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代語境中的“詩教”，既不只是漢儒所云“溫柔敦厚”，也不只是文藝思想領域的范疇，它以古典詩歌為載體，卻以“經世致用”為旨歸；它深植于中華傳統(tǒng)思維，卻能接軌于現(xiàn)代文化需求。因此，從多個層面認識詩教的當代文化建構功能，是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進行本源性傳承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需要。

【關鍵詞】詩歌教育  詩性思維  詩歌教化  詩化精神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詩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社會生活發(fā)揮建構作用的體現(xiàn)?！墩撜Z·陽貨》載：“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的這段話充分說明在先秦時代，《詩經》絕不僅僅只是歌謠的合集或文學的表達，而是有著多重功能的綜合體，在政治、社會、家庭、個體等不同層面均能發(fā)揮重要的建構作用。漢儒說經，頗重詩教，尤其拈出“溫柔敦厚”作為詩教的內核，《禮記·經解》引孔子云：“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唐孔穎達疏云：“《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由此，以溫柔敦厚為內核的詩教說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詩歌理論中的重要觀念。但和先秦時代相比，漢代以來的詩教說明顯是縮減了內涵的。古人對此亦有認識，如清人王夫之《姜齋詩話》謂：“詩教雖云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于天，無恤于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tài)乎？”清人袁枚也說：“《禮記》一書，漢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溫柔敦厚’四字，亦不過詩教之一端。”這說明將詩教僅僅束縛于“溫柔敦厚”四字之中，明顯不是詩教原本的意義。而在當代討論詩教問題，就更應該將其置于整體性的文化復興和建構層面來看待，要恢復詩教的本來意蘊。

詩歌教育筑基詩教的技術層面

當代文化語境中的詩教，首先應以對古典詩歌的文本理解、意蘊闡釋、風格鑒賞為基本的技術層面。這種詩歌的技術性教育是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重要內容。《論語·季氏》載孔子對其子孔鯉所云“不學《詩》，無以言”，固然可作多種解讀，但其基本的意義無疑仍然是將《詩經》作為文字教材，以提高話語傳達和文字表達能力。而晚至清代孫洙所編的童蒙讀物《唐詩三百首》的序言中，仍說：“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于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shù)十首，共三百余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勝遠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所謂“家塾課本”的性質，明顯也是提供詩歌的基礎技術教育，這是《唐詩三百首》一書以及若干種相類似的續(xù)作續(xù)選，數(shù)百年來風行流傳而未曾稍衰的基本動因。

然而世異時遷，當詩歌從人們的實際生活中退潮后，詩歌教育也逐漸被弱化了。近年來，與古典詩歌有關的如“詩詞大會”等節(jié)目盛行，尤其是在青少年觀眾中引發(fā)熱潮，似乎令人欣慰。但這種熱潮和追捧的背后，實際上反映出當代的詩歌教育是不充分的。這種不充分的結果往往反映為語詞的貧乏、表達的困境和文學美感的缺乏等。當具有強烈文化象征性的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都只能用古代皇帝口語中的“朕知道了”“朕就是這樣的漢子”作為文創(chuàng)產品來迎合世俗的時候，其創(chuàng)意的精彩恐怕并不能掩蓋語詞的媚俗。這種狀況的轉變不是幾年、十幾年時間就能夠完成的，需要數(shù)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古詩文經典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了我們的基因。我們現(xiàn)在一說話就蹦出來的那些東西，都是小時候記下的。語文課應該學古詩文經典，把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斷傳承下去。”因此，在2017年開始使用的教育部新版《語文》教材中，古典詩文總數(shù)增幅高達80%，初中教材中古詩文總篇數(shù)比例超過50%。這說明新時期以來在基礎教育階段對古典詩歌教育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效果在數(shù)十年后是可以預期的。

詩性思維形塑詩教的氣質層面

十八世紀意大利學者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詩性的智慧或詩性思維是指想象力極為發(fā)達的原始思維。這的確是詩歌創(chuàng)作思維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國古代的文藝觀中也強調“遷想妙得”的重要性，強調想象力對詩歌表達的不可或缺性。但這終究仍然只是技術性的。作為詩教的一個層面的詩性思維，更強調詩歌及其承載的文化信息對個體人格以及時代氣象的形塑作用。

北宋蘇軾《和董傳留別》詩云：“粗繒大布裏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后句人所共知，卻往往忘了前句的鋪墊作用，即粗衣劣布都掩飾不住的高雅氣質，來源于詩書，來源于詩性思維的潤澤。而這種潤澤的結果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兩腳書櫥一般的信手引用，也不表現(xiàn)為舌燦蓮花一般的吟誦，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的塑造?！稌x書·阮籍傳》載：“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作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固然是優(yōu)秀的詩人，但他更吸引后人的是這種詩性人格，他的任誕率意、風流放逸，正是詩性思維所塑造的人格氣質。而這又進而塑造了整個魏晉的時代氣質，所謂魏晉風度就是這種詩性氣質的體現(xiàn)。其實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往往就體現(xiàn)在詩文之中。“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就是初唐時代高昂奮發(fā)、充滿開拓精神的時代氣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就是盛唐時代恢弘壯闊、自信豪宕的時代氣質。南宋渡江的危急時世中，正值人心渙散之際，汪藻代撰的一篇《皇太后告天下人書》以堂堂正正之筆，樹宋室中興之旗，文中“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句，就是抵御外侮、維系人心的時代精神。同樣，“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到延安去，到太行去，到敵人后方去”，“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它們的形式并不都是古典詩歌，甚至可以是口號標語，但它們能讓人慷慨赴難，能讓人熱血沸騰，能讓人永志不忘，這就是時代的詩歌。

詩性思維的這種形塑作用是貫穿個人與時代的，當代語境中的詩教不能只停留在技術層面，而尤其應該關注這種詩性思維的文化建構性。

詩歌教化指引詩教的社會層面

傳統(tǒng)社會中，詩教對社會的滲透性極為強大，在社會結構中發(fā)揮多元化的功能。如賦詩專對就是詩教的實際社會功能之一。賦《詩》明志，是春秋時期外交行人的基本能力，也是詩教介入政治關系的重要體現(xiàn)。《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載鄭國行人語云：“《詩》云：‘瓶之罄矣，惟壘之恥。’王室不寧，晉之恥也。”這是外交使節(jié)引用《小雅·蓼莪》中的詩句以警晉人的例證。《論語·子路》載孔子語：“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又如《左傳》隱公元年載：“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对姟吩唬?lsquo;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這就是引用《大雅·既醉》中的詩句來評價政治人物的例證。在現(xiàn)代社會中，雖然形式發(fā)生了改變，但其功能仍然存在于新聞發(fā)言人的引用、領導人的講話和媒體的報道評論中。除了單純的修飾功能之外，其政治教化功能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發(fā)揮了示范性作用。

又如以詩賦取士也是詩教介入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重要功能。唐代開始施行的科舉制度是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和任用官員的一種制度，這是它和此前所有人才選拔制度的最大不同。它至少從理論上保證了以同一標準來衡量所有的考生、以一種相對比較公正客觀的方式來選士任官，從而成為傳統(tǒng)社會最重要、綿延時間最長的政治制度之一。唐代科舉中最重要、前途最光明的進士科就是以詩賦為重的。明胡震亨《唐音癸簽》說：“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后乃觭奇詩賦。中葉后，人主至親為披閱，翹足吟詠所撰，嘆惜移時?；驈臀⑿?，咨訪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爭競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這段記載在強調以詩賦取士與唐代詩歌文學繁盛之關聯(lián)的同時，也顯示出詩教對社會政治的介入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它還暗示了唐人重詩賦的終極目的其實就是重官位出身、重政治前途。這意味著當詩歌的教化功能在特定政治場域中不斷膨脹之后，詩教也容易走向自己的對立面，異化為束縛性靈的工具。就如同《牡丹亭》中塾師陳最良對杜麗娘說《詩》，與其說是教化，不如說是以一種社會認同的標準去束縛天生活潑的心靈。

教化這個詞，雖然有強烈的以上教下、以上馭下的意味，但在當代文化語境中，不應過于強調這種方向性。詩歌教化在當代社會中早已遠離了其在傳統(tǒng)社會中的中心地位，但詩歌教化所指向的經世致用的精神卻是重要的文化傳承資源，是可以在現(xiàn)代社會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

詩化精神導向詩教的價值層面

詩教的本質導向是一種詩化精神，這種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價值觀。這是詩教可以為文化建構而提供的重要精神資源。

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镕鑄了偉大的民族精神，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于各時代流傳下來的豐富的詩文作品之中，也體現(xiàn)于各歷史時期那些偉大的人物和事件之中，其精神內核是一致的。“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是詩，而刺于英雄背上、播于話本小說之中的“精忠報國”四字，也是詩；“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是詩，而辛勤耕種創(chuàng)造千重麥浪的普通民眾的勞作、奮斗在大漠高原為國之重器而隱姓埋名之國士的一生，也是譜寫在大地和人生中的美麗詩篇。這就是詩化精神所指向的價值觀，是中華詩教的文化價值內核。

這種價值觀并不是單一僵化的，它隨著時代變遷不斷承載新的歷史內涵，就詩化精神本身來說，也是豐富而多元的。如以傳統(tǒng)詩教中的美刺之說為例?！睹娦颉匪^“美盛德之形容”即為“美”，而“下以風刺上”即為“刺”。前者為頌揚贊美，后者為批判干預。這原本只是對《詩經》的社會功能的一種認識，但是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它逐漸推衍開來成為詩化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唐代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觀點，就是美刺說的后世實踐。詩教中的美和刺都只是外在的表現(xiàn)，而其內蘊的價值觀是建設和批判的統(tǒng)一。這就意味著所謂詩教在任何時代的目的都不是為了塑造一群僅能寫出優(yōu)美的贊頌文辭的“吹鼓手”，獨立意志、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是傳統(tǒng)詩化精神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正是那些能夠正視現(xiàn)實、批判現(xiàn)實的“刺”，顯示和塑造了中國古代詩歌和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傳統(tǒng)詩化精神的價值觀，與當代社會的文化建構同樣有密切的聯(lián)系。晚清王國維《人間詞話》謂：“古今之成大事業(yè)、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仡^驀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三句分別出自晏殊、柳永和辛棄疾筆下的名句，經過王國維的整合，顯示出了新的內蘊，即第一境比喻志存高遠，第二境比喻鍥而不舍，第三境比喻真積力久、豁然開朗的領悟。而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多次在講話中引用及之。如2014年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領導干部讀書、學習也要有這三種境界：首先，要有“望盡天涯路”那樣志存高遠的追求，要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其次，要勤奮努力，即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要堅持獨立思考，要在學習和實踐中“眾里尋他千百度”；最終，“驀然回首”，才能在“燈火闌珊處”領悟真諦。2019年又在參加全國政協(xié)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lián)組會時的講話中要求新時代的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藝術追求、學術理想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緊緊結合在一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最后達到“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這充分說明了傳統(tǒng)的詩化精神經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對塑造當代價值觀的重要性。

總的來看，詩歌教育、詩性思維、詩歌教化和詩化精神這四個層面，分別對應著側重表達與交流的技術基礎、側重修養(yǎng)與思維的氣質培育、側重實踐與干預的社會功能、側重多元與創(chuàng)造的價值導向。因此，當代語境中的詩教，就不僅僅只是強調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更要強調發(fā)揚和轉化，要從這四個層面去進一步思考如何使中華詩教成為當代社會文化有支撐性的建構力量。

（作者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宋學研究中心主任）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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