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調查至少有三種功能:接觸政治中鮮活的人、豐富政治常識、激發(fā)問題意識——
當代中國研究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領域。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是通過田野調查、理論生產和實踐參與三種基本方式實現(xiàn)的。我們通過這三種方式體驗到政治運行中的生活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并從不同層次方向趨近中國這個復雜變化的巨型政治體,得出不同的圖景,這些圖景重疊交織在一起,使得研究的發(fā)現(xiàn)不斷趨近現(xiàn)實,理論的命題更能揭示規(guī)律。
田野調查是一種獲得常識、激發(fā)思維活力的過程。盡管它來自人類學、社會學,但已經被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諸學科認可并采用。社會學家鄭也夫曾經說,漢語“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對峙于“文”、“文獻”;“田”以其象形,道出邊界性、局限性,拒絕泛濫無邊、大而無當。但是政治學研究采取田野調查受到研究對象的層次性、規(guī)模差異以及體制性限制,所以作為研究方法主要用于低層次的政治現(xiàn)象,比如村、鄉(xiāng)鎮(zhèn)、縣,至于更高層級的政治,應用起來就有很大的困難。但是“田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好奇、探險、想象力以及對研究對象的主體性的尊重。
田野調查至少有三種功能。首先,通過田野調查我們能接觸到政治中鮮活的人。政治中的人不能簡單地用“經濟人”假設來框定,政治人的動機和激勵因素更為復雜。在政治運作過程中,人的角色是多樣的,有決策者、政策執(zhí)行者以及政策對象,而由于層次的變化,低層級的決策者也是政策執(zhí)行者,高層級的政策執(zhí)行者對于下級而言,就是決策者。這種多重角色的轉化,往往會使本來清晰的行為邏輯變得復雜。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還可以將政治行為者區(qū)分為改革者、保守者、“騎墻派”(搭便車者)、極端者,黨員領導干部、黨員、政治積極分子、普通群眾等。北京人、上海人、東北人、浙江人、福建人、四川人等這樣的地域身份也會給政治行為打上鮮明的烙印。而對于田野調查者來說,如果聽不懂地方普通話和方言,便難以進入調查對象的生活和話語語境之中。
其次,田野調查豐富了我們關于政治的常識。常識中蘊含著經驗和智慧,而且富有啟發(fā)性。這些常識有不同的載體,有的是俗語順口溜,有的是形象的比喻,還有的是酒桌上的段子。這些順口溜、比喻、段子,可從某個角度折射人們對政治的認識,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煉,可以豐富我們對政治的認識。比如,有的地方傳出的“中央是恩人,省里是親人,縣里是好人,鄉(xiāng)里是惡人,村里是仇人”比喻的就是當?shù)厝藢φ涡湃尾钚蚋窬值恼J識。還比如政策制定中的一些“翻燒餅”現(xiàn)象,政策執(zhí)行中的一些“打排球”現(xiàn)象,信訪中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政策執(zhí)行中“老大難,老大難,老大重視就不難”的“一把手”現(xiàn)象等。
最后,田野調查能激發(fā)我們的問題意識。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田野調查能讓我們走出書齋和象牙塔,感受到生動的生活,以現(xiàn)實的問題激發(fā)我們的思考。就我而言,曾經有連續(xù)10年的時間,每年都會有近兩個月的田野調查。盡管自己出生在農村,成長在縣城,但是不同區(qū)域的調查,大大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維。比如“壓力型體制”這個概念,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我們在河南等地調研后形成的,現(xiàn)在已經得到了國內同行的肯定。
在我看來,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有三種田野路徑。第一種是家鄉(xiāng)化研究,就是將自己的家鄉(xiāng)作為研究的對象。這種方法雖然進入門檻低,獲得資料容易,但也會因為卷入個人的情感而限制客觀的判斷。第二種是參與式觀察,比如利用蹲點、掛職等方式深入到某個地方,參與到某個政策活動之中,既有“內部人”的參與便利,也能作為第三者去觀察分析。但是參與式觀察會遇到學術倫理問題。第三種是跟蹤觀察。可以選擇一個或者幾個地方采取定期回訪的方式,進行長期跟蹤觀察。但這種方式所需時間和資金較多。這三種路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組合和補充使用的。田野調查也需要資料收集,地方志、組織史資料、地方黨政公開的文件等都應該是我們收集分析的重要資料。在收集和使用過程中也要有保密意識。
(作者為中央編譯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