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美國政治研究的三種理論，可以從美國大歷史的視角分析特朗普政府體現(xiàn)出的歷史延續(xù)性（共性）。史蒂芬•斯科夫羅內克有關總統(tǒng)權力與權威的理論解釋了特朗普高度個人化的執(zhí)政風格，小阿瑟•施萊辛格的美國歷史周期論解釋了特朗普及其執(zhí)政團隊的困境，塞繆爾•亨廷頓關于美國政治發(fā)展的理論則解釋了當前美國社會的動蕩。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一個完全“例外”的政府，而在諸多方面延續(xù)了美國政治大歷史的規(guī)律。

【關鍵詞】特朗普  美國政治  大歷史  歷史周期   

【中圖分類號】D7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1

美國大歷史視角下的特朗普政府

從2016年總統(tǒng)大選迄今，諸多觀察人士用“特朗普現(xiàn)象”“特朗普主義”“特朗普化”等標簽來描述特朗普給美國內政外交造成的巨大沖擊。這些標簽反映了一個共識，那就是特朗普的當選及其就任以來的內外政策標志著美國政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特朗普時代。的確，與之前的美國總統(tǒng)相比，特朗普在言行舉止、政策偏好，以及領導風格等諸多方面似乎非常“另類”。然而，美國歷史上的每一位總統(tǒng)都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個體，都有與其前任不同的地方，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每一位總統(tǒng)都有自己專屬的現(xiàn)象或主義。另一方面，任何總統(tǒng)都必須面對特定的國際和國內政治環(huán)境，而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內外政治環(huán)境卻可能存在著一定的共性。因此，在研究美國總統(tǒng)時，我們不僅要注意個體層面的不同（樹木），更要分析他們在歷史層面的共性（森林）。

本文擬借助美國政治研究的三個理論，從美國大歷史的視角分析特朗普政府所體現(xiàn)的歷史延續(xù)性（共性）。第一個是史蒂芬·斯科夫羅內克（Stephen Skowronek）有關總統(tǒng)權力與權威的理論。第二個是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美國歷史周期論。第三個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美國政治發(fā)展理論。這三個理論從不同角度剖析了美國政治歷史的規(guī)律，并且這些規(guī)律在不同程度上也適用于對特朗普政府的分析。更具體地說，斯科夫羅內克的理論有助于理解特朗普強烈的反奧巴馬色彩以及特朗普高度個人化的執(zhí)政風格。小施萊辛格的理論可以解釋為什么特朗普的核心團隊成員丑聞不斷并且頻繁更換。亨廷頓的理論則可以用來分析當前美國社會的動蕩，如不滿情緒的蔓延、憤怒和暴力主導的政治“新常態(tài)”、為公平和正義而抗爭的各種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等等。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一個完全“例外”的政府，而是在諸多方面延續(xù)了美國政治大歷史的規(guī)律。

總統(tǒng)權力與權威

為什么有的總統(tǒng)（如林肯和小羅斯福）被公認是偉大的，而有的則被公認是失敗的（如布坎南和威廉·哈里遜）？[1]有學者認為，性格是影響一個總統(tǒng)的領導力的最重要因素。[2]也有學者提出了一個包括溝通能力、組織能力、政治技巧、政策遠見、認知方式、情商等六個指標的評價體系，認為總統(tǒng)在領導力上的差異取決于這六個指標的組合。[3]還有學者認為，隨著聯(lián)邦政府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如福利社會），現(xiàn)代總統(tǒng)（即二戰(zhàn)之后）的權力也相應地擴大；但是權力的擴大并不意味著領導力的增加（坐在白宮發(fā)號施令并不能心想事成）。因此，對現(xiàn)代總統(tǒng)來說，權力是說服他人的能力（power to persuade），而這個能力又來自兩大要素，即公眾的支持度（public prestige）以及總統(tǒng)在華盛頓政客當中的職業(yè)聲望（professional reputation）。[4]另外一些學者則把總統(tǒng)的立法議程在多大程度上轉變?yōu)楣舱咭暈楹饬恳粋€總統(tǒng)的領導力的關鍵指標，并據此分析了黨派政治（即國會的黨派構成）與民意如何影響國會議員對總統(tǒng)立法議程的支持。[5]

除了黨派政治，上述研究的對象都是總統(tǒng)個人層面的因素，因此可以被稱為以總統(tǒng)為中心的研究。這類研究的缺陷是只看到了個體之間的異同而忽略了結構性因素的異同，從而無法解釋個人因素類似（或不同）的總統(tǒng)為何在領導力上不同（或類似）。比如說，按照詹姆斯·巴伯（James Barber）的理論，小羅斯福和卡特屬于同一類性格的總統(tǒng)（都是主動—積極型），但是他們在領導力方面卻有著明顯差距，而這個差距與他們所面對的不同的結構性因素應該有著密切關系：前者是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而后者是戰(zhàn)后經濟繁榮的結束和美國實力的衰落。反過來，林肯和小羅斯福在性格等個人因素上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前者是主動—消極型），但是他們都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的偉大總統(tǒng)，而這應該與他們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因素有關（分別是內戰(zhàn)和二戰(zhàn)）。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者提出了結構性理論來解釋總統(tǒng)的領導力，而史蒂芬·斯科夫羅內克則是這類理論的代表人物。[6]他認為，總統(tǒng)權力（power）和權威（authority）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總統(tǒng)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用來實現(xiàn)某個目標的正式和非正式資源”，而后者指的是“對某個特定時刻總統(tǒng)使用權力的期待以及對總統(tǒng)行為的恰當性的感知”。[7]總統(tǒng)權力的變化體現(xiàn)在世俗時間（secular time），而總統(tǒng)權威的變化則體現(xiàn)在政治時間（political time）。世俗時間具有兩個特征，即延續(xù)性（persistent pattern）和新興性（emerging pattern）：前者指的是憲法賦予每一位總統(tǒng)的正式權力是相同的，后者指的是他們在行使這些正式權力時的不同，包括制度資源的組織上的不同以及美國社會發(fā)展所帶來的總統(tǒng)職責的變化，等等。[8]

政治時間是斯科夫羅內克的理論核心，其具體表現(xiàn)為周期性的（recurrent pattern）“執(zhí)政聯(lián)盟和政黨體系的開創(chuàng)、分化和崩潰”。[9]政治時間的周期性基于兩個變量：總統(tǒng)與先前執(zhí)政聯(lián)盟之間的關系（反對還是附屬）以及先前執(zhí)政聯(lián)盟的狀況（脆弱還是堅韌）。這兩個變量不同取值之間的組合形成了表1所示的四個情形：開創(chuàng)—延續(xù)—分裂—破壞。如此一來，美國總統(tǒng)政治的大歷史（截止到卡特時期）就體現(xiàn)為四個執(zhí)政聯(lián)盟從開創(chuàng)到延續(xù)再到分裂的周期性更替的歷史：杰佛遜—門羅—約翰·昆西·亞當斯、杰克遜—波爾克—皮爾斯、林肯—老羅斯福—胡佛、小羅斯福—林登·約翰遜—卡特。在這個大歷史視角下，執(zhí)政聯(lián)盟的周期性更替這條主線把一些看似毫不相關的總統(tǒng)關聯(lián)起來了。比如說，要理解卡特的領導力，就必須把他放到羅斯福所開創(chuàng)的新政聯(lián)盟的興衰這個歷史背景下，他執(zhí)政的時候也是新政聯(lián)盟瓦解的時候，因此他的權威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至于破壞型總統(tǒng)，雖然他們不屬于執(zhí)政聯(lián)盟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執(zhí)政時權威受到巨大挑戰(zhàn)恰恰凸顯了執(zhí)政聯(lián)盟的堅韌性。斯科夫羅內克寫道：“這些總統(tǒng)實際上是在沒有明顯民眾支持的背景下試圖進行開創(chuàng)性改革，而當他們的嘗試走向極端時，就會引發(fā)類似憲政危機的對抗。”他指出，這類總統(tǒng)所遇到的困境“經常被認為是他們缺陷性的人格造成的”，然而事實上，“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反映了領導力的沖動所面臨的結構性制約”。[10]在斯科夫羅內克看來，最典型的破壞型的總統(tǒng)包括泰勒、安德魯·約翰遜、威爾遜、尼克松等。

斯科夫羅內克還指出，一方面，隨著總統(tǒng)權力（正式和非正式）的擴大以及民眾對總統(tǒng)的期望越來越高，總統(tǒng)變得越來越獨立，他與先前政治聯(lián)盟的關系日趨對立。另一方面，隨著總統(tǒng)決策的制度環(huán)境越來越復雜（如各種利益集團和法律限制），先前政治聯(lián)盟的堅韌性增加，總統(tǒng)要實現(xiàn)開創(chuàng)性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他認為，在這兩個發(fā)展趨勢的共同作用下，政治時間的周期性會明顯減弱，導致總統(tǒng)政治成為“永久的破壞”（perpetual preemption）。[11]

按照斯科夫羅內克的理論，特朗普應該屬于破壞型總統(tǒng)。[12]首先，奧巴馬所代表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具有較高的堅韌性，這一點充分體現(xiàn)在其執(zhí)政第二年通過的醫(yī)療改革法案。盡管特朗普就任后多次試圖廢除該法案，但是迄今尚未完全成功，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數(shù)美國民眾對該法案的支持。[13]其次，特朗普政府最鮮明的特點之一就是反奧巴馬（也就是反對先前執(zhí)政聯(lián)盟）?？梢赃@么說，凡是奧巴馬支持的，特朗普就反對，包括醫(yī)療改革、移民改革、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xié)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等等。[14]第三，特朗普不僅旗幟鮮明地反奧巴馬，還強烈攻擊美國政治體制的一些最根本的規(guī)范和原則，包括政治正確、媒體自由、聯(lián)邦執(zhí)法機構的獨立性，等等。[15]

最為重要的是，他與之前的破壞型總統(tǒng)在執(zhí)政風格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斯科夫羅內克指出，破壞型總統(tǒng)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通過各種帶修飾語的標簽來劃清與先前政治聯(lián)盟的界限，如安德·魯約翰遜的“戰(zhàn)爭民主黨人”（War-Democrats）、威爾遜的“進步民主”（progressive democracy）、艾森豪威爾的“現(xiàn)代共和主義”（modern republicanism）、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silent majority）。[16]特朗普雖然沒有提出類似的黨派標簽，但是至少從表面上來看，他的競選和執(zhí)政口號“讓美國重新偉大”與奧巴馬時期的“變革”形成了鮮明對比——盡管要讓美國重新偉大就必須施行諸多內政外交方面的變革。

破壞型總統(tǒng)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大膽突破從而讓他們的政策理念很難用傳統(tǒng)的標簽來衡量”。尼克松在這方面可以說最具代表性：在環(huán)保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政績讓他屬于自由派，但是在法律與秩序方面（如“向毒品宣戰(zhàn)”）他又屬于保守派。具體到特朗普，身為共和黨總統(tǒng)，他就任后立刻在貿易方面對美國傳統(tǒng)盟友發(fā)難，猛烈批評二戰(zhàn)后美國建立起來的自由貿易體系，并于2018年7月正式對中國發(fā)起貿易戰(zhàn)，這些舉動完全顛覆了共和黨1970年以來堅定支持自由貿易的傳統(tǒng)。然而在大規(guī)模減稅、反對非法移民、嚴厲執(zhí)法等方面，他又顯然延續(xù)了共和黨的傳統(tǒng)。

破壞型總統(tǒng)的第三個特點就是他們領導力的高度個性化（individualized）。斯科夫羅內克這樣寫道：“破壞型總統(tǒng)引發(fā)的政治斗爭往往圍繞他們個人的行為模式而展開。相對那些被貼上軟弱、迷失方向甚至無能的標簽的總統(tǒng)而言，破壞型總統(tǒng)往往被視作道德上的墮落者……他們用以反對的種種手段則被視為其人格深處、高度危險的性格缺陷的展現(xiàn)。”斯科夫羅內克引用的許多觀察人士的評論似乎佐證了破壞型總統(tǒng)的人格缺陷。威爾遜被描述為“可逆轉的總統(tǒng)”（reversible president）、“政治上不穩(wěn)定”和“精神上反復無常”、“靈魂腐爛透頂”、“從不為自己的國家或者我們的榮譽著想，而是為了一己私利挖空心思”，等等。尼克松則被稱為“狡猾的迪克”（Tricky Dick）。[17]

上述這些描述人格缺陷的詞語基本上也適用于特朗普。事實上，從2016年大選至今，特朗普的品行和性格一直是諸多媒體和觀察人士的關注焦點。白宮一名高級官員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的一篇匿名評論中如是描述特朗普：“沖動”“缺乏道德原則”“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會改變想法”“反復無常”，等等。[18]在各類分析報道中經常被提到的特朗普氣質包括沖動、不可預測、不穩(wěn)定、自戀情節(jié)、睚眥必報等。[19]一項就中國學者如何感知特朗普的調查研究也顯示，特朗普的人格特質包括“不羈善變”“逐利自我”“好勝執(zhí)著”等維度。[20]

總之，斯科夫羅內克的理論讓貌似變化莫測的特朗普變得可預測了。首先，即使特朗普的性格存在諸多缺陷，但他并非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這些缺陷的總統(tǒng)。第二，按照他的理論框架，特朗普極有可能步威爾遜和尼克松的后塵，引發(fā)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甚至是憲政危機）。第三，對于不喜歡特朗普的人來說，他的理論還有一個更壞的消息：從威爾遜到尼克松（再到克林頓），破壞型總統(tǒng)都成功連任。[21]

美國歷史的周期性

周期性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共有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前者體現(xiàn)在四季更替、日出日落、潮漲潮落等自然現(xiàn)象上，而后者則體現(xiàn)為國家的興衰、統(tǒng)一和分裂、朝代更替等方面。中國人熟知的詩詞名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是對類似周期性的最生動的描述。

具體到美國，雖然其歷史不到300年，但是一些美國人（如愛默生和亞當斯）很早就注意到了美國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22]然而各種關于美國歷史周期的論述并沒有受到廣泛關注，直到老施萊辛格在1949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正式提出了歷史周期論，并立刻在美國學界引發(fā)了巨大反響。根據他的理論，美國歷史就是一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交替的歷史，并且每次交替的平均時間約為11.5年?；谧约旱睦碚?，老施萊辛格做出了許多精準的預測，如柯立芝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將持續(xù)到大約1932年、羅斯福執(zhí)政以來的自由主義大概在1947年左右結束、1947年開始的自由主義低潮將在1962年（誤差1～2年）結束，以及下一個保守主義時代將在1978年左右開始。[23]

受其父親的歷史周期論啟發(fā)，并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小施萊辛格也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周期論。他認為，美國歷史在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與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之間輪回，并且一個周期大概需要30年。公共目的主導時期的特點是“在短時間內發(fā)起諸多改革以改善美國社會”，如羅斯福的“百日新政”。然而改革的激情不可能永遠持續(xù)，因此一段時間之后人們開始尋求“休息和修養(yǎng)”，從而進入以“物質主義、享樂主義、以及追求個人享受成為最重要追求目標”為特點的私人利益主導時期。在他看來，1901年老羅斯福上臺、1933年小羅斯福當選、1961年肯尼迪執(zhí)政，都標志著公共目的主導時期的到來，而1920年代、1950年代和1980年代則是私人利益主導的時代。[24]

小施萊辛格指出，每個公共目的主導時期都有其引爆性的議題（detonating issue），如20世紀初的財富過于集中在托拉斯、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1960年代的種族不平等。至于私人利益主導時期，他認為有兩個相互矛盾的議題貫穿始終，那就是思想上的新保守主義和宗教上的原教旨主義：在現(xiàn)實生活中，前者體現(xiàn)為經濟領域的減稅和去監(jiān)管，后者則體現(xiàn)為道德上的說教。[25]小施萊辛格特別指出，在私人利益時期，“個人財富置于公共財富之上自然而然地助長了政府的腐敗傾向”。為此他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私人利益主導時期聯(lián)邦政府官員腐敗的事例作為佐證，如哈丁執(zhí)政時期的各種丑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大批高官因丑聞被迫辭職、尼克松任期內40多名官員遭受刑事調查（包括副總統(tǒng)、2名內閣成員、十多名白宮助手以及15名行政機構的官員認罪或者被判有罪），以及里根任期內被指控的官員太多以至于“污穢”（sleaze）這個新詞被創(chuàng)造出來。[26]

按照小施萊辛格的歷史周期論，1980年代之后下一個私人利益主導時期應該是2010年左右。[27]盡管奧巴馬八年執(zhí)政乏善可陳（除了醫(yī)療改革），但是按照小施萊辛格的論述，很難把他的任期歸為私人利益主導時期。如此一來，特朗普政府就應該屬于私人利益主導時期。這個判斷能否成立呢？

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人事任命，以及白宮和行政機構頻繁的人事變動似乎為上述判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第一，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億萬富豪出身的總統(tǒng)，特朗普迄今為止并未徹底斷絕與自己創(chuàng)建的龐大商業(yè)帝國之間的關系，由此給人以“全職做總統(tǒng)、兼職做生意”的印象，違背了美國選舉政治最根本的規(guī)范之一，并因此廣受詬病。[28]第二，特朗普讓其女婿和女兒擔任白宮顧問，并且據報道他們兩位在白宮的實際權力很大，這一做法也被特朗普的批評者認為是“任人唯親”。第三，身為億萬富翁，特朗普朋友圈的富人也比比皆是，然而特朗普似乎毫不在意被指責為“富豪統(tǒng)治”（plutocracy），而是任命了許多富豪為白宮顧問和內閣成員。有統(tǒng)計顯示，特朗普政府有7個億萬富翁，并且所有白宮高官和內閣成員的個人凈資產加起來超過43億美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富有的執(zhí)政團隊。[29]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一點，由于腐敗和刑事指控等原因，特朗普團隊人事變動極其頻繁，與小施萊辛格所描述的尼克松和里根政府高度相似。有統(tǒng)計顯示，特朗普政府第一年內的人員流動率（34%）已經創(chuàng)下了現(xiàn)代總統(tǒng)執(zhí)政的記錄。[30]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跟蹤數(shù)據，特朗普任命的65名白宮高官——包括總統(tǒng)顧問和總統(tǒng)行政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官員——已經有38名因為各種原因辭職或離職。這其中最著名的是任期不到一個月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他在辭職后不久就向特別檢察官穆勒認罪，承認在“通俄門”事件調查中提供虛假證詞。特朗普任命的內閣成員當中已經有6位辭職，其中兩位（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和環(huán)保署署長）是因為濫用權力和公帑而被迫辭職。[31]現(xiàn)任內閣成員中的財政部部長、內務部部長、應急管理部部長也面臨各種濫用公帑和中飽私囊的指控。[32]此外，特朗普前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在華盛頓聯(lián)邦地方法院承認兩項罪名，而特朗普前私人律師邁克爾·科恩也向紐約州聯(lián)邦法院自首,對稅務欺詐、銀行貸款欺詐和競選捐款超標等指控認罪。[33]

總之，無論是特朗普就任以來的大規(guī)模減稅和一系列去監(jiān)管措施，還是其幕僚和內閣許多成員被指控濫用權力和納稅人錢財，當今美國似乎正處于小施萊辛格所說的私人利益主導時期：聯(lián)邦政府不是為大多數(shù)美國人謀福利，而是成為小部分政客錢權交易的工具。雖然早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就已經有多位觀察人士指出，美國進入了一個貧富懸殊并且公共決策被富人綁架的“新鍍金時代”（new gilded age），但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腐敗行為無疑增加了這個新鍍金時代的“含金量”。[34]

美國政治：信仰與現(xiàn)實的差距

本文要討論的第三個理論由已故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提出。亨廷頓為世人所知，主要源于《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沖突》這兩本經典之作。[35]然而除了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亨廷頓在美國政治領域也著述頗豐（包括他最后一本書《我們是誰？》）。[36]本文所要討論的理論則來自他在1981年出版的《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37]

他在該書中指出，對美國政治發(fā)展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個結構性范式（structural paradigm）。第一個范式強調美國社會與歐洲社會的差異：由于缺乏后者的封建主義傳統(tǒng)，因此前者天生具有自由主義共識。第二個范式強調美國社會內部的階級沖突,即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二元對立。第三個范式則強調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亨廷頓把這三個范式高度精煉地概括為一個共識（the one）、兩個階級（the two）、眾多團體（the many）。他認為，這三個理論各有長短：雖然美國社會存在階級沖突，但把它作為美國社會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不準確的；共識理論過于強調共識而忽視了美國社會存在的各種沖突；多元主義的缺點在于它無法解釋美國政治的動蕩起伏。他還指出，這三個范式都以兩個錯誤的假設為前提：第一，美國的社會結構是相對穩(wěn)定的（永恒的階級沖突、不變的共識、持續(xù)的利益競爭）；第二，經濟和物質利益主導政治生活。在他看來，第一個假設造成這三個范式都是靜態(tài)的（static），無法解釋美國政治的變化，而第二個假設則忽略了政治價值和理念的作用。[38]

在對三個范式進行批判之后，亨廷頓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其核心是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以及基于憲法的法治”。他認為，美國信念是美國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而后者被他定義為“國家政治價值和信仰”（national political values and beliefs）。[39]他指出，美國信念代表的是理想（ideals），而美國政治制度（institutions）代表的是現(xiàn)實，并且前者和后者之間總是存在鴻溝（他稱之為IvI）。他還指出，由于不同歷史時期美國人對理想的信仰程度不同以及對理想和制度之間的鴻溝的認知不同，因此形成了四種回應模式（見表2）。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經歷重大變革的時期都是信念激情主導的政治時期（creedal passion politics），即人們對理想的信仰程度高并且對理想與制度之間的鴻溝有清晰的認知（表2中的道德主義）。他認為，美國歷史上有過4次信念激情爆發(fā)，并且每次爆發(fā)具有顯著的周期性，大約相隔60～70年：1770年代的獨立戰(zhàn)爭、1830年代的杰克遜民主、1900年代的進步主義運動，以及1960～1970年代的改革運動。

在該書的最后一章，亨廷頓展望美國政治的發(fā)展前景，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如果過去的周期規(guī)律仍然奏效，那么在21世紀的第二個或者第三個十年將會出現(xiàn)一段持續(xù)的激情時期。”[40]也就是說，從2010年起直到現(xiàn)在正好屬于亨廷頓所說的信念激情政治時期。亨廷頓的預言是否與現(xiàn)實吻合呢？

在討論信念激情的來源時，亨廷頓指出至少有四個外部因素（exogenous developments），分別是經濟上的相對繁榮、經濟發(fā)展不平衡造成某些群體的相對被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某些群體由于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衰落而處于地位焦慮（status anxiety），以及年輕人口顯著增加。各種數(shù)據和研究顯示，當今美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現(xiàn)出上述四個特點。第一，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之后，美國經濟從2010年開始緩慢復蘇，并且特朗普當選以來一直處于比較強勁的發(fā)展勢頭，不僅失業(yè)率創(chuàng)下了17年來的新低，而且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實際增長率創(chuàng)下了近四年來的最高（4.2%）。[41]第二，關于經濟發(fā)展帶來的相對剝奪，雖然這方面的民意調查數(shù)據稀少，但是美國學者和分析人士在過去十多年間的研究成果確鑿無誤地表明，美國社會進入了前文已經提到的“新鍍金時代”：經濟發(fā)展的最大受益者是極少數(shù)富人、貧富差距懸殊、中產階級嚴重縮水、公共政策被富人綁架。[42]

第三，眾多研究表明，由于經濟安全感降低、大量非歐洲裔移民（尤其是來自拉美的非法移民）的涌入，以及身份認同政治對傳統(tǒng)價值觀的沖擊，美國中下層白人的地位焦慮日益加劇。茶黨運動的爆發(fā)可以說是這種焦慮的有力佐證之一。[43]另一個有力佐證則來自一項對2016年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威脅感知（status threat）越強，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概率越高。[44]第四，來自美國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顯示，“千禧一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出生于1982～2000年）在2015年已經超過8300萬，占美國總人口四分之一，成為美國人數(shù)最多的一代。[45]還有數(shù)據顯示，2017年美國勞動力人口中有5600萬屬于千禧一代，占總數(shù)的35%，也是最大的勞動力群體。[46]

除了上述4個外部因素，亨廷頓還指出美國歷史上4個信念激情政治時期也具有14個共同特征，包括“不滿情緒普遍存在”“不安、狂躁、騷亂和動蕩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對理想/制度之間的鴻溝進行的曝光和揭露”“致力于特定改革或‘事業(yè)’（婦女、少數(shù)族裔、司法公正、禁酒、和平）的運動十分活躍”，等等。[47]雖然上述特征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就存在，但是2016年大選之后它們顯得更為突出（salient）。首先，不少研究表明，美國社會不滿情緒普遍存在，并且這種不滿情緒是特朗普獲勝的一個主要原因。[48]其次，特朗普的當選毫無疑問加劇了美國政治的極化，讓憤怒、仇恨和狂躁成為流行，政治暴力頻頻發(fā)生（如2017年的夏洛茨維爾暴亂以及最近的郵包炸彈事件和因仇恨而槍殺猶太人的事件），以至于有人預言第二次內戰(zhàn)即將到來。[49]

此外，特朗普就任以來，美國主流媒體（尤其是以《紐約時報》等為首的自由派媒體）對其一直持強烈批評的態(tài)度，對“通俄門”窮追不舍，并對白宮和行政機構官員的各種腐敗行為大肆曝光（muckraking）。特朗普也強烈還擊，批評自由派媒體是“假新聞”（fake news），他們之間的關系可以說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50]最后，盡管“占領華爾街運動”曇花一現(xiàn)，但是奧巴馬任期內爆發(fā)的“黑人命貴”運動一直持續(xù)到今天并且其動員能力和社會影響力日漸提高。[51]雖然特朗普不是直接導火索，但是他就任以來的各種性別歧視語言無疑給2017年10月爆發(fā)的“我也是”運動火上加油，讓其蔓延成一場席卷美國政界和企業(yè)界的社會運動。[52]

總之，亨廷頓筆下的“信念激情”政治與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有著驚人的相似。經濟繁榮的背后卻是普遍的不滿情緒、憤怒和政治暴力成為新常態(tài)、為公平和正義而抗爭的各種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官員腐敗成為媒體曝光的焦點等。這些現(xiàn)象似乎都在暗示，當今美國社會正處于一場社會大動蕩的前夜。

結語

特朗普就任以來的執(zhí)政風格給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不可預測。本文通過三個現(xiàn)有理論框架，試圖透過特朗普的不可預測發(fā)現(xiàn)其中的可預測之處。換言之，本文試圖從美國大歷史的角度，分析特朗普政府的變化與延續(xù)。

按照斯科夫羅內克的總統(tǒng)權力與權威理論，特朗普應該屬于破壞型總統(tǒng)，并且其性格和領導風格與之前的破壞型總統(tǒng)（如威爾遜和尼克松）有著高度相似。根據小施萊辛格的歷史周期論，特朗普執(zhí)政正好屬于一個新的私人利益主導時期，而特朗普團隊的各種腐敗丑聞，似乎印證了小施萊辛格的分析。亨廷頓對美國歷史上四次信念激情政治時期的描述，則與特朗普時代美國政治隨處可見的不滿、憤怒、暴力和抗爭有著驚人的吻合，讓人感覺美國即將（或者已經）進入第五次信念激情政治時期。

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并非完全不可預測。恰恰相反，無論是他的性格還是他的領導風格，都能夠在美國政治大歷史中找到強有力的回音。因此，在特朗普政府變幻莫測的表象下面，其實更多是美國政治歷史的延續(xù)。更為重要的是，盡管這三個理論的角度完全不一樣，但是利用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有著高度的相似性，那就是特朗普將面臨各種社會和政治動蕩。動蕩中的美國何去何從？動蕩之后的美國又何去何從？

亨廷頓在展望美國政治未來發(fā)展時指出，美國政治最危險的發(fā)展方向是“不同回應模式間的頻繁變動可能使美國理想與制度面臨毀滅的危險”。他這樣寫道：“為了改革政府而對其進行削弱，最終可能導致人們強烈要求拋棄虛弱、無效的政府，以更具權威性、更能有效滿足歷史發(fā)展需求的結構取而代之。鑒于改革的乖張本性，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極端主義可能會產生一股追求獨裁效率的逆流”。[53]

無法擺脫美國大歷史影響的特朗普及其政府是否就是亨廷頓最為擔心的逆流呢？對此我們只有拭目以待。

（本文系北京外國語大學青年創(chuàng)新團隊項目“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中的中美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受到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準號：2015JT003。張國璽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

[1]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ating the Presidents: Washington to Clint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7, 112(2), pp. 179-190.在特朗普就任一周年之際，《紐約時報》開展了一項調查，讓美國政治學學會“總統(tǒng)與行政政治”分會的170名專家給美國總統(tǒng)打分，結果特朗普的平均分為12分（滿分100分），在所有44名總統(tǒng)中排名倒數(shù)第一。Brandon Rottinghaus and Justin S. Vaughn, "How Does Trump Stack Up Againstthe Best—and Worst—President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2/19/opinion/how-does-trump-stack-up-against-the-best-and-worst-presidents.html.上網日期：2018年10月22日。

[2]James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NJ: Printice-Hall, 1972.

[3]Fred I. Greenstein, 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Clin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Richard E.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and the Modern Presidents: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Free Press, 1990.

[5]George E. Edwards, III., Presidential Influence in Congress, San Francisco, CA: Freeman, 1980; Jon R. Bond and Richard Fleisher, The President in the Legislative Are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另一派結構性理論則認為，總統(tǒng)的領導力取決于他所面臨的“戰(zhàn)略機遇”（strategic opportunity），而戰(zhàn)略機遇又受制于民意和國會兩大因素。參閱George E. Edwards, III., The Strategic President: Persuasion and Opportunity in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redicting the Presidency: The Potential of Persuasive Leade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7]Stephen Skowronek, 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Bill Clin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

[8]Ibid., pp. 9-30.

[9]Ibid., p. 10.

[10]Ibid., p. 44.

[11]Skowronek, 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Bill Clinton, p. 56, pp.  442-446.

[12]在特朗普當選后的一次采訪中，斯科夫羅內克明確指出特朗普不屬于開創(chuàng)型（transformational），原因之一就是：“除非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其他選擇都不可行，否則一個總統(tǒng)無法對現(xiàn)有制度進行開創(chuàng)型改革”。在他看來，奧巴馬八年執(zhí)政結束后美國并沒有陷入一場無可救藥的危機。他還在采訪中還指出，特朗普的言行和卡特類似，而后者恰好處于小羅斯福開創(chuàng)的新政聯(lián)盟分裂的時候。他說：“所屬執(zhí)政聯(lián)盟處于末期的總統(tǒng)總是這樣一個人：他和自己政黨的建制派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試圖迎合民眾并且號稱自己可以單干”。但斯科夫羅內克并沒有明確說特朗普屬于分裂型總統(tǒng)，因為做出這個判斷需要一個前提，即特朗普屬于某個曾經處于主導地位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如果說有這樣一個聯(lián)盟的話，那就是里根所代表的保守聯(lián)盟，但特朗普的當選以及他就任后的一系列政策（如減稅和去監(jiān)管）似乎表明，里根創(chuàng)立的保守聯(lián)盟不但沒有進入分裂期，反而重新煥發(fā)生機。因此他寫道：“如果特朗普是卡特，那么現(xiàn)在的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就是1978年左右的特德·肯尼迪”。Richard Kreitner, "What Time Is It? Here's What the 2016 Election Tells Us About Obama, Trump, and What Comes Nex", Nation, November 22, 201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hat-time-is-it-heres-what-the-2016-election-tells-us-about-obama-trump-and-what-comes-next/.上網日期：2018年10月30日。

[13]Rachel Roubein, "TIMELINE: The GOP's failed effort to repeal ObamaCare", Hill, September 26, 2017, https://thehill.com/policy/healthcare/other/352587-timeline-the-gop-effort-to-repeal-and-replace-obamacare;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approval of Affordable Care Act at highest level since it became law", December 11, 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2/11/for-the-first-time-more-americans-say-2010-health-care-law-has-had-a-positive-than-negative-impact-on-u-s/ft_17-12-08_aca_public-approval/; Ashley Kirzinger et al., "Kaiser Health Tracking Poll - July 2018: Changes to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Health Care in the 2018 Midterms and the Supreme Court", Henry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July 25, 2018, https://www.kff.org/health-reform/poll-finding/kaiser-health-tracking-poll-july-2018-changes-to-the-affordable-care-act-health-care-in-the-2018-midterms-and-the-supreme-court/. 上網日期：2018年11月5日。

[14]Davis Smith, "The anti-Obama: Trump's drive to destroy his predecessor's legacy", Guardian, May 11,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may/11/donald-trump-barack-obama-legacy; Juliet Eilperin and Darla Cameron,"How Trump is rolling back Obama's legacy", Washington Post, updated January 2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trump-rolling-back-obama-rules/?utm_term=.a20514741c62.上網日期：2018年11月5日。

[15]Sharon LaFraniere et al., "Trump's Unparalleled War on a Pillar of Society: Law Enforcemen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03/us/politics/trump-fbi-justice.html; Michael M.Grynbaum, "Trump Calls the News Media the 'Enem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17/business/trump-calls-the-news-media-the-enemy-of-the-people.html. 上網日期均為2018年11月5日。

[16]Skowronek, 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Bill Clinton, p. 451.

[17]Ibid., pp. 458-459.

[18]Anonymous writer, "I Am Part of the Resistance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05/opinion/trump-white-house-anonymous-resistance.html?smid=tw-nytopinion&smtyp=cur.上網日期：2018年10月30日。

[19]對特朗普性格和氣質的分析數(shù)不勝數(shù)，參閱Dan P. McAdams,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Atlantic, June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 Nigel Barber, "Does Trump Suffer from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ugust 10, 2016,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the-human-beast/201608/does-trump-suffer-narcissistic-personality-disorder; Benjy Sarlin, "Analysis: The Vengeful World of Donald Trump, and Why It Matters", October 31, 2016,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16-election/analysis-vengeful-world-donald-trump-why-it-matters-n671721; Matthew Norman, "We wondered why Trump was behaving like he is, but now we know: it's all about revenge", Independent, October 8,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donald-trump-revenge-rex-tillerson-generals-obama-presidency-a7989111.html; David Corn,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Trump, Understand This: Revenge Is What He Cares About Most", Mother Jones,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8/01/if-you-want-to-understand-trump-understand-this-revenge-is-what-he-cares-about-most/; Dan Balz, "Trump promised this kind of presidency — unpredictable, ad hoc and impulsiv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promised-this-kind-of-presidency--unpredictable-ad-hoc-and-impulsive/2018/03/10/e928b73e-23ef-11e8-badd-7c9f29a55815_story.html?utm_term=.54719158def7; Jason Lemon, "Trump's 'Unstable' Actions Will 'Create a Crisis,' Adviser to Last Three Republican Presidents Warns", Newsweek, August 19, 2018, https://www.newsweek.com/trump-unstable-actions-will-create-crisis-adviser-last-three-republican-1079849.上網日期：2018年10月30日。

[20]尹繼武、鄭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質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7年第2期，第15～22頁。

[21]由于政治時間減弱（waning），因此斯科夫羅內克的最后一章的題目是《里根、布什以及未來》，也就是說他并不確定里根開創(chuàng)的保守聯(lián)盟會如何發(fā)展。在1997年版的后記當中，他專門分析了克林頓所處的政治時間，認為他是典型的破壞型總統(tǒng)。Skowronek, 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 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Bill Clinton, pp.447-464.

[22]參閱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1986, p. 23.

[23]Arthur Schlesinger, Sr., Paths to the Present, Macmillan, 1949, p. 97.

[24]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pp. 28-28, p. 34.

[25]Ibid., p. 33, pp. 38-39.

[26]Ibid., p. 41.

[27]根據他的理論，1960年代民權運動之后下一個公共目的主導時期應該是1990年代，也就是克林頓執(zhí)政時期。雖然克林頓自稱是“新民主黨人”（New Democrat），并且他在很多經濟政策上（如削福利開支和支持自由貿易）具有明顯保守主義色彩，但是他也在公共目的方面有諸多重大成就，包括提高富人的稅率、提高每小時最低公司、促進婦女和少數(shù)族裔的權益等，因此他也被稱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tǒng)”。參閱謝韜：《從大選看美國的歷史周期、政黨重組和區(qū)域主義》，《美國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45頁。

[28]Emily Stewart, "Trump is 'definitely still involved' in his hotel business, a new report says", Vox, December 30, 2017, https://www.vox.com/2017/12/30/16832964/trump-business-washington-hotel; Stef W. Kight and Harry Stevens, "By the numbers: How Trump properties profited from his presidency", Axios, June 29, 2018, https://www.axios.com/donald-trump-properties-taxpayer-campaigns-presidency-91e3755d-23cd-42d1-897d-c0c81ac509dd.html; "How Donald Trump is monetising his presidency", Economist, July 20,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7/07/20/how-donald-trump-is-monetising-his-presidency.上網日期：2018年11月5日。

[29]Larry Buchanan et al., "How Much People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re Worth",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4/01/us/politics/how-much-people-in-the-trump-administration-are-worth-financial-disclosure.html; Chase Peterson-Withorn, "The $4.3 Billion Cabinet: See What Each Top Trump Advisor Is Worth", Forbes, July 5, 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chasewithorn/2017/07/05/the-4-3-billion-cabinet-see-what-each-top-trump-advisor-is-worth/#6b9a00e35dfc.上網日期：2018年11月2日。

[30]Grace Donnelly, "Trump's Staff Turnover Is the Highest for Any Presidency in Decades", Fortune, February 13, 2017, http://fortune.com/2018/02/13/donald-trump-white-house-staff-turnover/.

[31]Amanda Macias and Dan Mangan, "How Veteran Affairs Department Secretary David Shulkin fell from grace", CNBC, March 28,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03/28/how-veteran-affairs-department-secretary-david-shulkin-fell-from-grace.html,; Jeremy Diamond et al., "EPA chief Scott Pruitt resigns amid scandals, citing 'unrelenting attacks'", CNN, July 5,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7/05/politics/scott-pruitt-epa-resigns/index.html.上網日期：2018年11月2日。

[32]David Leonhardt and Ian Prasad Philbrick, "Trump's Corruption: The Definitive L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28/opinion/trump-administration-corruption-conflicts.html.上網日期：2018年11月2日。

[33]Luke O'Neil, "What's happened with Michael Cohen and Paul Manafort? " Guardian, August 23,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aug/22/whats-happened-with-michael-cohen-and-paul-manafort.上網日期：2018年11月2日。

[34]關于新鍍金時代，參閱Larry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Simon & Schuster, 2010; David B. Grusky and Tamar Kricheli-Katz, ed., The New Gilded Age: The Critical Inequality Debates of Our Ti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rtin Gilens,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014, 12(3), pp. 564-581; Sara Jones, "Lessons from the Gilded Age", New Republic, June 13, 2018,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9005/lessons-gilded-age; Estelle Sommeiller and Mark Price, "The new gilded ag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by state, metropolitan area, and county",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19, 2018,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the-new-gilded-age-income-inequality-in-the-u-s-by-state-metropolitan-area-and-county/.上網日期：2018年11月2日。

[35]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36]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Schuster, 2004.

[37]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該書實際上是對亨廷頓1974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的詳細論證。Samuel. P. Huntington, "Paradigms of American Politics: Beyond the One, the Two, and the Ma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74, 89(1), pp. 1-26.

[38]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pp. 5-10.

[39]Ibid., pp. 13-14.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亨廷頓的觀點后來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我們是誰？》一書中明確否定了美國信念就是美國的國家認同。相反，他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是安格魯—新教文化，而不是美國信念所代表的政治價值。他如是寫道：“美國文化的核心因素……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價值和道德觀、工作理念、英語、來自英國傳統(tǒng)的法律、公正、有限政府、以及受歐洲影響的藝術、文學、哲學和音樂。18和19世紀的定居者在這個文化的基礎上發(fā)展出了包括自有、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政府、私有財產的美國信念”。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pp. 40-41。

[40]［美］塞繆爾·P·亨廷頓：《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先萌奇、景偉明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年，第375頁。

[41]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Job market continued to improve in 2017 as the unemployment rate declined to a 17-year low", April 2018, https://www.bls.gov/opub/mlr/2018/article/job-market-continued-to-improve-in-2017-as-unemployment-rate-declined-to-a-17-year-low.htm; Lucia Mutikani, "U.S. second-quarter GDP growth raised to 4.2 percent", Reuters, August 29,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conomy-gdp/u-s-second-quarter-gdp-growth-revised-up-to-4-2-percent-idUSKCN1LE1GB;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Chart Book: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Recession", updated November 2, 2018, https://www.cbpp.org/research/economy/chart-book-the-legacy-of-the-great-recession.上網日期：2018年11月3日。

[42]關于美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造成的政治不平等，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汗牛充棟。讀者可參閱國內相關研究成果的參考文獻，如謝韜：《美國國家認同的危機——民主、種族和霸權的視角》，《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7年第12期，第38～48頁；謝韜：《美國民主的衰敗與中國道路的崛起》，《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4～185頁。

[43]關于茶黨成員的人口特點以及政治述求，參閱Christopher S. Parker and Matt A. Barreto, Change They Can't Believe In: The Tea Party and Reactionary Politics 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4]Diana Mutz,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2018, 115 (19), pp.E4330-4339.同時參閱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and the Populist Authoritarian Parties: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Revers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7, 15(2), pp. 443-454.

[45]U.S. Census Bureau, "Millennials Outnumber Baby Boomers and Are Far More Diverse, Census Bureau Reports", June 25, 2015,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15/cb15-113.html.有的機構（如皮尤）則認定千禧一代的出生時間為1981-1996. Michael Dimock, "Defining generations: Where Millennials end and post-Millennials begin",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 2018,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3/01/defining-generations-where-millennials-end-and-post-millennials-begin/.上網日期：2018年11月4日。

[46]Richard Fry, "Millennials are the largest generation in the U.S. labor force",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1, 2018,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4/11/millennials-largest-generation-us-labor-force/.上網日期：2018年11月4日。

[47]［美］塞繆爾·P·亨廷頓：《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第146～147頁。

[48]John L. Campbell, American Discontent: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and Decline of the Golden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Jennifer A. Marshall, "Surveying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Sources of America's Discontent", Heritage, July 22, 2017, https://www.heritage.org/marriage-and-family/commentary/surveying-the-cultural-and-economic-sources-americas-discontent.上網日期：2018年11月4日。同時參閱Dick Meyer, Why We Hate Us: American Discont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Broadway Books, 2009; Steven E. Schier and Todd E. Eberly,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pular Discontent: Stability without Success, Routledge, 2013.

[49]David K. Shipler, "How Donald Trump Is Spreading the Politics of Hate", Washington Monthly, October 6, 2018,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2018/10/06/how-donald-trump-spreads-the-politics-of-hate/; Robin Wright, "Is America Headed for a New Kind of Civil War?", New Yorker, August 14, 2017,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is-america-headed-for-a-new-kind-of-civil-war; Thomas E. Ricks, "Rumblings of a Second Civil War: Some Link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0,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10/10/rumblings-of-a-2nd-civil-war-some-links/.上網日期：2018年11月4日。

[50]Marvin Kalb, Enemy of the People: Trump's War on the Press, the New McCarthyism,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8;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2018; BBC, "Trump's 'dirty war' on media draws editorials in 300 US outlets", August 16,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5204397; Jim Rutenberg, "Trump's Attacks on the News Media Are Work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28/business/media/trumps-attacks-news-media.html.上網日期：2018年11月4日。

[51]Dani McClain, "Can Black Lives Matter Win in the Age of Trump?", Nation,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can-black-lives-matter-win-in-the-age-of-trump/; Adia Robinson, "After 5 years, Black Lives Matter inspires new protest movements", ABC News, July 21, 2018,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years-black-lives-matter-inspires-protest-movements/story?id=56702439.

[52]Anna North, "The ＃MeToo movement and its evolution, explained", Vox, October 11, 2018, https://www.vox.com/identities/2018/10/9/17933746/me-too-movement-metoo-brett-kavanaugh-weinstein; Masha Gensen, "One Year of #MeToo: Punishing Individual Abusers Is Not the Same as Justice", New Yorker, October 10, 2018; Philip Rucker et al., "Defending Kavanaugh, Trump laments #MeToo as 'very dangerous' for powerful me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6,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defending-kavanaugh-trump-laments-metoo-as-very-dangerous-for-powerful-men/2018/09/26/e9116536-c1a4-11e8-97a5-ab1e46bb3bc7_story.html?utm_term=.8503d4eb163b. 上網日期：2018年11月4日。

[53]［美］塞繆爾·P·亨廷頓：《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第376頁。

責 編／馬冰瑩

Understand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rough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Xie Tao

Abstract: Thre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re employed in this article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e. commonaliti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ephen Skowronek’s theory of presidential power and authority explains President Trump’s highly individualized governing style. Arthur Schlesinger Jr.’s theory about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explicat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governing dilemmas. Samuel P. Huntington’s theor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s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ongoing turbulence in American society.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all that “exceptional”; instead it demonstrates a striking degree of continu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Keywords: Donald Trump,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cycles

謝韜，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研究方向為美國政治和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U.S.-China Relations: China Policy on Capitol Hill》《 Living with the Dragon: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Views the Rise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