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脫歐是當前歐盟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危機之一。英國脫歐公投通過之后，英國內部政黨就此爭奪不止，紛爭加劇，造成嚴重的政治動蕩、社會撕裂，并且，英國脫歐刺激了歐洲大陸民粹主義力量的發(fā)展，對歐洲的安全穩(wěn)定構成威脅。英國脫歐前景的不確定性也對英國乃至歐洲的經濟都造成負面影響，構成影響歐洲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從而構成影響歐洲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從表面上看，英國脫歐引起的英國內部的紛爭以及民粹主義力量在歐洲的崛起、歐洲政治國家化的發(fā)展趨向和西方政黨制度有很大的關系，但實際上這是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西方民主政治發(fā)展使精英政治受到普遍質疑和反抗，民粹主義力量的發(fā)展必然引起歐洲政治的再國家化，從而對歐洲一體化構成嚴重負面影響。

【關鍵詞】英國脫歐 脫歐進程 政黨政治 社會穩(wěn)定 民粹主義 民主政治

【中圖分類號】D75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4

英國脫歐公投的通過對歐洲是一個巨大的打擊，英國脫歐前景的不確定性成為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不穩(wěn)定因素。2016年6月28日，也就是公投通過之后的第5天，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莫蓋里尼表達了對英國脫歐公投的通過而產生的震驚：“我們聯(lián)盟的目的，甚至聯(lián)盟存在本身，都受到了懷疑……我們所處的地區(qū)在更大范圍上已經變得更加不穩(wěn)定、更加不安全。我們邊界內部和外部的危機直接影響了我們公民的生活。”[1]英國脫歐公投現(xiàn)在已經過去兩年多的時間了，英國脫歐進程推進困難，矛盾錯綜復雜，成為影響歐洲政治經濟和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不確定因素。索羅斯甚至認為，當前的歐盟非常類似1991年解體之前的蘇聯(lián)，正處于崩潰的邊緣，歐洲正在經歷一個革命的時刻。[2]英國脫歐公投后盡管一直有人在爭論其對英國的打擊大還是對歐盟的打擊大，并且已經對其對英國和歐洲的影響進行了各種預測，[3]但實際上，還沒有等到英國脫歐實際完成，英國脫歐進程本身就已經引發(fā)了政局動蕩、社會撕裂、人心的躁動和不安，并將這種不安定蔓延到了歐洲。因此，不論脫歐前景如何展開，英國脫歐作為歐盟面對的多重危機中最為嚴重的一個，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后果。

脫歐進程不確定性導致英國政局混亂，社會撕裂，并對歐洲的穩(wěn)定產生了嚴重影響

英國脫歐公投通過之后，英國的國內政治形勢發(fā)生變化，攻擊性言論越來越普遍，能聽到死亡威脅、叛國罪指控、暴力和叛亂等各種聲音。2019年1月28日，英國《衛(wèi)報》發(fā)表一篇文章，醒目的標題是《“氣量更小火氣更大”——脫歐暴露出英國社會的矛盾與沖突在增加》，報道了在脫歐的影響下英國社會情緒整體出現(xiàn)惡化。英國甚至重新啟動了冷戰(zhàn)時期保護英國女王的轉移計劃，以應對英國硬脫歐狀態(tài)下可能引發(fā)的社會動蕩。[4]總的來講，脫歐使英國政黨政治紊亂、社會焦躁不安，并將這種恐慌擴散到了整個歐洲。

首先，英國政黨政治陷入混亂，黨派撕裂，內斗不止。卡梅倫為了平復黨內在歐洲問題上的分歧而訴諸公投，并希望通過公投打壓英國獨立黨。但公投并沒有如他預想的那樣讓英國繼續(xù)留在歐盟，英國人選擇了離開歐盟?？穫愞o職后特蕾莎·梅上臺執(zhí)政。但由于保守黨內部在脫歐問題上存在尖銳的矛盾，特蕾莎·梅并不能維持黨內團結，反而使黨陷入更大的分裂狀態(tài)。僅在2018年，就有20位大臣因為在脫歐問題上與特蕾莎·梅政府有分歧而陸續(xù)辭職，其中包括支持脫歐的急先鋒、梅內閣的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兩任脫歐大臣戴維·戴維斯、多米尼克·拉布，北愛爾蘭事務大臣薩勒什·瓦拉，工作與養(yǎng)老金大臣艾斯特·麥克維，交通部部長喬·約翰遜，等等。特蕾莎·梅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xié)議草案一經公布，就遭到黨內的激烈反對。保守黨在2018年12月12日啟動了對特蕾莎·梅的不信任投票，特蕾莎·梅雖然涉險過關，但317名保守黨議員中只有200人支持她，顯示了黨內的嚴重分裂。2019年1月15日，議會在對梅政府的脫歐協(xié)議草案進行表決時，英國議會下院以432：202的懸殊比例否決了特蕾莎·梅與歐盟達成的協(xié)議，其中有118位保守黨議員投反對票，而在這些反對梅政府脫歐協(xié)議的保守黨議員中，既有強硬的脫歐派，其中包括“歐洲研究組”的保守黨議員，他們寧可硬脫歐；也有支持留在歐盟的保守黨議員，他們堅決要求梅政府在脫歐協(xié)議中排除無協(xié)議脫歐選項，否則就退出保守黨。“當前的局面讓特蕾莎·梅面臨著兩難的境地：如果堅持不惜以‘無協(xié)議’為代價繼續(xù)‘脫歐’，將在議會失去大多數(shù)議員的支持；如果向‘留歐派’妥協(xié)，軟化‘脫歐’立場，很有可能受到‘歐洲研究集團’和北愛爾蘭民族統(tǒng)一黨的一致反對，導致政府下臺。”[5]

英國工黨內部在脫歐問題上的矛盾一點也不比保守黨少。工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被認為是一個親歐洲的政黨，但在脫歐公投中大部分人卻支持英國離開歐盟。工黨議會黨團因此指責黨魁科爾賓在脫歐問題上虛情假意，工作不力，導致三分之二的工黨支持者投票支持英國脫歐，于是發(fā)起了對科爾賓的不信任投票，并以172：40的比例通過，要求科爾賓下臺。科爾賓在2016年9月份舉行的領袖選舉會議上重新當選工黨領袖，但黨內的矛盾和分裂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重新當選工黨領袖的科爾賓在脫歐問題上仍然是態(tài)度猶疑，遭到黨內高層和一些留歐支持者的質疑和反對。[6]在特蕾莎·梅的脫歐方案被英國議會否決之后，科爾賓聲稱如果在提前舉行的大選中獲勝的話，將積極推動脫歐，這遭到黨內留歐派的猛烈批評。工黨內部和工黨的支持者認為科爾賓的講話背叛了支持他的年輕人和學生。工黨前商業(yè)大臣派特·麥克法登指出，“如果科爾賓促進脫歐，繼續(xù)堅持其一直以來的敵視歐盟的立場，那真是一場悲劇”。英國工黨下院議員魯斯安娜·波爾格指出，如果工黨促進脫歐，將永遠得不到原諒。[7]工黨內部有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議員，如工黨的副領袖湯姆·沃特森、影子內政大臣丹妮·阿伯特等，他們支持舉行第二次公投，支持為此目的而展開的“人民投票運動”（the People's Vote），同時也有堅決反對舉行第二次公投的議員。一群資歷較淺的影子內閣部長告訴《衛(wèi)報》，他們強烈反對舉行第二次公投的想法，擔心這將使工黨遭到支持脫歐的選民的強烈反對。[8]但工黨領袖科爾賓和保守黨領袖特蕾莎·梅一樣，都致力于推動英國脫歐。2018年年底就有傳言，說工黨可能要分裂，會和來自保守黨的一些中間溫和派——支持留歐的議員——組建新的中間派政黨。2019年2月19日，工黨8個議員率先從工黨分裂出來，形成“獨立集團”，而且可能有更多的工黨議員加入，成為自1981年以來英國工黨內部出現(xiàn)的最嚴重的一次分裂。20日，三個反對強硬脫歐路線的保守黨議員背叛保守黨加入了“獨立集團”。“獨立集團”可能在2019年的晚些時候成立新的中間政黨。

因此，在英國脫歐問題上，不僅工黨和保守黨之間存在對立和沖突，而且兩大政黨內部也存在脫歐與留歐、“硬脫歐”與“軟脫歐”的尖銳對立。荷蘭專欄作家波特·瓦根多普指出，“在現(xiàn)代歐洲歷史上，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還沒有一個國家在沒有實際戰(zhàn)爭威脅的情況下，使自己陷入如此極端的混亂之中。……英國脫歐把此前一個穩(wěn)定的國家一分為二，把他們的政治家變成一群煩躁不安、欲跳海自殺的旅鼠[9]——場面壯觀，但這是一場悲劇”。瑞典專欄作家沃爾夫岡·漢森指出，“英國脫歐把英國人民變成了兩群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群人可能會相互為敵，……一個曾經光榮的大國正在自相殘殺，但沒有人知道將來會發(fā)生什么”[10]。

其次，脫歐的不確定性導致英國社會的焦慮和不安。在英國脫歐過程中，政黨紛爭不斷，議會斗爭跌宕起伏，脫歐前景不明，脫歐甚至還有可能導致英國的分裂，例如可能造成蘇格蘭獨立問題重新提上英國的政治議程，威脅北愛和平進程，處理不好，可能會重燃沖突并危及英國和愛爾蘭的關系；英國脫歐還有可能涉及直布羅陀的地位問題，英國和西班牙在直布羅陀問題上存在爭端，目前的現(xiàn)狀是在歐盟的框架下才得以維持的，一旦英國脫歐，現(xiàn)狀將可能被打破。種種不確定的前景，對英國的社會穩(wěn)定產生嚴重影響。

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埃德爾曼信托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在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月7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69%的受訪者表示，自脫歐公投以來，他們覺得自己的同胞“對政治和社會更為憤怒”；40%的人認為其他人現(xiàn)在更可能參加暴力抗議活動?？偟膩碚f，大約65%的英國人認為這個國家“走錯了道路”，其中，在脫歐公投中贊成留在歐盟的選民中，這個數(shù)字是82%；在贊成脫歐的選民中，這個數(shù)字是43%。支持保守黨的人中大約60%的人認為這個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在工黨的支持者中，這個數(shù)字只有20%。埃德爾曼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現(xiàn)在是一個“分裂的王國”，“政黨政治顯然讓許多英國人失望”。與2018年年底和年初相比，特蕾莎·梅和科爾賓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特蕾莎·梅在保守黨內的支持率下降了10個百分點，至68%；而科爾賓在工黨內的支持率則下降了12個百分點，至56%。約7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認為英國社會不公平，68%的受訪者表示希望看到變化，53%的受訪者表示社會政治體系正在使他們失望，6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意見在英國政治中沒有得到表達。[11]

埃德爾曼在英國和愛爾蘭的首席執(zhí)行官艾德?威廉姆斯在對調查結果發(fā)表評論時說：英國“是一個分裂的王國，一個被視為越來越不公平、越來越不寬容、走錯了方向的國家。英國脫歐暴露了分裂家庭和分裂朋友的裂痕，使社會變得更加卑鄙和憤怒，并加劇了對暴力抗議和國內混亂的恐懼”[12]。歐盟一家情報機構的一份內部報告稱，英國脫歐之后幾十年內，可能面臨更殘酷的街頭暴力，英國將因此變成一個非常不穩(wěn)定的國家。[13]歐洲的一個高級情報官員說：“我們看到整個歐洲民眾的不滿情緒在增長，極右翼的力量在增長，任何能夠改變現(xiàn)狀的事件，都有可能促進分裂和擾動，而英國脫歐就是這樣的事件。”英國政府的一些辦公機構正在討論是否啟動《2004年民事意外事件法》中的一些措施，包括宵禁、旅游禁令、軍隊布防等，防止意外事件的發(fā)生。英國還為無協(xié)議脫歐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一片驚慌之下，英國人甚至開始尋求外國護照。2018年，申請愛爾蘭護照的英國公民數(shù)量增加了22%，是英國投票脫歐以來每年申請總數(shù)的兩倍多。在收到的護照申請總數(shù)中，84855份來自北愛爾蘭，98544份來自英國。這些數(shù)字與2017年相比分別增長了2%和22%。

再次，英國脫歐進程引發(fā)的政治上的紊亂和動蕩不僅局限于英國，而且在歐洲大陸得到共鳴。脫歐公投的通過是民粹主義的勝利，刺激了歐洲大陸民粹主義力量的發(fā)展。在法國，國民陣線的領導人更是疾呼“法國脫歐”。[14]在2017年的法國總統(tǒng)大選及立法機構的選舉中，國民陣線都獲得了巨大的支持，并在國民議會選舉中獲破紀錄的8個席位，完全顛覆了法國的政黨格局。[15]國民陣線并不滿足于此，為爭取更多選票，便漂白自己極右翼身份，更名為國民集會黨。2018年12月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國民集會黨的支持率達到21%，超過了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的政黨（19%）。在德國，默克爾所在的聯(lián)盟黨也受到了削弱，原因是基民盟的姊妹黨基社盟吸收了該國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幾乎所有關于移民的極右言論，引發(fā)聯(lián)盟黨的內部分歧。[16]德國選擇黨近年來勢力大增[17]，在2017年的聯(lián)盟議院選舉中，以12.6%的得票率成為第三大黨，在2018年的巴伐利亞和黑森州地方選舉中也大有收獲，從而進入了全國十六個州地方議會。該黨最近聲言，如果歐盟不進行改革，其將步英國的后塵推動“德國脫歐”。[18]在意大利，極右翼政黨聯(lián)盟黨和“五星運動”在2018年5月份的選舉中獲勝聯(lián)合執(zhí)政，這兩個政黨對歐盟采取懷疑態(tài)度。英國退出歐盟之后，歐洲議會將失去英國工黨和保守黨而使中左和中右政黨的力量大減，而在2019年5月份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增長的可能性極大，從而使歐洲議會內部反歐盟的力量增強。民粹主義在歐洲議會的增強將打破現(xiàn)有的政治平衡，結束長期以來由親歐洲的中左和中右政黨主導歐洲議會的局面，從而加劇歐洲政治“再國家化”傾向，癱瘓具有歐洲一體化發(fā)動機之稱的歐洲議會，造成歐洲的政治不穩(wěn)定。

最后，英國脫歐也使移民問題在歐洲引發(fā)政治動蕩的風險增加。英國的目標是盡可能大程度地進入歐洲市場，但不接受人員的自由流動。這種做法得到歐洲大陸上一些民粹主義政黨主導的政府的支持。在2015年年底之前，英國大約有120萬名工人是來自中東歐國家的移民，其中大的群體分別來自波蘭（85.3萬）、羅馬尼亞（17.5萬）和立陶宛（15.5萬）。在英國脫歐公投一年之后，英國的凈移入移民下降了10.6萬，在從英國流出或者不能進入英國的移民中，很多人會選擇留在歐洲其他國家，這容易引起社會的不穩(wěn)定。意大利在2018年6月曾關閉港口，拒絕接受難民救援船“水瓶座”號、“生命線”號和“狐鮫”號等上的難民，這得到持反移民立場的匈牙利總統(tǒng)歐爾班的支持。移民問題雖有所控制，但仍是歐洲極右翼力量操縱民意的一個話題，且影響歐洲未來的社會穩(wěn)定。

脫歐進程擾亂了經濟秩序，引發(fā)人們對經濟前景的擔憂，造成經濟衰退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來之后，其可能對英國或者歐盟產生的經濟影響已經成為學術研討和媒體報道的主要內容。依據(jù)英國與歐盟達成的脫歐條件的不同，不同研究對英國脫歐進行了各種差別巨大的預測。但總體上來講，不論是所謂的“軟脫歐”還是“硬脫歐”，在經濟上對英國和歐盟都會產生消極影響，英國對外貿易成本會增加，到英國的外來投資會減少，尤其硬脫歐，其負面影響更大。由于脫歐進程在公投通過之后一直跌宕起伏，云譎波詭，呈現(xiàn)嚴重不確定性，無協(xié)議脫歐的可能性增加。這種不確定性不論在英國還是歐洲大陸都引發(fā)了擔憂——不得不采取措施進行應對，使經濟不穩(wěn)定風險加劇，從歐債危機中恢復的歐洲經濟再次瀕臨衰退。

首先，投資減少，機構轉移，導致工作機會喪失。一些大的公司企業(yè)對英國脫歐的前景更為擔心，大的跨國公司早就開始為脫歐作準備，采取各種措施加以應對。鐵行渣華（P&O），一家有182年歷史的英國船運公司，宣布旗下的跨海峽運行的商業(yè)船隊將全部注冊為塞浦路斯籍，從而獲得歐盟在稅收上的好處。日本的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確認，正在把其歐洲總部從倫敦遷到歐洲大陸。高級豪華汽車賓利公司的高級官員稱，該公司正在儲備汽車零部件，并稱英國脫歐是一個威脅其公司利潤的殺手。日本本田汽車公司決定關閉其在英國斯文頓的工廠，據(jù)說將影響7000個就業(yè)崗位，并可能引發(fā)汽車業(yè)的連鎖反應。[19]福特公司在英國有很多工廠和經營機構，雇員為5500人，福特歐洲主席斯提芬·阿姆斯特朗指出，如果出現(xiàn)無協(xié)議脫歐，福特公司將裁減英國雇員，并可能關閉在英國的工廠。[20]據(jù)統(tǒng)計，汽車商2018年在英國的投資下降了50%。巴克萊銀行將1660億英鎊的資產轉移到都柏林。[21]億萬富翁詹姆斯·戴森是英國脫歐的支持者，但他對英國脫歐后的前景也感到不放心，把他名下的幾家公司的總部都遷到新加坡。他的公司在英國的雇員有4500人，在全球的雇員有12000人。吉姆·拉特克里夫是英國最富有的人，擁有210億英鎊的財富，2018年曾有報道說他計劃離開英國前往摩納哥。歐盟的一些機構開始從英國撤離。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在2019年1月份關閉了其在英國的辦公室，遷往阿姆斯特丹，造成900個工作崗位的流失。另外，歐盟銀行業(yè)管理局也決定遷往巴黎，因為按照歐盟的規(guī)定，歐盟的機構只能設立在歐盟成員國內，這無可避免地會使英國喪失一些工作機會。

雖然脫歐對英國的貿易影響是顯著負面的，但它對歐盟的影響估計也是負面的，特別是比利時、塞浦路斯、愛爾蘭、德國和荷蘭，更容易遭受英國脫歐引發(fā)的經濟沖擊。愛爾蘭共和國的經濟特別敏感，因為它與英國有共同的陸地邊界，而且與北愛爾蘭有密切的農牧業(yè)融合。荷蘭是英國脫歐的大贏家，如荷蘭政府在2019年2月初透露，該國已經從英國吸引了42家公司或者企業(yè)的分部；該國政府還正在與250家公司洽談把業(yè)務從英國遷往該國的事宜。但是，英國脫歐對荷蘭也是一場嚴重的挑戰(zhàn)。英國是荷蘭的關鍵貿易伙伴，荷蘭政府預計，英國即便是軟脫歐，也會讓荷蘭經濟損失3%的GDP。[22]比利時政府2019年年初發(fā)表報告稱，如果英國無協(xié)議脫歐，可能導致付出22億歐元的額外商品關稅，并會造成40000個工作崗位喪失。[23]

其次，脫歐的不確定性使各國政府不得不花費巨資，采取措施應對緊急情況。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為應對英國脫歐極端形式的出現(xiàn)，不得不花費精力和金錢制定，應對英國脫歐可能出現(xiàn)的各種情況。到2018年年底為止，英國為脫歐準備而作出的開支已經遠遠超出公投前脫歐陣營宣稱的少交的歐盟會費的數(shù)額。英國僅為緩解無協(xié)議脫歐可能出現(xiàn)在多弗爾港口的“嚴重擁堵”，就花了超過1億英鎊雇傭渡輪。據(jù)稱，英國制定的應急方案是準備花費20億英鎊應對無協(xié)議脫歐。

為了應對英國脫歐，歐盟其他各成員國也都不得不進行準備，其中與英國經貿往來比較密切的幾個國家，如愛爾蘭、荷蘭、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國，作出巨大投入。愛爾蘭政府2018年年底公布了其應對英國硬脫歐的計劃，指出這些計劃是“一項限制損害的行動”，并提出了一項由17個部分組成的綜合法案，旨在加速通過醫(yī)療、稅收和司法等方方面面的應急法律。與大多數(shù)和英國有廣泛貿易往來的歐盟國家一樣，愛爾蘭也在招聘額外的員工——就該國而言是1000人——負責海關管制、衛(wèi)生和植物檢疫檢查以及出口認證。它還收購了都柏林和羅斯雷港口附近的土地，用于建設邊境檢查站、卡車停車場和辦公室。荷蘭政府啟動了一項花費1億歐元的應對脫歐的準備工程，并向公司發(fā)放應對脫歐的財政補貼；還在歐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雇傭了超過900名的額外的海關官員以及150名獸醫(yī)和其他科學家檢查食物、植物和動物產品。西班牙政府在2019年2月初推出了一項面向公民和企業(yè)的在線信息服務，包括如何準備脫歐的建議。它還起草了一項法令，使其能夠頒布歐洲委員會制定的無交易應急條款。德國和法國在2018年的10月份開始制定英國無協(xié)議脫歐的緊急應對方案。法國在2019年的1月初啟動了5000萬歐元的緊急計劃，應對無協(xié)議脫歐；還通過了一項應對無協(xié)議脫歐的立法，該立法將保持法國和英國之間的人員和貨運往來，并允許政府在必要時通過緊急狀態(tài)法，以“穩(wěn)定”在法國的英國公民的旅行、居住、工作和福利問題。法國當局正在額外招聘700名海關官員，擴大邊境控制基礎設施，如檢查站、道路和卡車停車場，并在加萊、瑟堡和英吉利海峽隧道入口附近修建倉庫。德國正在額外招聘900名海關官員，以幫助確保貨物順利通過。與比利時、法國和丹麥一起，荷蘭推出了全面的脫歐影響評估計劃，允許企業(yè)基于商業(yè)部門和英國的關系，分析英國脫歐的具體風險。瑞典的歐盟部長安林德（Ann Linde）表示，該國已經確定了十幾個左右的行業(yè)，如果英國不能做到有協(xié)議脫歐，其后果可能是“立即和嚴重的”，將采取措施加以應對。

芬蘭總理西比萊（Juha Sipila）在被問到對脫歐的感覺時說道，他希望脫歐盡快從桌面上消失，脫歐問題已經占用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當人們要求他在1到10之間選擇英國脫歐對他造成的挫折感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12”，可見英國脫歐問題對歐洲人的困擾。瑞典外交大臣說，在脫歐這件事上她不會原諒英國，英國的政治家把問題給弄糟了。

最后，英國已經為脫歐付出巨大代價，并拖累歐洲經濟，經濟衰退跡象已經顯現(xiàn)出來。英格蘭銀行2019年2月發(fā)布的報告稱，脫歐已經為英國經濟帶來巨大不確定性。脫歐是影響經濟穩(wěn)定的最為主要的根源之一，其程度大約占到40%，而在2018年秋季之后，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還在增加，對依賴與歐盟貿易和使用移民勞工的那些行業(yè)而言尤其如此，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24]自英國脫歐公投以來，不確定的脫歐進程已經讓英國付出了至少800億英鎊的代價。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成員格特詹·維利格表示，自2016年6月脫歐公投以來，與國內沒有重大經濟事件的情況相比，英國經濟損失了約2%的GDP。英國在過去兩年每年失去了約400億英鎊，大約每周8億英鎊。自公投以來，英國經濟出現(xiàn)了停止趨向，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則出現(xiàn)了較為強勢的增長。他說，英國的商業(yè)投資一直徘徊在零附近，2018年下降了3.7%，而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的商業(yè)投資每年增長約6%。消費者支出也有所放緩，英國脫歐公投后英鎊直接大幅貶值，導致英國家庭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他表示：“僅從全球經濟表現(xiàn)來看，英國過去兩年的增長弱于我們的預期。”“根據(jù)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情況，我們原本預計英國經濟增長會加速，但實際上有所放緩。”[25]

英國工業(yè)協(xié)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負責人卡洛琳·費爾貝恩在2019年達沃斯冬季論壇上表示，英國脫歐前景不明還對全球的經濟穩(wěn)定造成不利影響。她說，造成當今世界經濟脆弱的因素之一包括英國脫歐。[26]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曾宣稱英國會獲得脫歐的紅利，但2018年最后三個月英國的經濟增長僅僅達到0.2%，全年的經濟增長率也僅僅達到1.4%，是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英國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字還顯示，2018年最后三個月英國的商業(yè)投資也急劇下降，公司支出連續(xù)四季度下滑，僅在2018年最后一季度就下降了1.4%，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27]12月份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出現(xiàn)逆轉，各主要經濟部門都出現(xiàn)了廣泛的衰退。占經濟總量約十分之一的制造業(yè)陷入衰退，6個月的負增長是自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金融危機最嚴重以來最長的負增長。

英國脫歐也是影響歐洲經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之一。根據(jù)2019年2月份公布的數(shù)據(jù)，歐元區(qū)2018年12月份工業(yè)產值較11月份下滑0.9%，降幅是預期的兩倍，同時也是2009年以來最大的年度降幅。德國經濟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表現(xiàn)搶眼，但現(xiàn)在也陷入困境，2018年GDP增速放緩至1.5%，比2017年下降0.7%，創(chuàng)5年來新低。歐洲經濟整體放緩，有陷入衰退的危險。

歐洲是處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蘇聯(lián)嗎？

索羅斯認為歐盟現(xiàn)在的處境類似于1991年的蘇聯(lián)，正處于崩潰的邊緣。這也許有些夸張，但說明了現(xiàn)在歐盟面臨的嚴峻形勢。英國國內圍繞脫歐問題分歧嚴重，政黨分裂，社會撕裂。脫歐公投兩年之后，脫歐進程仍沒有眉目，卻已經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也因此受到拖累，瀕臨衰退。歐洲情報機構的秘密報告甚至預言，英國脫歐18個月之后，可能會發(fā)生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獨立公投。并且，在歐洲，民粹主義力量在迅速增強，在部分國家甚至參與執(zhí)政。這些反歐盟的力量從英國脫歐事件中汲取了力量，有可能在歐洲政治舞臺上一顯身手，從而癱瘓歐洲。英國脫歐公投通過兩年來，對英國和歐洲已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國已經不再是以前的英國，歐洲也不再是以前的歐洲。

索羅斯把當下歐洲社會面臨的狀況歸咎為歐洲政黨制度的過時。傳統(tǒng)政黨之間主要是圍繞社會經濟議題、資本和勞工之間的矛盾而競爭，從而有了左右翼政黨之分。在社會經濟問題上，政黨內部有大致認同的意識形態(tài)，政黨的團結能夠得到保證。但是，英國脫歐問題是英國和歐盟的關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權問題，英國國內的各個政黨內部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不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其內部都既有親歐派，又有疑歐派，在英國脫歐問題上大體都可分為三派，一是無論如何要脫歐的，即便是無協(xié)議也要脫歐；二是主張留在歐盟的，積極倡導第二次脫歐公投；三是處于兩者之間，主張脫歐，但反對無協(xié)議脫歐。如此一來，就能理解英國下院保守黨的3位背叛者為什么會加入8位工黨議員背叛工黨后組織的“獨立集團”，也能夠理解第九位工黨的背叛議員不加入“獨立集團”的原因，因為他并不贊同“獨立集團”的留歐立場。也就是說，在社會經濟問題上能夠團結的政黨在主權讓渡問題上出現(xiàn)了內部的分裂。

這種情況并非英國獨有。歐洲政黨制度都是歐洲近現(xiàn)代社會分野的產物，在歐洲上百年的政黨競爭中，各類政黨一般都使用左右概念來表明自己的身份。但一旦涉及歐洲一體化問題，也就是主權問題，都會呈現(xiàn)出分裂狀態(tài)。最為突出的例子是2004年《歐洲憲法》制定過程中各國政黨的表現(xiàn)，如法國社會黨也呈現(xiàn)分裂狀態(tài)，該黨甚至作出了開除黨內第二號人物法比尤斯的決定。[28]這種情況說明，在主權問題上，主流政黨都呈現(xiàn)某種分裂狀態(tài)，只不過只有英國（第一個）把其在歐盟的成員國資格問題兩次引入全民公決，并最終引發(fā)了深刻的社會撕裂，形成深刻的危機。

但如果把當前歐洲面對的以英國脫歐為代表的危機完全歸咎于政黨制度過時也有不妥之處。政黨競爭歷來是多向度的，并不僅僅圍繞社會經濟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在是否支持戰(zhàn)爭的問題上，社會主義政黨就發(fā)生了嚴重的內部分裂，這很難說是政黨制度的過時，因為當時正是現(xiàn)代政黨制度走向成熟的時期。實際上，當前歐洲所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政黨制度過時，倒不如說是西方民主固有的困境。

現(xiàn)代西方民主結構性地制造著社會隔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當家作主，即人民的統(tǒng)治，但在如何實現(xiàn)人民的統(tǒng)治上則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之分。由于現(xiàn)代國家在人口和地域方面的特點，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并不可行，以代議制為代表的間接民主成為一種必然選擇。代議制以民選代表參與政治決策，突破了人口和地域上的限制，卻使政治決策和民眾脫離了，民眾只有每隔幾年的一次投票權。熊彼特認為現(xiàn)代西方民主是精英民主，認為民主的方法就是達成政治決策的一種制度性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tǒng)治。[29]在競爭的過程中，主流政黨為吸引選民不斷吸納對方的政策主張，使政黨的政策主張日益趨同，政治日益成為精英的游戲，同時也造成西方社會的政治冷漠癥，使政治過程的合法性成為問題。全民公投就成為政治家愿意選擇的代議制民主的重要補充。但不論代議制民主還是全民公投，都屬于票決民主，由于人民的政治參與沒有持續(xù)性，都天然地制造著社會隔裂。票決民主效率雖高，卻是一種數(shù)字民主，是以多數(shù)對少數(shù)的強制為代價的，在缺少持續(xù)民主參與的情況下，少數(shù)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護。“民主從來都需要一個被排斥在外的群體，反對那個群體以維系自身。”[30]在這次英國公投中，這個少數(shù)是參與投票的選民的48.11%，對這個群體呼聲的漠視所造成的社會撕裂性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西方民主制度造成的社會隔裂在民粹主義浪潮下被無限放大，成為擾動歐洲安全穩(wěn)定的消極因素。西方代議制民主作為精英政治，越來越受到底層人民的漠視，這種政治冷漠或者表現(xiàn)在政治參與度低，或者表現(xiàn)在不認真對待手中的選票，如此一來就能夠理解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后為什么有大量民眾表示后悔，呼吁舉行第二次公投。同時，社會公眾對精英政治的不滿，也為民粹主義勢力的發(fā)展壯大提供了土壤。“從根本上說，脫歐公投是英國民眾對政治精英長期忽視其需求的一種‘反抗’，公投的結果也因之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精英民主’的失敗。”[31]民粹主義者一般自稱是“愛國主義者”，堅持的是一套封閉、排外、保守的價值理念，充分利用公眾對移民的不滿、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反對歐洲一體化。民粹主義者把歐洲國家的產業(yè)空心化而導致的失業(yè)和傳統(tǒng)產業(yè)工人收入的減少歸咎于全球化，歸咎于歐洲一體化帶來的人員自由流動，歸咎于外來移民的爭奪。在民粹主義力量的鼓動下，歐洲各國的政治“國家化”傾向加強，這對歐洲一體化而言不是好兆頭。

因此，英國和歐洲當前面臨的政黨紛爭和社會撕裂，與傳統(tǒng)政黨政治在主權讓渡議題下的競爭不適應有一定關系，而更深的根源在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西方民主制度結構性地制造著社會的隔裂和政治冷漠，政治冷漠不僅表現(xiàn)為不參與還表現(xiàn)為參與的任意性，這為政客操縱民意提供機會。歷史地看，政黨的競爭向來是多向度的，例如綠黨的崛起也曾經對傳統(tǒng)政黨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并且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新的議題的出現(xiàn)，新的競爭向度也會增加。但當前民粹主義政黨在主權向度上對傳統(tǒng)政黨發(fā)起了挑戰(zhàn)，同時民粹主義政黨的反歐盟性質，使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問題得到放大，不僅對國內政治有撕裂性影響，同時也對歐洲一體化有嚴重的消極影響。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退歐背景下英國與歐盟關系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7JJDGJW013）

注釋

[1]Federica Mogherini,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ward of European Union Global Strategy, in European Union, June 2016, Brussels, http://europa.eu/globalstrategy/sites/globalstrategy/files/eugs_review_web.pdf, p. 3.

[2]George Soros, "The EU looks like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The Guardian, 12 Feb, 2019.

[3]高小升：《國外主要智庫對英國退歐影響的分析》，《國際論壇》，2016年第6期。

[4]Reuters, "Queen to be evacuated if Brexit turns ugly", The Guardian, 3 Feb , 2019.

[5]強薇：《“脫歐”拉鋸戰(zhàn)加深英國內部分歧》，《人民日報》，2019年2月22日，第16版。

[6]Gordon Rayner and Harry Yorke, "Jeremy Corbyn's popularity sinks to all-time low due Labour's Brexit policy", The Telegraph, 1 Feb, 2019.

[7]Toby Helm and Michael Savage, "Corbyn faces furious Labour backlash over backing Brexit", The Guardian, 22 Dec, 2018.

[8]Heather Stewart; Peter Walker and RejeevSyal, "Corbyn could face string of resignations if he backs 'people's vote'", The Guardian, 12 Jan, 2019.

[9]旅鼠是靠近北極地區(qū)的一種動物。這種動物繁殖能力驚人，當數(shù)量超過一定的限制，就會表現(xiàn)出某種狂躁行為，甚至毛色也會發(fā)生變化，最后會集體跳海自殺。

[10]Jon Henley, "Great theatre – but tragic: Europe's media reacts in horror to May defeat", The Guardian, 16 Jan, 2019.

[11]Edelman,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19 – a Disunited Kingdom", 28 January, 2019, https://www.edelman.co.uk/wp-content/uploads/Edelman-Trust-Barometer-UK-2019.pdf.

[12]Edelman,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19 – ED Williams in Conversation with Tony Blair", 16 January, 2019 , https://www.edelman.co.uk/magazine/posts/edelman-trust-barometer-2019-uk-launch/?utm_source=Edelman.com.

[13]Zoie O' Brien and Tim Sculthorpe, "Brexit will leave the UK 'unstable' for decades with violence on the streets and independence referendums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EU intelligence secret report warns",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6639399/Brexit-leave-UK-unstable-decades-violence-streets-EU-secret-report-warns.html.

[14]沈洋：《法國總統(tǒng)候選人勒龐：英國找到“監(jiān)獄鑰匙”，為法國脫歐指路》，中國日報網，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7-03/16/content_28583161.htm。

[15]彭姝祎：《法國總統(tǒng)及立法大選與法國政黨格局的演變》，《國際論壇》，2018年第6期。

[16]高喬：《難民問題攪動德國政壇》，《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7月5日，第6版。

[17]伍慧萍、姜域：《德國選擇黨——疑歐勢力的崛起與前景》，《國際論壇》，2015年第2期。

[18]錢克錦：《德國第三大黨宣稱脫歐：不能忽視的民粹思潮》，《新京報》，2019年1月6日。

[19]Rob Davies, "Fear grows in UK car industry that Honda is just first domino to fall", The Guardian, 24 Feb, 2019.

[20]Jasper Jolly, "Ford says no-deal Brexit would mean costs of $800m in 2019 alone", The Guardian, 24 Jan, 2019.

[21]Polly Toynbee, "The UK isn't ready to Brexit. Instead it's heading towards a no-deal tsunami", The Guardian, 31 Jan, 2019.

[22]Lisa O' Carroll, "Brexit: Netherlands talking to 250 firms about leaving UK", The Guardian, 9 Feb, 2019.

[23]Jon Henley, "EU states escalate no-deal preparations after May defeat", The Guardian, 16 Jan, 2019.

[24]Nicholas Bloom, Philip Bunn, Scarlet Chen, Paul Mizen, Pawel Smietanka, Greg Thwaites and Garry Young, "Brexit and uncertainty: insights from the Decision Maker Panel", Staff Working Paper No. 780, Bank of England, February 2019.

[25]GertjanVlieghe, "The Economic Outlook: Fading global tailwinds, intensifying Brexit headwinds", Bank of England, Resolution Foundation, Thursday , 14 February, 2019.

[26]Larry Elliott and Graeme Wearden, "No-deal Brexit 'poses threat to global stability'", The Guardian, 23 Jan, 2019.

[27]Richard Partington, "Hammond's Brexit 'dividend' claim rejected as UK economy stalls", The Guardian, 12 Feb, 2019.

[28]張健、王朝暉、劉明：《法國荷蘭否決〈歐洲憲法條約〉的背景及影響》，《國際資料信息》，2005年第6期。

[29]［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78～385頁。

[30]吳冠軍：《從英國脫歐公投看現(xiàn)代民主的雙重結構性困局》，《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第6期。

[31]李靖堃：《脫歐公投視角下的英國民主政治困境》，《國際論壇》，2017年第4期。

責 編／刁 娜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Brexit

Wang Mingjin

Abstract: Brexit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rises facing the EU. After the Brexit referendum was passed, the UK's domestic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rawled with each other, causing serious political turmoil and social divisions. Moreover, Brexit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ist forces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hich threatene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Europe. The uncertain Brexit prospect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 economy,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ownturn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underm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n the surface, the British internal disputes and the rise of the populist forces in Europe due to Brexi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uropean 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but in fact thi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Western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produced widespread criticism and resistance of elite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ist force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re-national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which will have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words: Brexit, Brexit process, party politics, social stability, populism, democratic politics

王明進，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歐洲政黨政治、歐盟對外政策、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聯(lián)合背景下的跨國政黨》《國際戰(zhàn)略學》（參著）、《政黨政治視角下的歐洲一體化》（參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