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不停步，解決其中不斷涌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唯有從實踐中獲得真知，找準突破口，摸著石頭過河，用明白人，形成制度化成果，才能不斷積累政治智慧，持續(xù)提升治國理政能力，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辟出嶄新的廣闊天地。

【關鍵詞】改革突破口 摸著石頭過河 政治智慧 【中圖分類號】D20 【文獻標識碼】A

圍繞著中國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中國巨輪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越過險灘、沖破阻力，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彼岸勝利前進。站在今天的時代坐標來系統總結改革闖關的歷史經驗，不僅有利于我們學習和吸收前人的政治智慧，也有利于助推今日之全面深化改革。

找準突破口，抓點帶面，推動全局

抓住重點帶動面上工作，是唯物辯證法的要求。改革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應“老虎對刺猬”——無從下口，而是要找到事關全局的重點，以此為突破口，抓點帶面，推動全局。

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首先從經濟方面開始，先經濟后政治。而經濟改革，又是先農村后城市。為什么突破口選擇在農村，是因為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民被極大地束縛了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一旦改革，農民受損微小卻獲益很大。況且當時農民人口占了全國人口的80%，抓住了農村這個大頭，就把握了全局，獲得了改革開放的主動權。

1984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較之農村改革要復雜得多。經過多方探索，黨和政府將國有企業(yè)改革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后，同樣也是將國企改革作為中心環(huán)節(jié)。自此后，又經過約20年的發(fā)展，我國現代企業(yè)制度基本確立，國企發(fā)展上了新臺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一步發(fā)揮好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問題愈益凸顯出來。因此，黨的十八大以后，政府與市場關系又被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從全面從嚴治黨方面來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八項規(guī)定”和“反四風”入手，狠抓嚴管，使黨風、社會風氣為之一振。隨后，黨中央大力反腐肅貪，層層推進，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良好局面日益顯現，繼而形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全面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通過簡要回顧我國40年的改革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找準突破口是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無論是包產到戶啟動農村改革，還是設立經濟特區(qū)打開對外窗口；無論是把國有企業(yè)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還是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這一個個不同凡響的“落子”撬動了改革開放的大棋局，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

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并行

我國是一個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不平衡、不協調、不充分的發(fā)展由來已久，加之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種特殊國情與時空背景要求我們黨必須從實際出發(fā)，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改革道路。

縱觀世界，在已完成工業(yè)化任務的高收入國家中，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拿來套用，即使勉強照搬也注定不會成功，因此，我們黨必須依靠群眾、尊重群眾，在實踐中不斷摸索。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guī)律。歷史上，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是先試驗、后總結、再推廣不斷積累的過程，是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在農村改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78年11月末，安徽鳳陽小崗村18名農戶戶主簽下的“紅手印大包干”契約，以一馬當先帶動萬馬奔騰的效果，揭開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自此以后，農村改革如火如荼，農村面貌也煥然一新。鄧小平后來講到：“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fā)明權是農民的。”特別是農村改革中涌現出的大量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更是改變農村面貌的生力軍。鄧小平曾多次向外賓自豪地提起，說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不是我們領導出的主意，而是基層農業(yè)單位和農民自己創(chuàng)造的。

改革開放行進到今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今日改革與40年前相比，絕不可同日而語。當下改革的范圍已大大擴展，既包括經濟體制，也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tài)體制，既涉及經濟基礎又涉及上層建筑，在此情況下，以重大問題為導向，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已必不可少。需要注意的是，頂層設計的提出，絕不意味著“摸著石頭過河”就不能再提了。

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采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改革因情況不明、舉措不當而引起的社會動蕩，也有效避免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所以，我們應當長期堅持。況且，我們黨所主張的頂層設計，是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的，而摸著石頭過河也是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的，二者辯證統一。

不讓明白人卻步、不讓實干者吃虧

古人云：“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我國歷史上的幾次著名改革，在用人方面皆有著深刻教訓。搞改革開放這樣的大事業(yè)，具體組織者、領導者除了要忠于黨和國家的事業(yè)外，還必須有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水平。所以，鄧小平也指出：“抓對外開放要靠明白人。”

改革事業(yè)，多屬開創(chuàng)性質，往往要游走于現行政策邊緣或者規(guī)定之外，一不留神就容易犯錯誤。因此，改革者必須領會中央精神，用足中央政策，創(chuàng)造性開展工作，取得現行經驗或成功做法，為其他地區(qū)或后續(xù)改革提供借鑒。這樣的難度和高度，非明白人不能為也。比如，在我國開放之初，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蛇口工業(yè)區(qū)眼睛向外，瞄準香港和國外先進做法，進行一系列制度創(chuàng)新，極大地提升了效率和效益，并在全國率先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成為經濟特區(qū)乃至全國改革事業(yè)一道靚麗的風景。這里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明白人很多，既有中央層面的負責同志，如被譽為改革開放前線指揮官的谷牧，也有來自一線的組織者和建設者，如被譽為深圳“拓荒牛”的袁庚等，正是他們這些明白人在充分理解中央精神的基礎上，大膽先行先試，鼓勵和帶領越來越多的地區(qū)和人們爭做改革開放的馬前卒。

要搞好改革，成功改革，作為領導者的“關鍵少數”必須是明白人。否則，面對中央決策和中央精神，一些裝明白的糊涂人，很難脫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窠臼。也有一些人，揣著明白裝糊涂，有意曲解中央精神，想方設法渾水摸魚，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兩種錯誤趨向，都應加以反對并力求杜絕。

毋庸諱言，明白人也是人，是人就難免會犯錯誤。因此，要改革開放、開創(chuàng)新局面就一定要允許失敗，寬容失敗，因為改革本身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也是成功不可避免的代價。如果不允許失敗，不允許犯錯誤，實際上就是不容許改革。20世紀80年代，社會上有一句著名的口號，叫做“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為了更好保護干部的積極性，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牢記三個“區(qū)分開來”，即“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qū)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qū)分開來；把為推動發(fā)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qū)分開來。”三個“區(qū)分開來”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不讓明白人卻步、不讓實干者吃虧。

從改革實踐中獲得真知、積累政治智慧

關于我國改革的路徑及其抓手，我們黨已探索出若干成功做法，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度智慧。那么，面對改革中出現的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我們黨又是如何認識和成功應對的呢？

首先是始終高舉改革旗幟。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幾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反復強調，要始終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鄧小平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fā)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江澤民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他強調：“我們在改革開放上決不能有絲毫動搖，改革開放的旗幟必須繼續(xù)高高舉起。”

由此可見，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改革開放的態(tài)度是堅決而鮮明的，我們黨堅決認為，改革開放是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黨和國家保持生機活力的關鍵，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最鮮明的品格。我們黨這種明確的改革態(tài)度，不僅有利于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形成工作預期，同時也有利于黨內黨外、全國上下形成改革共識，從而有助于消除改革中的阻力。

其次是搶抓機遇不爭論。提起“不爭論”這個詞，中國老百姓皆耳熟能詳。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強調：“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想當初，改革開放起步之時，各種懷疑，特別是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就如影隨形。當荒涼的蛇口建成初具規(guī)模的工業(yè)區(qū)時，有人卻憂心忡忡，指責這里除五星紅旗外，其他全都變顏色了。凡此爭論，不一而足。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劇變，我國發(fā)生政治風波，改革開放事業(yè)遭遇重大挫折后，這種爭論更加激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提出“不爭論”，主張對改革中的一些具體做法和具體問題先看看再說，以免在一些無關根本性、方向性的具體問題上浪費大量時間，錯失寶貴發(fā)展機遇，從而進一步拉大與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差距。

雖然鄧小平主張“不爭論”，但他同時強調，“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這兩句話，放在一起講，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的講話主旨。鄧小平告誡廣大干部，對于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一時難以定論的，先不要急于下結論，而是要通過實踐來檢驗，拿事實來說話，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有人評價說，不爭論，既是鄧小平的發(fā)明，也是鄧小平的高明。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我們仍要凝聚共識，共克時艱。對改革，不要亂扣帽子，亂打棍子，要有容人之量，更要有容錯、糾錯機制，促使改革在制度的軌道上良性發(fā)展。

再次是不搞齊步走、一刀切。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極其復雜，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和不均衡性，決定我們的改革必須因地制宜、分類指導、試點先行、循序漸進，不搞“一刀切”、不能追求一步到位。雖然鄧小平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的原則，但他不要求全國齊步走，也不鼓勵“大鍋飯”，而是鼓勵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我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逐步推開的，黨和國家沒有搞強迫命令，更沒有搞齊步走，一刀切。習近平總書記也反復強調，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利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不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

最后，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這是鄧小平改革的最終目的?？扇缃?，我們距離這個目標仍任重道遠。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在社會主義實踐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wěn)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在制度體系中，法律無疑是重中之重。如今，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在40年的改革中，我們黨不斷把行之有效的改革經驗和改革成果，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保障過往的改革成果，也為未來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總之，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開放不停步，其中的矛盾和問題就會不斷涌現，幻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唯有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反復過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積累政治智慧，持續(xù)提升治國理政的能力，才能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開辟出嶄新的廣闊天地。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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