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是一個國家的民眾對自身制度的認可，是對制度績效的一種積極評價，這種積極評價是建立在客觀的制度績效基礎之上的。決策效率、執(zhí)行效率和最終成效都是制度績效的有機構成部分，決策效率的高低影響著制度績效。在當前的語境下，“制度自信”中的“制度”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整套相互銜接的制度體系，不僅包括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包括作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及建立在上述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人們常說我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突出說明了我國的制度優(yōu)勢，尤其是我國政治制度在決策效率上的優(yōu)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設計，決定了就決策效率而言，我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比以三權分立、多黨競爭為主要特征的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具有非常突出的優(yōu)勢。

根本政治制度：決定一國決策效率的基礎

一個國家決策效率的高低，首選取決于該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西方國家采取以三權分立即分權制衡為基本原則的政治制度，而中國則采取了“議行合一”為基礎的根本政治制度，兩相比較，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在決策效率上具有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

三權分立原則在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其中美國的政治制度最為典型地體現(xiàn)了這一原則，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各自獨立，三權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在實踐中相互監(jiān)督、相互牽制。三權分立原則最初是資產階級要求與封建貴族分權，是適應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向封建階級爭奪政權的產物。但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發(fā)展，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分權逐步讓位于資產階級內部的分權。三權分立原則在西方國家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是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指南，同時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平衡各種政治力量搭建了妥協(xié)、合作的平臺。因此，三權分立相對于封建專制和個人獨裁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它有利于調整資產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但這種權力制衡往往導致國家不同機構之間的相互扯皮，使國家的權力不能完全集中，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決策效率和執(zhí)行效率低下。鑒于此，列寧對未來無產階級政權組織形式的期望是，“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于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yōu)?lsquo;工作’機構”。中國共產黨總結了資產階級分權制衡原則和議會制的弊端及其在中國不成功的實踐，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根據(jù)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的權力結構，其中立法權高于行政權和司法權，表達國家意志的立法權和執(zhí)行國家意志的行政權是一致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必須服從立法權，不能與立法權相抗衡。毛澤東早在抗日戰(zhàn)爭行將結束之際，就提出了對未來政權組織形式的設想：“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xiàn)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鄧小平用簡明的語言指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優(yōu)點：“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fā)達，避免很多牽扯。”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并不是對西方議會制或三權分立制等政體的完全否定，而是吸收了西方代議制的精髓，并借鑒了蘇聯(lián)的蘇維埃制度，根據(jù)自己的國情建立起來的。首先，它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執(zhí)政黨與代議機構的關系，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黨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權威地位，有助于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統(tǒng)一。這是保證決策效率的領導基礎。其次，民主集中制原則保證了我國決策效率的組織基礎。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方面體現(xiàn)了廣泛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又保證了人民意志的統(tǒng)一和國家權力的統(tǒng)一，保證了決策的效率。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zhí)行，不受牽扯。……沒有那么多相互牽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個范圍來說，我們的效率是高的。”第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利于中央政令統(tǒng)一，把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迅速組織調動起來，保證了高效的決策能夠產生高效的執(zhí)行效果。

政黨制度：為決策效率提供保證

從政黨制度來看，我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這種政黨制度有效地避免了一黨制和多黨制所存在的弊端，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政黨制度。

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致力于避免一黨制的專斷，規(guī)避了一黨制可能引起的體制危機。一黨制即只存在一個合法政黨的政黨制度，在這種政黨制度下，決策效率表面上是最高的，但是黨往往控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政黨功能的畸變，從而引發(fā)體制危機，使政黨制度的效能降低甚至喪失；一黨獨大往往缺乏不同聲音，導致決策失誤，最終造成低效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也能避免多黨制下政黨之間相互攻擊、相互扯皮而導致的決策低效。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離不開多黨競爭制度，西方政黨政治背景下決策效率低下，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政黨輪替造成有關政策或立法上的反復和國家資源上的浪費。一黨上臺執(zhí)政往往會改變上屆政黨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終止此前的決策，從而使決策失效。政黨輪替也往往會導致執(zhí)政黨不再關注國家的長遠大計，而僅僅局限于執(zhí)政期間的事務；不關注民眾的長遠利益，只關注眼前的政黨利益，使政府政策缺乏戰(zhàn)略眼光。其次，對選票的追求使政黨缺乏勇氣決策。例如，西方政黨在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問題上，總是畏首畏尾、難以施展手腳，在堅持政黨傳統(tǒng)價值和迎合選民獲得選票的兩難之間，一般最終都會向選票低頭。第三，在西方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下，往往形成多黨聯(lián)合政府，這樣的多黨聯(lián)合政府往往執(zhí)政基礎脆弱，小黨政治立場的變化也能夠顛覆整個政府。多黨聯(lián)合政府往往追求穩(wěn)定而失去效率。

對于多黨制存在的種種弊端，人們已經存在廣泛的共識。鄧小平同志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是資產階級相互傾軋和競爭狀態(tài)所決定的，他們誰也代表不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許多人就沒有理想。這種狀況是它們的弱點而不是強點，這使他們每個國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來，很大一部分力量相互牽制和抵消”。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在充分認識到一黨制和多黨制的危害和缺陷，經過艱難探索之后創(chuàng)立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是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民主黨派和執(zhí)政的共產黨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決定了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長久根基，避免了多黨制下的惡性競爭；而多黨合作中的多黨并存，又避免了一黨制下執(zhí)政黨缺乏監(jiān)督和政黨功能消融的危險。相對于競爭性的多黨制，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以合作與協(xié)商代替了對立與爭斗，能夠有效避免政黨相互傾軋造成的政局不穩(wěn)和政權頻繁更迭，避免惡性政治競爭，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內耗，實現(xiàn)了制度效能的優(yōu)化，具有突出的制度效能優(yōu)勢。這種政黨制度保證了社會不同階層最廣泛的政治參與，能夠保證人民利益的充分表達，能夠有效調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在中國共產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意志，從而達到了高效率的決策。

文化因素：影響決策效率的內在因素

制度是深深嵌入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之中的。一種制度只有與自身的歷史、文化高度融合，才能最好地發(fā)揮其效能。而分析一種制度的效能，也應該考慮到其歷史文化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因素相結合的結果。在決策效率上，中國與西方存在的制度差異，也有文化因素的影子。

東西方文化差異迥然，就對政治制度的影響而言，最突出的可能有以下幾點。一是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東方文化的內斂性。西方文化發(fā)源于古希臘沿海島嶼地區(qū)，貧瘠的土地使當?shù)厝嗣癫坏貌幌蚝Ｑ髮で鬂M足生活的資源，從而造就了西方文化中冒險進取的外向型品格；中國文化則起源于非常適于耕種的黃河流域，形成于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導致了這種文化的內斂性以及和平溫順的性格。二是西方文化的競爭性和東方文化的中庸性。西方文明最早起源于古希臘一些互不隸屬的小城邦，這些小城邦在相互競爭中求得生存，從而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影響深遠的獨立意識和個人主義，個人是中心、是目的、是最高價值，為了實現(xiàn)個人的價值，必須與他人進行競爭；中國文化誕生于農耕文化，更強調合作精神和集體主義，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時，更推薦一種中庸精神，倡導“不爭之德”。三是西方文化的排他性與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西方文化更注重人內心的陰暗面和罪惡本性，亞里士多德就指出人類具有罪惡本性，失德之人會貪婪無厭，成為危害城邦的最骯臟、最殘暴的野獸，而基督教也認為人生而有罪。而中國文化更看重人的可塑性，主張“人之初，性本善”，強調合作共事的可能；在處理事物個體之間的關系時，則采取一種關系性思維，認為事物是相互關聯(lián)的，體現(xiàn)的是一種互容性辯證法，主張對立物之間以一種非沖突方式互動。陳獨秀在比較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時候指出：“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宗法社會以家為本，而個人無權力，一家之人聽家長。”

正是基于外向型文化性格和個人主義，西方文化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黨派與黨派之間的競爭；而對人性的懷疑，使西方國家在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時候，是以防備他人的心理作為邏輯的起點，設計出了相互牽制、相互防備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能夠防止公共權力落入個別人手中，防止個人獨裁和專斷的出現(xiàn)，但也容易造成政黨之間、政府部門之間的沖突與摩擦、相互拆臺從而無謂的消耗。而中國文化的內斂與中庸性格，產生的是一種和合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和對權威的服從，這種文化更容易形成有效率的決策體制。明白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當代制度對效率的選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包括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內的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實現(xiàn)了對西方文化中個體主義的超越，馬克思認為，個人行為所能實現(xiàn)的利益是由整體社會結構決定的，“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chuàng)造的條件下并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lián)系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xiàn)的形式和手段是不由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馬克思跳出了個體主義的分析框架，從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制度，是一種科學的整體主義制度觀。馬克思主義制度觀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是中國特色“議行合一”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得以確立并不斷發(fā)展的深刻的文化原因。

轉換話語：確立制度自信的現(xiàn)實路徑

美國上一任總統(tǒng)奧巴馬在2008年上臺的時候曾經許諾，要在美國修高鐵以改變美國老舊的基礎設施，但卻遇到重重阻力，直到其卸任也沒有建成一條高鐵；而中國高鐵里程已經超過2萬公里，占世界總里程的65%以上。然而，盡管中國在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社會制度仍然得不到西方國家的普遍認可，“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同時出現(xiàn)并長盛不衰，說明了西方在評價中國制度時的矛盾。

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話語和經驗知識主導著對中國的評價，但他們所關心的核心議題并不是制度績效，而是所謂的“民主轉型”。在西方學者眼里，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世界各國的歸屬，于是才有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發(fā)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快慢及是否成功，成了衡量發(fā)展中國家制度成功與否的標準。這里暗含的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思維昭然若揭。“民主轉型”論先驗地假定西方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世界上其他國家都要向它們學習才能修成正果。中國改革開放后，西方國家對中國發(fā)生這種“民主轉型”一直滿懷期望，美國在冷戰(zhàn)后針對中國的“接觸與遏制”政策是最好的說明。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這種制度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設計上，汲取了人類歷史上一切優(yōu)秀文明的成果，其在民主程度和決策效率上都優(yōu)越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因此“民主轉型的概念起點（威權體制）和終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在中國案例中都不能適用”。這種情況說明，對中國制度的評價，不能再沿用西方的話語體系和經驗知識，而應該確立自己的標準和話語體系，根據(jù)中國的經驗、中國的語境來評價中國的制度。

新中國成立標志著我國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則是在不改變原有社會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對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領域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體制方面進行不斷創(chuàng)新、改良和變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雖然經歷了多次曲折，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新中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建立了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取得了“兩彈一星”的巨大科技進步。改革開放后，更是實現(xiàn)了經濟建設方面的騰飛。正如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維為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超過了西方7國中的6個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而就中國目前的發(fā)展階段而言，發(fā)展是第一要務，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是迫切的需求，這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現(xiàn)實關切存在明顯差別。因此，評價中國的制度，不能沿用西方的話語體系和經驗知識，而應該注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實際，應該注重國家能力、制度績效方面的評估。決策效率是國家能力的重要構成部分，而恰恰在這方面，顯示出了中國制度的優(yōu)勢。

我們在當前情況下討論“制度自信”，一方面，充分說明中國在過去60多年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已經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績效，說明我們的“制度自信”有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也說明長期以來國際話語體系對中國制度評價的忽視和成見，使我們有必要確立學術研究中的中國話語。在中國邁向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充分認識中國的制度效能，認識西方以三權分立和多黨競爭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制度決策效率低下的弊端，對我們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具有重大幫助。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