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龔六堂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fā)展階段。正處于轉變發(fā)展方式、優(yōu)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事實上，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很多場合中都曾經指出，我國經濟發(fā)展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論英雄”。
什么才是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首先，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一定是以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增長目標的。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首先要在短期內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于精準脫貧目標。然后，按照我國現代化強國的建設目標，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要全面提升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tài)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充分理解這一經濟增長目標的可行性。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居民收入都得到長足的增長。與此同時，我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巨大的提升。我國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在該年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yè)國家，形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業(yè)體系。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占世界貿易比重逐年上升。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且人民幣直接交易幣種不斷豐富，交易服務不斷完善，人民幣直接交易貨幣（包括歐元在內）總數已達22個。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日益增強。
其次，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一定是著力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對比之前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些改變既反映了我國社會發(fā)展已經取得的巨大進步，同時也反映了我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要求，反映了黨和國家在事業(yè)發(fā)展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提出的重點要求。
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必須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加。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發(fā)展，我國已經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中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以上，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預計將達到12000美元左右。整個收入水平下的消費需求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改變。標志之一就是恩格爾系數在2016年為30.1%（國家統計局數據），比2012年下降2.9個百分點，接近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標準。因此，這一階段下人民追求的不再僅僅是溫飽而已，而是已經進入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樣，我國社會發(fā)展階段就轉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加的階段，我們的經濟增長質量必須服務這一需求。
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要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問題。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發(fā)展，經濟發(fā)展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了經濟增長的不平衡，這些不平衡體現在我國區(qū)域發(fā)展的不平衡、產業(yè)結構的不平衡、增長結構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等，而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需要解決這些“不平衡的問題”。
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要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不充分”問題。我國經濟的不充分不是消費不足，而是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高端供給不足。從下面幾個數據可以說明這一點。2014年我國居民出境旅游1.07億人次，消費達到1648億美元；而到2016年，居民出境旅游1.22億人次，境外消費超過261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增長遠遠超過我國國內消費的增長速度。另外，商務部數據表明，2015年我國消費全球奢侈品1168億美元，其中910億美元發(fā)生在國外。這些數據都充分說明我國居民需求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那么，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就必須解決我國供給不充分的問題。
怎么才能做到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首先，必須圍繞五大發(fā)展理念，以創(chuàng)新為引領，以建立創(chuàng)新型國家為增長動力。十八大以來，我國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建設已經取得較大成效，從2000年到2015年，我國的R&D（研究與開發(fā)）支出占GDP的比例有較大的提高，已經超過2%，是世界上R&D支出增長最快的國家；我國專利的申請數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每年獲得的專利數已經達到全球第三。但是我國目前的創(chuàng)新指標遠沒有達到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要求。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fā)布的2015年全球創(chuàng)新指數報告顯示，我國創(chuàng)新指數在142個國家中排在29位，遠沒有達到我國GDP在全世界的地位；我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在2015年達到55%，沒有達到創(chuàng)新性國家的要求（一般要求60%以上）；而且我國的技術成果轉讓率不高，目前不足10%，而發(fā)達國家一般在40%—50%。因此，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應該進一步提升創(chuàng)新水平。一是要加大教育投入。二是還需要繼續(xù)增加R&D投資。不僅要提升我國整體R&D支出占GDP的比例，同時要改善R&D的結構，加大基礎研究在R&D總支出的比例。三是需要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毀滅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大企業(yè)可以承受的，而中小企業(yè)具有天然的靈活優(yōu)勢。四是創(chuàng)新需要制度環(huán)境，需要政府加大專利保護力度，發(fā)揮政府對創(chuàng)新的激勵引導作用。
其次，必須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推進結構優(yōu)化。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努力，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而不優(yōu)”的問題依然突出。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深改組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為此，我國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再次，必須主動化解經濟風險，特別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國宏觀經濟層面上的最大風險在于目前我國的信貸規(guī)模。2003年到2016年，銀行總資產從28萬億上升到232.3萬億，占GDP比重從204%上升到312%；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不到100%上升到2016年的143%；社會融資規(guī)模余額占GDP的比重在2016年達到210%；M2/GDP也在2016年達到229%。
最后，雖然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高，但是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額在2016年底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77倍，這會導致金融部門不良貸款的增加。不良貸款的增加加上美國的加息和縮表會增加我國未來的經濟風險。隨著不良貸款的增加，資本會離開中國，導致即使我國目前流動性很強，企業(yè)貸款利率也會很高、企業(yè)成本提高，導致對于利率敏感的房地產和制造業(yè)出現問題，進而進一步加劇銀行的不良貸款。如果再加上美國的加息，會進一步加快資本的外逃，從而使企業(yè)的成本進一步增加。
在2017年7月中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強調金融要防止發(fā)生系統性風險，央行也在積極應對，控制不良貸款，同時主動降低M2的增長速度，目前我國M2的增長速度已經降到近幾十年的最低，只有8.8個百分點。另外，還應該審慎考慮資本項目的開放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