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朝，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旅游活動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方式。文人士大夫是明代旅游風尚的倡導者和引領者，他們充分肯定旅游功用的思想觀念，對當時社會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明代  旅游  文人士大夫  閑暇生活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傳統(tǒng)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開門七件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被文人士大夫換成了“談諧、聽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花蟲魚鳥”閑暇生活新七件事，其中旅游成了生活新風尚。表面上看，人們的閑暇生活有了新內(nèi)容，背后反映的卻是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旅游成為明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消費新時尚

明代的旅游活動方式多種多樣，入仕為官的文人士大夫是最重要的旅游群體。究其原因，一是中國古代官員的任職回避制度，明代實行官員南北互調(diào)，這決定了官員在全國范圍內(nèi)遠距離的調(diào)動。按規(guī)定，官員從居住地或京城出發(fā)赴任，或在任期間進京朝覲述職，均有足夠的旅行時間，可享受官方接待。二是臨民治事的職責，官員要對其治內(nèi)進行有效的監(jiān)察、管理、行政，這也要求官員在轄區(qū)內(nèi)有較多的旅行活動。三是官員的職責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是地方旅游文化資源重要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在任職地進行的城市建設和山水開發(fā)，在旅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四，文官是當時社會的知識精英群體，他們的文化特質決定了其追求閑暇生活的高質量。此外，明代武官的文化消費觀念也越來越強烈。因此，官員的文化消費傾向決定了他們或利用任職之便從事旅游活動，或在休假、致仕之時縱情都市、山水之間，從而形成了社會的旅游風氣。

社團是文人士大夫旅游的重要組織。明人喜好結社，有案可查的組織便有數(shù)百個。有以詩文唱酬應和者，有讀書研理者，有譏評時政者，有吹談說唱者，甚至有專事品嘗美味者。這些社團規(guī)模不一、宗旨不一、形態(tài)各異，大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會規(guī)、社約，有一定的凝聚性。如有以地域揚名的吳中四才子、臺州三學、嘉定四先生；以朝代著稱的嘉靖八才子，等等。這些文人社團常常結伴成群，優(yōu)游林下，吟風弄月，旅游之舉蔚蔚大觀。在南京，秦淮大社活動極盛，張怡《玉光劍氣集》稱：“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六院之歌兒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隊，展轉相邀，傾國出游，無非赴止生之社者。于是止生之名大噪”。嘉靖時，浙江錢塘進士方九敘居讀書交友，其《西湖八社詩帖序》描述說：“夫士必有所聚，窮則聚于學，達則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閑之跡，而忘乎闃寂之懷……古之為社者，必合道藝之志，擇山水之勝，感景光之邁，寄琴爵之樂，爰寓諸篇，而詩作焉。”

繁華都市、風景名勝、名山大川、禪院道場等都是文人士大夫喜歡的場所。都市或城郊的名勝景區(qū)，是文人旅行的最佳場所。友人一道訪覽古跡，感懷時事，觴詠唱酬，是他們熱衷的生活。萬歷初進士、南京人余孟麟一生好游，“以生平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天下名山寺院，禪林風景秀美，環(huán)境清幽，是理想的旅游場所。自唐宋以降，儒釋道三家合流，文人與高僧、道士的交流密切，他們品茗論道，意在追求精神層面的交流，像公安派文人數(shù)次相聚在華龍寺、二圣寺、青蓮庵、三圣閣、崇國寺，“屢游其間，至輒忘返”。明代后期的王士性“無時不游，無地不游，無官不游”，“窮幽極險，凡一巖一洞，一草一木之微，無不精訂”，有旅游地理書《五岳游草》傳世。

不僅在江南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繁榮的地區(qū)，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動中原內(nèi)地同樣存在。弘治初年，河南夏邑出現(xiàn)了栗城“十老會”，由十位長期生活在縣城里的離退休官員組成。他們經(jīng)常旅行唱和，塑造了泮沼晴波、隋堤煙柳、巴河晚渡、黃堌春耕、耿祠夕照、慈寺晨鐘、會亭春霽、黃冢秋風、白河煙雨、平臺夜色等“栗城十景”。他們雅致的娛樂活動，對地方文化也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

明末的北部邊疆也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旅游聚會之地。據(jù)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武臣好文》，隆慶和議后，“款市事成，西北弛備，輦下皆以諸邊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醫(yī)卜星相，奉薦函出者，各滿所望而歸”。邊塞獨特的地域文化，激發(fā)了文人內(nèi)心的壯志豪情，游風大盛一時。

明代文人的旅行生活體現(xiàn)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人品學識與才華修養(yǎng)

明初的旅游思想相對保守，客觀的原因是經(jīng)過元末的戰(zhàn)亂，明初人們的經(jīng)濟能力有限和社會創(chuàng)新動力不足，限制了休閑旅游。主觀上，明初中央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和恢復生產(chǎn)，宣揚程朱理學，倡導秩序與遵從，對人口的流動加以限制。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教諭皇子說：“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yōu)伶褻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孝宗皇帝也被認為“內(nèi)遠聲色，掖庭無歌舞之娛；外絕游畋，苑囿無車馬之跡”，是個不愛好游樂的好皇帝。

明中期以后，越來越多的文人充分肯定了旅游的價值。一生愛好旅游的王士性在《廣志繹》中為之辯護，“游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yè)已為游地，則細民所籍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yè)，反不便于此輩也”。在他的話語中，仍能清晰地看出傳統(tǒng)的反對旅游的觀念很盛行，如“游觀雖非樸俗”、“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等。

文人士大夫首先充分認識到了旅游的“本業(yè)治生”功用，即從事旅游業(yè)是可以養(yǎng)家致富的。在傳統(tǒng)觀點中，“本業(yè)”一直是指農(nóng)業(yè)，所謂“背本逐末”就是批評放棄農(nóng)業(yè)從事商業(yè)的行為，王士性直接把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從事的職業(yè)，均稱為“本業(yè)”，士、農(nóng)、工、商，皆為本業(yè)。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中講：“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明中后期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產(chǎn)物，是時代的進步。

同時，文人士大夫認識到旅游還有更多的功用。袁中道認為，遠游既可陶冶性情，又可向同好問學，“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滌涴俗腸；二者良朋勝友，上之以學問相印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三者，學問雖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見境生情......其功百倍”，所以“人生有幾，當趁色力健時了之”。袁中道的旅游觀已不再是文人的想像，而是努力的追求。

王陽明在《傳習錄》說“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要做到“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在王陽明心學的影響下，士大夫提倡實學、辦實事，有一批自然科學家走出書齋，親身參與科學實踐，開啟博物學之旅，賦予游學新內(nèi)涵。李時珍編著《本草綱目》時，不僅遍閱前人的《本草》，還“采訪四方”，采集標本，摹繪圖像。徐霞客從22歲起開始地理考察和探險旅行，清初潘耒《徐霞客游記》“序”稱他“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來去，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后一丘一壑，支搜節(jié)討”，他的足跡遍及大半中國，“年三十出游，攜一仆被遍歷東南佳山水，自吳越之閩之楚，北歷齊、魯、豫、嵩、雒，登華山而歸”。每到一處，都細心尋訪觀察，探索當?shù)氐纳酱?、河流、地貌、地質、氣候、動植物生態(tài)及分布，詳加記錄。徐霞客作為游行探險家，不僅在當時引起轟動，對中國近現(xiàn)代地質地理學的發(fā)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明人認為，旅游還有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功能。在“心學”思想的影響下，文人士大夫向往超凡脫俗、心境平和的精神生活；當物質生活富足之后，更愿意追求閑暇生活的質量，于是“新開門七件事”應運而生。旅行生活超越了現(xiàn)實的功用，被文人賦予以精神追求和審美情趣，體現(xiàn)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人品學識與才華修養(yǎng)。

明末的李贄認為，童心是最純潔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倡導人們要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唐甄因此認為：“好游者，人之恒情也”，他在《潛書·善游》中論述了旅游的“自然人性”屬性——“天下之美觀，人情之所樂”。明末啟蒙思想家對傳統(tǒng)的抑制旅游的行為提出批判，起到了喚起人文覺醒、推動社會轉型的作用，標志著晚明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著名史學家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論》“序”中說：“晚明時代，是一個動蕩時代，是一個斑駁陸離的過渡時代......它把一個舊時代送終，卻又使新時代開始。它在超現(xiàn)實主義的云霧中，透露出現(xiàn)實主義的曙光。”

明代旅游服務體系在交通路線、工具、行程安排等方面不斷完善，遠遠超過前代

“吃、住、行、游、購、娛”被認為是旅游的六要素，明代的旅游服務體系在交通路線、交通工具、沿途的食宿、途中行程的安排、目的地的食宿及行程安排、旅游知識技能保障等方面大為改善，遠遠超過前代。

明代出行的交通條件大為改善。據(jù)《大明一統(tǒng)志》，明前期全國的道路縱為10900里，橫為11750里，向東之極為遼東都司，陸路為3944里，設馬驛64座，水程兼程為3045里，設驛40座，又從遼東向東北直至三萬衛(wèi)，為364里，設驛4座。水道運輸充分利用唐宋以來的道路，在省、府、州、縣等區(qū)域性交通線路建設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內(nèi)河航運在地方交通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明朝還建立了完整的驛遞制度，官方驛遞分為驛站、遞運所和急遞鋪。其中以驛站之任務為最重，除有傳達政令、飛報軍情外，還有接待四方使客之責。遞運所主要負責運輸人員物資及上供物品。急遞鋪主要負責傳送公文及相關人員。同時負責提供軍、政人員所需的馬匹等交通工具、提供基本的食宿條件等。文人士大夫以官方身份或公務出行者，可以按規(guī)定享受官驛的接待。

不過，到明代后期，官員旅行并不太愿意入住官驛，一是這里的管理過于嚴格，二是驛館里的娛樂服務內(nèi)容和服務水平，遠不及商業(yè)性賓館。明初的經(jīng)營性旅店不多，且收費昂貴。據(jù)宋濂講，明初南京的商人較多，也有經(jīng)營性旅店，但每月租金達數(shù)千錢，且客房僅可容一床，洗漱用品還要自備。明中后期，各色旅館應有盡有。即便在偏遠之地，也有店舍供行旅者歇息。風景名勝區(qū)的旅館業(yè)很紅火。明末山東泰山東岳廟香火極盛，游人眾多，旅店業(yè)空前繁榮。據(jù)張岱《陶庵夢憶》，在泰安州的客店，“未至店里許，有驢馬槽房二三十間；再近有戲子寓所達二十多處；再近則有曲房密戶，皆妓女妖冶其中。......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余處，彈唱者不勝計”。

明代的長途、近郊旅游的交通工具一應俱全，舒適度越來越高。轎子因既無車馬勞頓之苦，又安穩(wěn)舒適，是人們短途旅游或長途地接旅游的主要工具。明人黃汴在《一統(tǒng)路程圖記》中說，齊云山是一處民間燒香與旅游的勝地，自余杭縣至山頂，每處十里均有轎子可以租用，服務周到，方便出行。

江南水鄉(xiāng)的游船生意紅火。有吳越之地長途的航船，有以船為酒肆的香船。在嘉興，百姓進香時，或游覽湖光山色時，多雇用香船。“夜航船”是專供人們長期旅行的，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豐富游人的旅途生活，有“善言者”在船中高談闊論，組織大家一起交流，另外有娛樂節(jié)目的表演等。明代的湖船裝飾華麗，當時最為著名的湖船均是游船，可見當時旅游消費服務檔次之高。這些游船大都有詩情畫意的名字，如“水月樓”“煙水浮居”“湖山浪跡”等。

專業(yè)的旅行指南圖已普遍出現(xiàn)，最著名的是黃汴《一統(tǒng)路程圖記》。該書卷首有《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和《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黃汴因年少時便隨父兄外出經(jīng)商，體會到“歸心迫一切”、“前途渺茫”和“不諳圖籍”的不便，于是他留心收集各地的水陸行程，編制各種程圖和路引，歷時27年，完成二京十三省的重要地名及主要交通路線的繪制。路引詳載站名、里距、走道的起訖分合，附錄山川險夷、著名物產(chǎn)、治安好壞、牙行優(yōu)劣等內(nèi)容。人們外出旅行，根據(jù)路程圖所示，檢索路引目錄，查找相關地名，便知行程里距和沿途情況。一路程圖大大便利了人們的出行，明人吳岫稱贊說，“士大夫得之，可為四牲覽勞之資；商賈得之，可知風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審直，萬里在一目中，大為天下利益，實世有用之書”。程圖路引曾在中國流行三四百年以上，直到清末才被近代新式地圖取代。

明清鼎革，戰(zhàn)火紛飛，百姓生活陷于困頓，士大夫的富足寧靜生活被打破，哪還有閑情怡致游山玩水呢？由此可見，明代旅游的繁榮，得益于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旅游觀念的解放和服務體系的完善，這一切又必須建立在國家的統(tǒng)一和社會的穩(wěn)定之上。這也是研究明代旅游文化的發(fā)展史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②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③彭勇：《中國旅游史》，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6 年。

責編/ 張蕾 美編/ 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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