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中華文明還是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大國領袖的文明觀應該具有哪些共識、具有哪些普遍的特質？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大國及其領袖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文明觀”這一問題興起的歷史脈絡。

世界大國及其領袖的巨大影響力，以及關于“文明沖突”的爭論

亨廷頓“文明沖突”的文明觀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敵我”思維：“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

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其1987年推出的《大國和它的領導者》一書的前言中說明“本書包含了我與蘇聯(lián)、美國和中國這三個重要的世界大國交往的回憶和評價”，全書“分三大部分來描述我個人對俄國人、美國人和中國人的印象，特別是我對這些國家領導人的親身感受”。他在1989年的中文版序言中解釋全書為何是談三個國家的原因，首先，就中國來說，他是“以與美國和蘇聯(lián)同等級別來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其次，施密特認為這三個大國是超級大國，“超級大國”在其辭典中并不意味著霸權，而是中性的，是基于其戰(zhàn)略判斷：在20世紀快要結束時，“這三個大國的政策正影響著整個世界”。雖然還另有許多對世界具有偉大意義的國家，像“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但它們“對于將要生活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61億人來說”，“所起的作用仍將是相當有限的”，相反，“來自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的政府對全世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可避免的幾乎涉及整個地球上的每一個人”。作為德國這一歐洲最核心國家的總理，施密特深刻地把握了“世界大國”超出其他國家對于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影響力，同時把握了作為世界大國的領袖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冷戰(zhàn)時期是以意識形態(tài)來區(qū)分美、蘇兩大陣營，同時也派生出“三個世界”。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著名的“文明沖突”理論，以此來取代之前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的理論。他認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化認同、文明認同取代意識形態(tài)，形成了冷戰(zhàn)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的模式，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xiàn)， “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具體而言，“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沖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教和中國的沖突”，還有是美國與東正教文明的沖突。

亨廷頓“文明沖突”的文明觀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敵我”思維：“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亨廷頓認為冷戰(zhàn)后的世界，人民之間的最重要的區(qū)別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qū)別。亨廷頓認為文化區(qū)別、文明認同離不開對于敵人的區(qū)別與制造，文化區(qū)別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誰”，而“我們只有在了解我們不是誰、并常常只在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循此思路，亨廷頓更是在“9·11”事件之后寫了一本書來專門討論“我們是誰”，即“誰是美國人”，而“文明是最大的‘我們’”。

“文明沖突”一時成為冷戰(zhàn)后美國一些人的新戰(zhàn)略思維，甚至是總體戰(zhàn)略思維。“文明沖突論”就像亨廷頓之后另一位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樣，本身可能會帶來一種自我實現(xiàn)的后果。就是說，當你這么來設定時，原來沒有可能性的事情就很大可能照此自我實現(xiàn)了，這就是危險的觀念之危險性所在。當全球化在今天出現(xiàn)問題時，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提出“美國優(yōu)先”，實行單邊主義，在全世界發(fā)動貿易戰(zhàn)，尤其是對中國加征史無前例的關稅，并從打貿易戰(zhàn)蔓延到打科技戰(zhàn)、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甚至發(fā)展到所謂文明之戰(zhàn)：美國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在2019年4月29日聲稱，美國正在“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zhàn)”，美國“第一次遇到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

雖然“文明沖突論”在西方盛極一時，但也不乏批評該理論的西方學者。同為哈佛大學教授的尼爾·弗格森在其《文明》一書中批評“文明沖突”這一模型“作為預言，它沒有應驗，至少從目前來看如此”。就亨廷頓所聲稱的“較之同一文明內的沖突，異質文明之間的沖突將更頻繁，更持久也更猛烈”，弗格森認為事實不是這樣，冷戰(zhàn)結束后，不同文明之間的戰(zhàn)爭并沒有增加，持續(xù)的時間也不比其他類型的沖突更久。過去20多年發(fā)生的戰(zhàn)爭多數(shù)是內戰(zhàn)，而只有少數(shù)的沖突和亨廷頓的模型相符，“在無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內的種族沖突更為常見”。尼爾·弗格森的結論是，各大文明之間發(fā)生國際戰(zhàn)爭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而是“文明內部分類的趨勢恰恰有可能導致亨廷頓所指的文明面臨崩解”，所以弗格森認為“文明的沖突”不如稱為“文明的崩解”。今天美國、歐洲內部流行的民粹主義倒是證明了這點，同時也提供了對于亨廷頓觀點的反證。

“文明沖突論”出現(xiàn)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亨廷頓所認為的非西方文明國家的力量在上升，而西方文明與所有文明一樣，都會經歷形成、上升和衰落的過程。今天的西方正在出現(xiàn)相對衰落的趨勢，如此則包括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等非西方文明對于西方文明及其普世價值觀形成的挑戰(zhàn)，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是維護西方文明。作為政治學學者的亨廷頓與作為政治家的施密特同樣強調大國領導者的重要作用。

世界史上處于強勢地位的大國往往以其文明優(yōu)越感而熱衷于對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改造、取代。施密特《大國和它的領導者》一書對于美國及其領導人的評價是“華盛頓不管由誰執(zhí)政，總喜歡單獨行動”，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是以理想主義、羅曼蒂克以及“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偉大”為特征的，“如果其他國家不能適應美國人的理想以及不能適應他們?yōu)閷崿F(xiàn)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方法，那么其他國家的處境就會更為糟糕”。面對此種態(tài)度，施密特指出，美國歷史上一再出現(xiàn)兩種對立的結果：美國要么采用軍事手段來給世界建立一個較好的秩序，又發(fā)明了“保護的責任”的玩意兒，但人們從來弄不清這背后是否隱藏著美國自身的強權利益，這一口號已成為西方很多政治人物維護其正在消失的影響力的一種手段；要么另一種結果則是美國決定對其他國家不予理睬，實行孤立主義和門羅主義，而孤立主義是一種非白即黑的片面道德觀，把所有國家分成兩類：站在美國這邊的是好人，不站在美國這邊的是壞人。施密特自述，由于他本人明確反對西方國家打著人權、打著“保護的責任”而對別的國家實行干預反而帶來災難性結果，而極可能在歐洲政治中屬于少數(sh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