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發(fā)展道路之所以獲得成功，在于它從中國的現實出發(fā)，遵從一系列約束條件，系統(tǒng)展現了漸進式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正確處理改革的理論與改革的實踐的關系；正確處理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關系；正確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正確處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

【關鍵詞】改革開放  漸進式  邏輯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改革開放遵循漸進式發(fā)展的邏輯，這是由改革開放的性質決定的。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它不同于蘇東劇變式的激進改革道路，具有穩(wěn)定性和漸進性；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是對原有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它不是對舊體制的簡單修補，而是具有革新性和發(fā)展性。

漸進式發(fā)展的約束條件

中國改革開放選擇漸進式發(fā)展道路，取決于文化傳統(tǒng)、歷史條件以及現實國情造就的一系列前提約束條件。從文化傳統(tǒng)來講，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若干特質，是改革開放漸進式發(fā)展邏輯的重要約束條件。一是實用主義的文化心理。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強調“實用理性”，重視現實實踐，排斥抽象思辨。中國的漸進式發(fā)展道路，強調大膽地試，“摸著石頭過河”，這些實踐主義特質與實用主義文化心理高度契合。二是家族主義的價值觀念。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調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集體價值觀念，“血地一體、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特質，形成強大的社會粘和力，并產生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這種觀念是漸進式改革的支持條件。譬如，農村改革肇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傳統(tǒng)的家族主義的時代新形式。

從歷史條件來講，中國改革開放漸進式發(fā)展的邏輯，與改革開放之初的歷史條件緊密相關。近代以來，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任務蘊含的核心使命就是實現現代化。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在上述約束條件下，為快速完成工業(yè)化尤其是具有國防意義的重工業(yè)趕超式發(fā)展而形成的強制性制度安排，其歷史作用不可低估。社會變革采取漸進或激進道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原有體制的價值判斷。改革開放之初，黨和政府的威信沒有受到根本破壞，沒有出現蘇東國家那樣的嚴重政治危機。在經濟層面，宏觀經濟相對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勢頭良好。1977年國民收人增長率為7.8%，1978年為12.3%，并未出現蘇東國家那樣的經濟崩潰。人們對傳統(tǒng)制度體制的某些方面雖有抵觸，但并不全盤否定，這是漸進式改革的歷史約束條件。

從基本國情來講，改革開放之初的基本國情，也是漸進式發(fā)展邏輯的初始條件。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低，生產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低，各種經濟形式同時并存。這種生產力發(fā)展狀況，決定了市場化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特點。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地區(qū)發(fā)展不均衡、產業(yè)結構不平衡，這些決定了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以及不同產業(yè)之間，對改革的需求程度和變革速度都不一樣，這是改革采取漸進式發(fā)展的現實條件。譬如，改革之前，中國80%的人口在農村，地少人多，負擔沉重。農村是舊體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農民是舊體制的利益受損者。這些國情條件，使得農村改革成為中國改革的初始起點和第一推動力。

漸進式發(fā)展的內在邏輯

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發(fā)展道路之所以獲得成功，在于它從中國的現實出發(fā)，遵從一系列約束條件，并對以下各個關鍵環(huán)節(jié)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探索，系統(tǒng)展現了漸進式發(fā)展的內在邏輯。

正確處理改革的理論與改革的實踐的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重大問題。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皆濫觴于二者關系的不當處理。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人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形成正確的認識，并以這種認識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鄧小平同志講，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是一項新事業(yè)，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這一思想蘊含著漸進式發(fā)展邏輯的重要命題。第一，不搞爭論。人們的改革共識不可能通過爭論取得，改革的新認識產生于改革的新實踐。不搞爭論，可以避免意識形態(tài)的糾葛，在實踐中統(tǒng)一認識。第二，大膽地試。改革開放不可能事先設計一個盡善盡美的藍圖，必須要有闖的精神。“大膽地試”可以激發(fā)人們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推動改革的探索發(fā)展。第三，先試驗、后推廣。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不均衡性使得改革難以統(tǒng)一方案齊步并進。譬如，中國的對外開放，在空間范圍上就典型體現了先行試點、由點到面、全面推廣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初，設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qū)；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放天津等14個沿海城市；20世紀90年代提出沿江和沿邊開放戰(zhàn)略；新世紀以來先后成立各個自貿區(qū)，2013年成立上海自貿區(qū)，2015年成立天津、廣東、福建三個自貿區(qū)，2018年建立海南全島自貿區(qū)。

正確處理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發(fā)展邏輯，體現為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即以體制外增量改革為突破，以此促進體制內的存量改革。這種先增量后存量的漸進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即一部分人獲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無明顯受損，以此減小改進的阻力。改革初期，我們不根本觸動體制內的國有經濟，主要致力于體制外的增量改革，允許并鼓勵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隨著改革的深入，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逐漸壯大，體制內的國有經濟愈益感受到外在競爭壓力，改革形成倒逼機制，進而促進體制內的存量改革。這種溫和、漸進的改革避免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劇烈沖突，以較小的代價取得發(fā)展的成果，避免了蘇東國家“休克療法”出現的嚴重后果。

我們強調增量改革先行，但不能低估存量改革的重要意義。應該看到，沒有存量改革的積極進展，就沒有中國改革的整體成效。首先，經過多年的改革發(fā)展，體制內的公有制經濟在生產、分配和交換等環(huán)節(jié)都廣泛引入市場機制，市場化程度有了質的飛躍。其次，體制內的國有經濟在經濟社會改革中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成本。在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大、回收周期漫長，這些領域創(chuàng)造的價值廣泛投射于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包括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這些領域，若沒有國有經濟的投入，單靠市場配置難以為繼。此外，在教育、就業(yè)、醫(yī)療、養(yǎng)老等社會事業(yè)領域，國有經濟也承擔了相當大的社會責任和投入。

正確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如何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是改革的重大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要求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密切配合、協調推進：一方面，經濟是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政治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必須適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些人錯誤地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的改革舉足不前，這種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政治領域的改革，一直在不斷探索、有序推進。1980年，針對“文革”中出現的深刻教訓，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要求；1986年，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念提出后，對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xù)前進”；1987年，黨的十三大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標和方向；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由此可見，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經濟與政治的協調推進。當然，與蘇東激進式改革相比，中國的改革具有很大不同。蘇東的激進式改革是政治主導，其目標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治變革支配經濟變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經濟變革推動政治變革。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政治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筑，只能在與特定的經濟基礎的關系中才能具體判定優(yōu)劣。從經濟基礎的要求出發(fā)決定政治上層建筑改革的目標和步驟，而不是從政治上層建筑出發(fā)來決定經濟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這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邏輯，也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確處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是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三個重要支點。改革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動力，發(fā)展是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穩(wěn)定是改革發(fā)展的前提。中國改革開放漸進式發(fā)展的邏輯，就是始終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fā)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tǒng)一起來，其中特別強調穩(wěn)定的前提作用。首先，這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必然結果。中國社會治亂更替的歷史表明，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是國家建設和治理的根本前提。放眼世界，這也是一條慘痛教訓。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進入21世紀許多國家爆發(fā)的“顏色革命”，都告誡我們，“沒有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其次，強調穩(wěn)定的前提作用，與改革的實質緊密相關。中國改革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新舊體制、新舊利益格局轉換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摩擦甚至沖突。沒有穩(wěn)定的政治權威和法律秩序，這些摩擦與沖突就可能導致社會分裂，甚至社會崩潰。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采取溫和、漸進的方式實現利益調整，大大減少了社會摩擦，維護了社會穩(wěn)定。同時，把改革的成本代價稀釋到更長的時間段加以消化，有效防止了社會秩序的劇烈變動和坍塌。

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演進

回顧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一條成功經驗就是遵循了漸進式發(fā)展的邏輯。當然，中國的漸進式發(fā)展道路，并非有利無弊，而只是利大弊小的選擇。伴隨著改革開放事業(yè)的持續(xù)推進，改革開放的內外環(huán)境、目標要求，與40年前相比都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演進，面臨諸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如下兩個問題最為關鍵。

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加強頂層設計。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出“不搞爭論”，目的是尊重實踐，不搞紙上談兵。但是，這并不是說改革不需要理論指導和頂層設計。過去之所以實行漸進式改革，是因為我們對事關改革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完全摸清看透，無法繪就改革的全局路線圖，因而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tǒng)一的。摸著石頭過河強調從實踐中獲得真知，這是富有中國特色的改革發(fā)展邏輯。改革發(fā)展到今天，亟待推進的各項改革的方向、目標和路徑都已明晰化，改革不能再片面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更需要在系統(tǒng)的理論指導下全面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改革能否深化的關鍵，不是認識問題而是決心問題。這要求改革者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所謂漸進式改革，不能成為拖延改革、阻滯改革的托辭。我們必須以決絕的勇氣，充分的準備，系統(tǒng)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推進到現在，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要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領域的改革發(fā)展作出統(tǒng)籌設計，加強對各項改革關聯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與局部相配套、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漸進與突破相促進。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堅持改革的正確價值取向。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在改革早期階段，“先試點后推廣”的改革模式使得一部人憑借先發(fā)優(yōu)勢獲得利益；1980年代推行雙軌制以后，一些人在新舊體制間“套利”；1992年之后，隨著市場化進程加快，新興資本集團和一部分掌握體制內權力的人結成利益同盟，甚至出現“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zhèn)€人化”的扭曲現象。從改革開放初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帕累托效應”，改革惠及各個社會階層。加之各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不明顯，能夠實現階層間的頻繁流動，尚未形成阻礙改革的強勢利益集團。但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利益博弈愈發(fā)激烈，不同階層間出現階層定型化和固化傾向。一些既得利益群體能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干預改革。他們?yōu)榱司S護自身利益，以各種借口遲滯改革；也有的打著改革的旗號，借助自身在體制上的優(yōu)勢地位進一步攫取利益。如何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成為當下改革的重要難題。要破解這一難題，必須堅持改革的正確價值取向，即為社會大多數人謀利益。今天，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眾化與國際傳播中心常務副主任）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國家治理理論與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項目編號：15KDB01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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