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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幾個偏頗認識

核心提示: 關于中國哲學的性質和內涵及其在現代條件下的功能和地位,一直以來在三個方面存在一些偏頗的認識:一是關于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的問題;二是關于中國哲學在現當代條件下的存在形態(tài)問題;三是關于中國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對以上三方面問題的澄清,可以讓我們對中國哲學充滿信心,對繼承和發(fā)揚中國文明核心價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充滿信心。

【摘要】關于中國哲學的性質和內涵及其在現代條件下的功能和地位,一直以來在三個方面存在一些偏頗的認識:一是關于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的問題;二是關于中國哲學在現當代條件下的存在形態(tài)問題;三是關于中國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對以上三方面問題的澄清,可以讓我們對中國哲學充滿信心,對繼承和發(fā)揚中國文明核心價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充滿信心。

【關鍵詞】中國哲學  正本清源  獨特優(yōu)勢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哲學是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中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yōu)勢”。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中國哲學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習總書記的教導,為我們指明在當前時代準確認識中國哲學的理論內涵、歷史地位和精神使命的方向,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澄清許多關于中國哲學的誤解和曲解,為中國哲學的當代發(fā)展提供了深刻且清晰的指引。

關于中國哲學的性質和內涵及其在現代條件下的功能和地位,一直以來在三個方面存在一些偏頗的認識:一是關于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的問題;二是關于中國哲學在現當代條件下的存在形態(tài)問題;三是關于中國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對于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難,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廓清誤解和曲解,深化當前時代關于中國哲學的正確認識。

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的問題關乎對中國哲學獨特性的認識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教授就提出了“中國哲學”和“哲學在中國”的區(qū)別。之所以提出這種區(qū)分,是根據一種“普遍哲學”的觀念而來。所謂“普遍哲學”,是指在形式和實質都是哲學的。哲學大師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寫到:“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于是,所謂中國哲學,從根本上講就是用西方哲學敘述中國學問中具有西洋哲學性質的內容而成立的學問。如果這樣來看待中國哲學的話,那么便意味著中國沒有哲學,只有哲學的素材。

實際上,作為中國文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核心原理的中國哲學,有著自己關于普遍性的確立方式,有著自己關于普遍性的認識方式。“仁”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理念,“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中的“一體”,也是一種對“一”的體認方式,或者說對普遍的體認方式,但仁所確立的這種“一”或“普遍”卻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從根本上講,“仁”是一種貫通差別的平等感,是在不取消差別的前提下的“不分別”,是在相互不同的個體之間建立起來的共同感。作為中國哲學的核心理念,“仁”的確立方式和其價值內涵,正是中國文明對于普遍性的看法,它也是中國文明確立自身的普遍性意義的特有方式。這正是中國哲學之為中國哲學的獨特性所在。中國哲學提供了另外一種關于哲學的可能,它不依賴任何普遍哲學和普遍性的預設,卻找到了一種使得天下世界的共同性得以可能的哲學方式。也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哲學為中國文明所展現的道理,提供了一種高度自覺的哲學自信。

中國哲學是否是“游魂”關乎對中國哲學現實形態(tài)的把握

“游魂說”是海外新儒家對于中國文化在現當代中國現實中的存在樣態(tài)的一種比喻性說法。在他們看來,“游魂說”所指的正是中國文化與中國現實之間的分裂狀態(tài)。

將中國文化與中國現實加以分離甚至對立的做法,實際上是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和文明功能的深刻誤解。中國哲學是以天下共同體為基本視域的。中國的創(chuàng)生就是大一統(tǒng)的天下共同體秩序建立的標志。在這個統(tǒng)一體出現的同時,也誕生了一種價值的關懷,亦即秩序得以可能的道理。這就是中國哲學的誕生。因此,中國哲學的核心關切正是“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本身。作為一種想象的天下共同體的秩序,背后支撐它的是天人相應的宇宙觀和歷史觀。“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就是在說明一種好的政治秩序,必須順應天人。天人之間則是“天視自則我民視,天聽自則我民聽”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德命觀。而德命觀也是一種歷史觀,在此意義上,中國的歷史,都是天人互動的結果,從根本上講,中國歷史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中國哲學則是對中國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是對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的原理化。因此,作為一套價值原理的中國哲學,不可能脫離歷史和人民。

正是這個意義上,中國哲學的現實形態(tài)始終存在于中國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當中,存在于中國歷史在挑戰(zhàn)中不斷延續(xù)的過程當中。中國哲學的現實形態(tài)是對中國人民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的理論自覺和哲學表達。因此,沒有脫離中國大地和人民實踐的哲學游魂。

中國哲學是“復古”還是“創(chuàng)造”關乎對中國哲學與時代關系的理解

近年來關于中國哲學的爭論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中國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里,作為承載傳統(tǒng)智慧的中國哲學,其中大量內容都是被作為唯心主義的糟粕來對待的,被看作是時代進步的對立面。與此呼應,近年來又出現了一種恰恰在復古守舊意義的層面肯定中國哲學的潮流,把中國哲學傳統(tǒng)看成是一種抵抗時代變革的力量,看作是恢復傳統(tǒng)純正性的資源。

實際上,這兩種看法都是建立在對中國哲學的同一種判斷之上,都把作為傳統(tǒng)載體的中國哲學看作是現代的對立面,將傳統(tǒng)與現代完全對峙起來。傳統(tǒng)與現代的對峙,始終是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核心主題之一。用古今問題來置換中西問題,實際上是從晚清到五四思想主題轉換的重要方面。近年來,思想界又重新燃起了討論古今問題的熱潮,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則是重新把古今問題和中西問題結合起來,更為復雜地討論現代性與中西文明的關系,更為深刻地理解“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問題。

所謂“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文明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道理,也正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道理,它強調歷史根源與歷史發(fā)展之間的相互規(guī)定性,一方面歷史發(fā)展不斷深化我們對歷史根源的認識,另一方面對歷史根源的認識又必須不斷地將歷史的發(fā)展統(tǒng)攝于自身的根源當中,使歷史在根源與發(fā)展的互動當中贏得一種高度自覺的主體性,不斷從根源中創(chuàng)造出新的主體狀態(tài)和新的歷史局面來。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原理,是要從中國創(chuàng)生的那個時刻講起的。誕生的主體取決于誕生后的成長對主體的確認,這就是馬克思講的“從后思索”。成長不斷賦予誕生以意義,而同時成長的意義也在這種賦予中不斷誕生。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才是歷久彌新、既久且大的中國,中國文明的傳統(tǒng)才是茍日新、日日新的,是在不斷創(chuàng)造中存續(xù)的。中國哲學的核心主題正是對這種“生生”和“日新”道理的原理性揭示,因此,中國哲學就是對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原理的揭示。

根據這種原理,中國哲學的精神當然是對傳統(tǒng)的保守,但卻不是對傳統(tǒng)的固守,而是在不斷創(chuàng)造中保守傳統(tǒng),在不斷生發(fā)中光復傳統(tǒng),這才是中國哲學的核心要義。任何將傳統(tǒng)和現代對立起來的理解,任何將保守和創(chuàng)造對立起來的看法,都沒有把握住中國哲學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核心原理,沒有把握住古老中國“舊邦新命”的文明和歷史的道理。

對以上三方面問題的澄清,就是對中國哲學的核心要義的闡明。準確地揭示中國哲學的核心要義,可以讓我們對中國哲學的道理充滿信心,對中國文明的價值充滿信心,對中國文明的世界史意義充滿信心,對繼承和發(fā)揚中國文明核心價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充滿信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責編/宋睿宸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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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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