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用修正后的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結合相關的公開統(tǒng)計數據，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14地州市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分別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計算了14地州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根據各地州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總體得分和分項得分，提出了今后進一步提升各地州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對策措施。

指標體系：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

測評范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14地州市。

數據來源：《新疆統(tǒng)計年鑒201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各地州市2015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各地州市2015年度財政預算執(zhí)行情況報告、《中國民政統(tǒng)計年鑒2016》。

主要發(fā)現：

·烏魯木齊：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4地州市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排名第2，屬于經濟社會公平度、人均GDP排名均靠前的典型地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雙高（分別位列第2、第1），且機會公平度排名也較靠前（位列第6）。

·克拉瑪依：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4地州市中位列第2，人均GDP排名第1，屬于經濟社會公平度、人均GDP排名均靠前的典型地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較高（分別位列第1、第4）。但是，該市存在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后（位列第10）的突出問題。

測評結果：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在所構建的以縣市為測度單位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基礎上，通過對具體指標進行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現根據2016年新疆統(tǒng)計年鑒等提供的公開統(tǒng)計數據，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14地州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我們寄希望于通過這種系統(tǒng)性的研究，對各地州市“十二五”時期推進經濟社會公平發(fā)展的主要做法、有效經驗給予一定的展現。由于這里是以2015年的相關數據為基礎來實施測評，測評結果與當前各地州市的基本情況難免存在偏差。因此，我們更多期待的是通過這種方式的測評和比較分析，為各地州市在“十三五”時期促進經濟社會公平度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和借鑒。

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在構建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的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動態(tài)性五個基本原則，以最適宜的指標來客觀評價公平程度為導向，以我國地州市一級目前所處的實際發(fā)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狀況為根本前提，最終選擇了阿瑪蒂亞•森的正義觀和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論作為依據，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結果公平三個維度，確定了底線公平、機會公平和分配公平三個一級指標。而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則是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獲取性之基礎上，具體指標選取的理論依據以及所選擇的指標數據說明如下。

底線公平

早期與公平有關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參保率來衡量底線公平。對于這一點，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其具體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有關的實證研究均表明，過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應保盡保率，會削弱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勞動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極思想；第二，類似“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長期來看，與其給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關的就業(yè)政策、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讓這些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勞動和努力來擺脫貧困。由此，我們沒有選擇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應保盡保率，轉而將貧困率確定為衡量底線公平的一項核心指標。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最終選取以一個地州市的城鄉(xiāng)最低生活保障參保人數占該地州市年末（常?。┛側藬档谋戎貋斫坪饬窟@一指標。

另需說明的是，在此前的公平度測評中，我們還選取了鄉(xiāng)村、城鎮(zhèn)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來衡量生活水平公平度，并與貧困率一起，綜合衡量底線公平度。但是在此次測評數據搜集過程中，鑒于相關原數據只有少數地州市有公開，故未將此指標統(tǒng)計和列入其中。

機會公平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這推動了人們需求層次的相應提升，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發(fā)展機會問題。而綜合西方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我國地州市一級經濟社會的實際發(fā)展情況，我們推定，在地州市層面，九年義務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養(yǎng)和提升人力資本方面有著基礎性的地位，特別是中高等教育，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的作用持續(xù)提高。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們發(fā)現，關于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與人力資本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所證實。為此，我們選取以一個地州市的中學教育完成率來衡量該地州市人口在發(fā)展機會方面的公平程度。結合數據可得性，中學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學當年畢業(yè)總人數與三年前普通中學招生人數之比來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統(tǒng)地衡量經濟社會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慮底線公平和機會公平外，還需考慮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堅持“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兩個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則，我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發(fā)展，但同時，城鄉(xiāng)、地區(qū)、行業(yè)、職位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從整個國家層面來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進入本世紀就開始超過“0.4”這一國際警戒線，盡管其近幾年來出現一定的緩和趨勢，但仍處于較高水平。因此進入本世紀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實現公平，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點。“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更是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xù)增加城鄉(xiāng)居民收入，規(guī)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jié)力度，調整優(yōu)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

有鑒于此，我們選擇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兩個指標，來衡量收入分配上的總體公平度。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進一步選取以一個地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百分比，來反映該地州市經濟社會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測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們借鑒了《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zhèn)人口占比。

此外，鑒于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近年來長期存在，而這種二元結構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城鄉(xiāng)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限制了城鄉(xiāng)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鄉(xiāng)居民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同時，為保持數據指標的可比性和可加性，與城鄉(xiāng)人均消費支出指標的設定邏輯相一致，關于一個地州市的城鄉(xiāng)人均收入差距，同樣以鄉(xiāng)村、城鎮(zhèn)人均收入比（%）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