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年輕干部的健康成長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yè)的后繼有人、長治久安，因此從一開始就要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在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中努力提高政治覺悟和政治能力，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成為對黨忠誠的衛(wèi)士，對黨的事業(yè)有擔當?shù)挠率?，為黨和人民的事業(yè)奮斗終身的戰(zhàn)士。

嚴格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的性質和完成新的歷史使命決定的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組織教育管理黨員和黨員進行黨性鍛煉的主要平臺”“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樣的黨員、干部作風”。這是對黨內政治生活重要性的高度概括，抓住了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和根本。嚴格黨內政治生活既是一個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沒有深刻的認識就不會有自覺的行動，沒有自覺的行動就會流于形式，因此首先要在認識與實踐的統(tǒng)一上下功夫。

我們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建黨時所處的環(huán)境是非常惡劣的，外有“三座大山”壓迫，內有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建立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黨從一大制定的第一個綱領起就對黨內政治生活作出了嚴格的規(guī)定。正是憑借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雖然歷經無數(shù)艱難險阻的考驗，都打不倒、壓不垮、沖不散、砸不爛，不斷發(fā)展壯大，黨員人數(shù)從50多名發(fā)展到如今9000多萬，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情況下，成為“賴以拄其間”的中流砥柱。實踐證明，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凝聚力、戰(zhàn)斗力的重要保證，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鮮明特征，是解決黨內矛盾和問題的“金鑰匙”，廣大黨員錘煉黨性的“大熔爐”，純潔黨風的“凈化器”。每一名黨員既然選擇了加入中國共產黨，就要接受紀律的剛性約束，這是無條件的，是不能討價還價的，這也是每一名黨員健康成長的根本保證。

嚴格黨的紀律，是從嚴管黨治黨的寶貴經驗。“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我們黨從三灣改編就提出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增加為八項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起草訓令重新頒布。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陳云同志針對某些人提出的紀律應當“松綁”的論調，鮮明指出“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執(zhí)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歷史的經驗證明，什么時候黨內政治生活健康，領導就會堅強有力，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就會順利發(fā)展；反之，就會削弱黨的團結和戰(zhàn)斗力，給黨的事業(yè)帶來巨大損失。建黨初期，陳獨秀擔任了中央的主要負責人，盡管他對黨作出了很大貢獻，但由于獨斷專行，不能團結同志，執(zhí)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給黨的事業(y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敵人殺害的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人，黨員從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糾正了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井岡山的斗爭，逐步創(chuàng)立了中央蘇區(qū)，有21個縣，中央紅軍發(fā)展到10萬多人。由于當時的主要領導博古等人執(zhí)行王明“左”傾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蘇區(qū)幾乎喪失殆盡，紅軍被迫轉移。長征開始時中央紅軍有8.6萬人，湘江之戰(zhàn)后減至3萬多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勝利。延安整風運動通過黨內健康的思想斗爭，及時糾正了各種思想錯誤，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成立了新中國。黨中央根據(jù)實際情況，多次強調要嚴格黨內政治生活，并且兩次制定關于嚴格黨內政治生活的規(guī)定。特別是2016年制定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總結了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成功經驗，針對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12個方面作出160多條規(guī)定，是對黨章有關規(guī)定和要求的系統(tǒng)化、具體化，是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有機結合的具體舉措，為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提供了基本遵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我們都應自覺對照有關規(guī)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態(tài)度來檢視發(fā)現(xiàn)自身的不足。焦裕祿同志每晚都要“過電影”，想一想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哪些還應該做，特別提出“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每名黨員都要自覺在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中，經常接受政治體檢，掃除政治灰塵，凈化政治靈魂，增強政治免疫力。

嚴格黨內政治生活，是完成黨的歷史使命的內在要求。黨的事業(yè)在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的接續(xù)奮斗中不斷前進，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落后面貌。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面臨的風險和挑戰(zhàn)。國際敵對勢力不愿意看到中國的強大，他們在搞垮蘇聯(lián)后把目標對準了中國，對我們實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圖謀從來沒有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艾倫·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zhàn)略，并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尼克松在《1999:不戰(zhàn)而勝》一書中寫道：“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他們老祖宗的教導和他們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美國人就不戰(zhàn)而勝了。”奧巴馬曾說過，如果讓13億中國人過上與他們一樣的生活，那將是一種災難，更不要說亞非拉等貧窮國家。蘇聯(lián)共產黨成立近100年、執(zhí)政70多年后黨亡政息，并牽連東歐共產黨垮臺和喪失政權，其中的教訓很值得我們深思。蘇共失敗的原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經濟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內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是主要的；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xiàn)實原因，現(xiàn)實原因是主要的。外因不可忽視，內因起決定作用，經濟原因與政治原因相比，政治原因是決定因素。“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如果黨的自身出了問題就會喪失政權，宏偉的事業(yè)就會前功盡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即使取得了勝利，也還會有失敗的危險。有風險、有問題并不可怕，看不到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意識不到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愛黨、為黨、憂黨，在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中錘煉黨性，提高政治覺悟，增強斗爭本領，成為政治上可靠的忠誠衛(wèi)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