，但對中國和中東歐的關系肯定是不利的。這也是一種常態(tài)。中國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放松心態(tài)才能處變不亂。其于上述事實，筆者一直建議要關注中東歐國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主張要重視中國和它們合作的“精準性”。[5]如果把某種雙邊關系的現(xiàn)狀及發(fā)展前景估計得過于理想化，一旦有何側向的甚至逆向的變化，最終受傷害的必定是自己。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有以下觀點。第一，由于雅爾塔協(xié)議，冷戰(zhàn)只局限在歐洲之內，而歐洲之外不受雅爾塔協(xié)議約束的地方往往是冷戰(zhàn)熱戰(zhàn)皆有。第二，冷戰(zhàn)是歐洲模式和蘇聯(lián)模式全方位的對峙，而這種對峙帶有很強烈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比色彩。第三，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打通了兩種模式中的許多方面，同歐洲模式國家的合作全面展開并成效巨大。無視這些并仍在冷戰(zhàn)框架內看待或攻擊中國，實際上就是頑守一種冷戰(zhàn)思維。第四，世界是多樣的、復雜的和不斷變化的，對此，中國需要用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看這樣的世界，以便處亂不驚、從容應對。如今的世界多樣性并存，各國都有各自的核心利益和各自的關切。所以，在與這個世界上其他國家交往的過程中，不能光用自己的情感單相思，多從對方角度看對方，為敵為友往往都不是絕對的。

注釋

[1]孔寒冰：《科索沃危機的歷史根源及大國背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2]《蓬佩奧竟稱中國制度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威脅”》，中財網，http://www.cfi.net.cn/p20200201000008.html，上網時間：2020年2月5日。

[3]“鐵幕演說”詞條，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687911-5900605.html，上網時間：2020年2月18日。

[4]《習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并發(fā)表主旨演講》，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上網時間：2020年2月16日。

[5]孔寒冰：《中東歐的差異性、復雜性和中國與之合作的“精準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Looking at the World with a Peaceful Min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ong Hanb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pursued and practiced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ove to contribute to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human society, and overcome many of the original oppositions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However, some peo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o not adapt to the reality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y still observe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d War and make an adverse judgment on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At present,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even conflicts among countries in various areas, and there are problem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every country. These are normal things and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in the Cold War. The world is diverse, complex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China also needs to look at such a world with a peaceful mind, deal with it calmly, and never sway due to passing whims.

Keywords: Cold War Thinking, European model, Soviet model, peaceful development

孔寒冰，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浙江金融職業(yè)學院捷克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世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東歐社會發(fā)展、中蘇關系及其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影響。主要著作有《科索沃危機的歷史根源及其大國背景》《中東歐的差異性、復雜性和中國與之合作的“精準性”》等。

責 編／馬冰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