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學人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對“體”“用”進行了有意割裂，對“西學”和“中學”進行了重新界定，“體用二源”的觀念因此被提出。“中體西用”范式具有多重優(yōu)越性，最終發(fā)展為近代中國不可逾越的文化選擇模式，有力促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關鍵詞】中體西用 文化范式 哲學思辨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體”“用”概念的內在關系

近代，隨著中西交往的深入和國內外關系的急劇變化，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入侵給中國造成的危機感，迫使傳統(tǒng)學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等理論，以求從文化上找到應對危局的路徑。為實現(xiàn)“中學”與“西學”的順利對接，近代國人從傳統(tǒng)出發(fā)，將目光投向了“體用”。他們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對“體”“用”進行了有意割裂，對“西學”和“中學”的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體用二源”的觀念因此被提出。“西學”的器、技包裹著學理，被當作“用”引入中國，并巧妙地和“中學”的倫常結合在一起，形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范式。

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直至“五四”時期，中國人始終不斷探索，但探索的路徑卻是沿著這種“學術分割、體用二源”的范式出發(fā)，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根據(jù)認識的先后，將中西方文化依次分割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器物、制度和理念，然后又從哲學范疇出發(fā)，將“體用”也分割為相對應的三個層次。在解釋時，他們有意“扭曲”傳統(tǒng)，違背常規(guī)地進行“體用二源”的層次劃分，迎合了近代中國的特殊性，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但促進社會發(fā)展并不代表其運作思路就是正確的，更不能說明文化的演進邏輯就是如此。事實上，在文化的各個層次，傳統(tǒng)思維依然發(fā)揮著作用。

“體”和“用”在各個層面以及整個發(fā)展過程中都是按照器物、制度和理念的順序遞進的，這是近代中國發(fā)展的特殊邏輯，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西方文明傳入中國的特有路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器物、制度和理念三個層面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是不均衡的。通過對“體”和“用”的層次劃分，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器物層面上的“體”“用”是可以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具體文化形態(tài)而普遍存在的，如生物、化學、物理、地理、天文、數(shù)學和醫(yī)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都是如此，具有普適性；而在制度層面則有一定的差異，如社會制度、經(jīng)濟制度、民主制度、教育制度等直接與人相關的文明，則因文化結構的不同和生活方式的差異，缺少兼容性而互相排斥。究其原因，中西文化屬于兩種不同性質的“體”“用”體系，在人文層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兼容性，但這并不影響器物層面的普適性，這一點是近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實踐邏輯，也是近代思想發(fā)展演進的一大重要特征。

“中體西用”范式具有多重優(yōu)越性，最終發(fā)展為近代中國不可逾越的文化選擇模式

第一，“體用”內涵具有可發(fā)揮性和模糊性。“體用”框架在歷史上不曾有定論，所以持不同文化主張的人完全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進行發(fā)揮。第二，“體用”框架擁有最寬泛的應用性和最大的包容性。人們可以隨著知識的擴展而不斷進行更新。第三，“體用”框架具有易操作性和相對可把握性，能夠使許多有爭議的內容在“體”和“用”的層面上得以簡單操作和協(xié)調。

“體用”框架的這些突出優(yōu)勢，使其最終成為晚清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思維模式。而近代學人據(jù)此建立起的“中體西用”論，經(jīng)洋務大員張之洞闡釋而趨于成熟并形成系統(tǒng)，得到了官方認可，這就比早期洋務派的口頭表達更具權威性，也比早期改良派私家著述中所闡釋的文化模式擁有了更大的輿論導向權，最終引領了時代的發(fā)展。

作為一種時代性的社會思想成果和學術文化趨向，“中體西用”范式一旦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形成了共同的價值取向，就不會輕易被政治權力所否定，也不會輕易因權力的變更而消失。事實上，“中體西用”范式在甲午戰(zhàn)爭后就已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一種新學模式和思維范式。從洋務大員到早期維新派再到康梁變法派，無不打著傳統(tǒng)的旗幟，為其變革尋找合理性，彰顯了“體”“用”的伸縮性。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發(fā)揮著作用，成為清末新學制建設的立學宗旨：“今中國創(chuàng)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

可以說，以“體用”范式來構筑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理論體系，是晚清不同學人和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甚至是敵對勢力之間共同堅守的準則，使“中體西用”范式最終發(fā)展為近代中國不可逾越的文化選擇模式。

“中體西用”范式有力促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

馬克思曾說：“他們在自己的發(fā)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chuàng)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①中國傳統(tǒng)社會要實現(xiàn)轉型，需要的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物質條件，而“中體西用”論的首要功績恰好在于此。從整體來看，“中體西用”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國發(fā)展的物質基礎，揭開了中國近代生產(chǎn)方式的序幕。洋務大員的器技之學和創(chuàng)辦實業(yè)的實踐，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發(fā)展，使之具備了新社會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雖然這一切對于一個擁有一千萬平方公里土地、數(shù)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顯得杯水車薪、分量單薄，但這在中國畢竟是一個前無古人的開端。從這一點來看，“中體西用”的文化范式功不可沒。

“中體西用”范式培養(yǎng)了中國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傳播了近代科學知識，從此，不同于傳統(tǒng)士大夫的近代知識分子開始活躍于歷史舞臺，并扮演了時代先驅的角色。在“中體西用”范式的指導下，“西用”隨“中體”而入，“西藝”和“西學”也相繼傳入，在學術和政治層面上沖擊了封閉保守的社會風氣。興洋務之大業(yè)、學習西夷之長技，日益成為社會共識，由此出現(xiàn)了“今則幾于人人皆知洋務矣”②的局面。不僅如此，“中體西用”的觀念又引發(fā)了思想領域的變革，使國人進一步調適自己的思想，重新認識中西文化和文明之間的關系。

“中體西用”范式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近代國人以“中體西用”為指導進行社會文化與政治秩序的重構，展現(xiàn)出濃厚的“多元主義”色彩。中華文化有數(shù)千年的底蘊，已植根于人們的思維深處，內化于言談舉止之中，從這一角度來看，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有益資源，而不是建立現(xiàn)代化的阻礙。任何外來思想和文化要想在這塊土壤上長久駐足并產(chǎn)生影響，必須認可并適應這一本土文化，吸收傳統(tǒng)、改造自身，并最終融入其中。單純否定或肯定中、西任何一種文化，都是不可取的，也并非中國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方向，這就要求現(xiàn)代性的開拓者必須秉持開放的態(tài)度，并以此來處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矛盾，化解本位與外來的沖突。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文化的多元化發(fā)展既要迎合人類的現(xiàn)代文明成果，又要有對“民族性”的持守。文化的發(fā)展不能依靠暴烈的手段，而是要不斷推陳出新、不斷融合與轉化，這樣的文化發(fā)展才是成熟和完整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

總之，“中體西用”的文化范式既是一種融合中西的思維范式和特殊理念，也是一種學習西方的行為趨向，貫穿于整個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過程。“中體西用”范式適應了多元的現(xiàn)代要求，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作者為榆林學院講師）

【注：本文系陜西省教育廳2017年專項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17JK088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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