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義在美國有深厚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基礎，并在歷史上周期性地興起，深刻塑造著美國的政治生態(tài)和政策取向，成為推動美國國家轉型的重要力量。此次特朗普政府上臺便與新一輪民粹主義興起有密切關系，特朗普政府團隊及其政策構想也帶有明顯的民粹特征。無論特朗普政府執(zhí)政地位如何變化，這股強大的民粹潮流都將持續(xù)影響美國政治，成為推動美國新一輪國家轉型的重要因素，并標志著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啟。由于一系列原因，此次民粹潮流攪動下的國家轉型必然異常艱難曲折，將給美國和整體國際形勢帶來重大改變。
【關鍵詞】民粹主義 特朗普政府 國家轉型
【中圖分類號】D5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6.001
無論是特朗普在選舉期間的種種言論觀點，還是上臺后聲稱要采取的各項政策措施，都被認為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民粹主義成為我們理解特朗普政府和當前美國政治的一把鑰匙。但要準確理解這種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研判其未來走勢及對美國和世界的影響，不能囿于就事論事地描述表象，更不能先入為主地對民粹主義予以褒貶，應以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和唯物辯證的眼光，將當前的民粹主義思潮和運動放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和世界整體圖景中看，深入和全面地評價其在國家發(fā)展轉型中的作用和影響。
美國：一個典型的民粹主義國家？
就概念而言，“民粹主義”的含義寬泛而模糊，既可以指一種社會思潮，也可以是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同時也用來描述一種政治策略或政策綱領的特征。它源于一國社會中相當規(guī)模的平民團體對其他特定群體或對象（如精英、富人、大公司或其他階層和族群）的不信任與仇視情緒，并因情緒的主體和客體不同而可大致作左、右之分。在一定社會條件下，這種情緒可能轉化為訴求更為明確的社會思潮或社會運動，例如尋求改善本群體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地位等。這種訴求也可能被少數(shù)政治人物加以放大和利用，成為其實現(xiàn)自身政治目的的工具或策略。民粹主義最初起源于19世紀末的俄國和美國，并在當前各國政治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具有模糊易變、激情驅動、“反智”、“仇富”、“排外”等多種特征。作為現(xiàn)代化的產物，民粹主義是國家轉型期間大眾危機意識的公開表達，同時也常常對國家轉型進程有重要影響，推動政府、社會與市場三類力量之間關系的重新調適。
由于自獨立以來就得以確立的民權主義傳統(tǒng)和權力制衡結構以及此后不斷發(fā)展的民主選舉制度，同時由于在建立現(xiàn)代國家過程中所經歷的劇烈而深刻的轉型變革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危機，民粹主義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xiàn)象，也是影響和塑造美國發(fā)展與轉型方向的重要力量，美國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民粹主義國家。①民粹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的周期性興起及其對政治社會帶來的深遠影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19世紀后期出現(xiàn)的人民黨運動，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全國影響的大規(guī)模民粹運動。這一運動在19世紀60～70年代的“格蘭其運動”和“美鈔派運動”基礎上形成，②主體是南方農場主。人民黨運動痛斥經濟壟斷、政治腐敗、公共輿論的冷漠以及少數(shù)“大人物”與平民之間的巨大鴻溝，號召廣大平民聯(lián)合維權，要求政府發(fā)揮更大作用。1892年2月，南北農民聯(lián)盟召開會議，正式組建“人民黨”，并于同年7月通過“奧馬哈綱領”，在貨幣、交通、土地等方面提出以國家干預為核心特征、矛頭直指壟斷資本的新型政策主張，標志著人民黨作為代表農民利益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人民黨運動一度聲勢浩大，1892年推出本黨候選人參與總統(tǒng)選舉，獲得104萬張選票，并有多名黨員當選參眾議員、州長和地方官員，令民主共和兩黨高度震驚。1896年與民主黨聯(lián)手參與總統(tǒng)選舉失敗后，人民黨運動陷入低潮。
20世紀30年代，民粹主義運動再度興起。在加州，湯森醫(yī)生領導的倡導關注老人福利問題的“湯森運動”，主張聯(lián)邦政府征收2%的營業(yè)稅用于支付60歲以上老人的養(yǎng)老金，以此解決老無所依難題，并緩解生產過剩和刺激青年就業(yè)，得到老人、青年和下層中產階級熱烈擁護，據(jù)稱其支持者超過1000萬。在底特律，天主教神父查爾斯·庫格林利用當?shù)仉娕_猛烈抨擊銀行家和大企業(yè)的不道德以及政府的不作為，秉持人民黨運動傳統(tǒng)，倡導對工業(yè)和銀行實施國有化，其演說吸引的聽眾達3000～4000萬。在路易斯安那，與人民黨淵源頗深的該州州長休伊·朗對財富高度集中和社會嚴重分化的現(xiàn)象予以猛烈譴責，不僅在本州實施開征營業(yè)稅、取消人頭稅、提供免費教育、加大公共投資等改善底層生活的舉措，還提出“共享財富計劃”并組建“共享財富社”，踐行社會公平的理想。這為他贏得了“為下層階級代言”的民粹主義名聲。
20世紀60年代再度興起的民粹運動則以種族主義色彩為突出特征，并以作為少數(shù)政客的一種政治工具和競選策略的方式出現(xiàn)。喬治·華萊士為競選阿拉巴馬州州長，利用種族問題煽動民粹情緒，爭取該州中下層白人選民支持，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現(xiàn)在隔離……明顯隔離……永遠隔離”口號；煽動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當權派、銀行家和富有階級的仇恨，抨擊“墨守成規(guī)的官員”“偽智者”和“尖腦袋的知識分子”，向普通百姓保證他們的智慧要比那些專家更精密、更值得信任；還反對聯(lián)邦政府向各州征稅，迎合并放大部分民眾對聯(lián)邦政府和官員的懷疑與不滿。1968年，華萊士作為獨立候選人參與同尼克松對陣的總統(tǒng)選舉，利用種族主義者對聯(lián)邦公民權利議程的不滿而獲得13.5%的選票，特別是贏得南方5州全力支持，反映了這一時期民粹主義的強勁勢頭。華萊士的這種民粹策略給其他政治人物帶來了壓力，此后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也不得不在競選時更多采用民粹策略，例如煽動對媒體的敵意、突出自己“局外人”身份、嘲諷政治精英、批評政府低效等。
20世紀90年代，美國迎來又一波民粹主義浪潮。來自德克薩斯的億萬富翁羅斯·佩羅在1992年和1996年兩次以第三方身份參與總統(tǒng)大選，攪起一股新的強勁的民粹情緒。其主張可概括為五個“反對”：一是反對外包，主張在與外國競爭中保護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二是反對政府，認為大政府太過臃腫、腐敗低效，白白耗費大量資源；三是反對精英，認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精英都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四是反對赤字政策，對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不重視預算平衡的做法表示質疑；五是反對海外干預，認為華盛頓受到服務于外國利益的說客的過多影響，偏離美國自身利益軌道。為參與1992年總統(tǒng)競選，佩羅組建了“我們團結起來支持美國”（United We Stand America）的組織，并于1995年將其改名為“改革黨”，極力突出“我們”這種典型的民粹表達方式，提出“只有人民才是國家的所有者，該是他們從這一所有權中獲益的時候了”，重點吸引白人、男性、青年和沒有特定宗教歸屬的選民。他在1992年大選中共得到190多萬張選票，占全部選票的近1/5。③
民粹主義本質上是社會轉型期間大眾危機意識的表達。④上述幾次民粹主義運動，都是在美國國家轉型期間社會危機意識上升的具體表現(xiàn)，同時也成為加速國家轉型和塑造轉型方向的重要力量。
19世紀末是美國由農業(yè)社會轉變?yōu)楣I(yè)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階段過渡的階段。從現(xiàn)代國家的演進規(guī)律看，需要對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予以相應調整，并在社會各階層間形成更可持續(xù)的利益分配安排。但這一時期美國在經濟上依舊自由放任，政治上延續(xù)“分贓制度”，勞資矛盾突出，城鄉(xiāng)差別巨大。這正是人民黨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反映出在內戰(zhàn)中失敗并在工業(yè)大潮中被邊緣化的南方農場主群體的沮喪狀態(tài)，以及廣大中下層勞動者對自身地位的危機意識和憤怒情緒。人民黨運動迫使民主共和兩黨更加關注基層選民，開啟了20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運動，并為此后一系列法律出臺與政府改革起到重要的啟蒙和鋪墊作用，是這一時期推動美國國家轉型的重要力量。
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民粹主義，則是對20年代共和黨執(zhí)政期間重新實施經濟放任政策的一種鮮明反對，是對這一時期更為嚴重的貧富分化的集體不滿，同時是對“大蕭條”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國家困境的本能反應，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國社會對國際局勢危機四伏、戰(zhàn)爭風險日趨逼近的一種深層焦慮。其積極意義在于：這一此起彼伏、聲勢浩大的民粹運動，既為羅斯福推行“新政”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社會氛圍，同時也對其構成強大約束，迫使其在“第二次新政”中推出更多有利于下層民眾的政策，修正了市場、政府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失衡關系，挽救了美式資本主義，避免了“法西斯主義”，使國家從此走上“新政”道路。
20世紀60年代華萊士掀起的民粹運動，也有深刻的國內外背景。在國內，經濟持續(xù)“滯漲”，“富裕中的貧困”仍大量存在，廣大民眾的戰(zhàn)爭記憶日益淡化，青年一代的心理迷茫卻與日俱增；國際上，冷戰(zhàn)氛圍持續(xù)籠罩，蘇聯(lián)實力快速增長，美國陷入越戰(zhàn)泥潭，第三世界風起云涌。面對糟糕的內外形勢及黑人、婦女等爭取權利的運動，華萊士的種族主義論調恰好代表了南方鄉(xiāng)村普通白人的怒吼，是普通民眾的憤怒和無助情緒的畸形表達。當然，這一時期民粹運動的效果反而是強化了對種族問題的關注，加速了民權運動的推進。而其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它昭示著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華萊士對政府作用的質疑，標志著美國即將進入“向右轉”的新時代。此后尼克松、卡特和里根政府越發(fā)具有保守特征的內外政策（即便是民主黨的卡特政府也是如此），是這一右傾趨勢的不斷發(fā)展。
20世紀90年代民粹主義興起的最主要背景則是全球化。80年代以來，里根政府時期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內外政策，擁抱和推動全球化成為總綱領。這雖使美國經濟暫時擺脫滯漲，但減稅、擴軍、放松管制和產業(yè)轉移等更加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的政策，逐步在社會層面產生負面效應，工作機會大量流失，貧富分化更加明顯，福利政策止步不前，普通民眾對經濟增長無感。民眾對國家對外干預的支持逐步下降，希望政府更關注美國國內，更關注普通民眾福祉，并期待通過政府改革實現(xiàn)這些目標。這正是佩羅領導的民粹運動得以成勢的原因。雖然到1996年佩羅再次參選時其煽動的民粹運動已經式微，但其表達的社會訴求卻引起克林頓政府高度重視?？肆诸D政府任內推動的政府績效評估與機構改革、更偏向中下層民眾的福利政策以及消除預算赤字等方面努力，都或多或少與這一時期的民粹運動有關。
美國當前民粹主義思潮興起的必然性
當前美國國內正興起一股新的民粹主義思潮。這既是上一波民粹主義運動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也是美國內部各種矛盾日益累積激化、民眾危機意識和不滿情緒不斷上升的結果，更與過去10多年來各種政治人物在選舉中反復運用煽動民粹的策略有關，是多種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正是這種強大的民粹主義思潮和運動，以及特朗普本人的民粹特征和他對社會民粹力量的充分運用，最終使他得以入主白宮。而特朗普上臺后的表現(xiàn)及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仍然體現(xiàn)出鮮明的民粹主義色彩。可以說，當前美國社會的民粹運動和特朗普政府的民粹政策，成為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社會的危機意識與不滿情緒的最強烈表達。
當前這股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有其必然性。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無論是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還是共和黨的小布什政府，都大致延續(xù)著新自由主義的發(fā)展路線，使得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日益惡化。經濟方面，持續(xù)的外包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導致國內經濟“空心化”，民眾就業(yè)壓力不斷增大，大公司和富人受益更多，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小布什政府執(zhí)政后期爆發(fā)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成為過去30年新自由主義發(fā)展路線的積弊的集中體現(xiàn)和矛盾爆發(fā)的導火索。社會方面，人口結構深刻變化，少數(shù)族裔迅速增加，白人占比持續(xù)降低，潛在的族群矛盾日益顯性化；“9·11”事件又使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關系更為微妙敏感，在依舊保持“政治正確”的背后，新的仇恨情緒其實已在悄然醞釀；此外，由貧富嚴重分化導致的少數(shù)精英與多數(shù)民眾之間的對立情緒也在不斷發(fā)展。安全和外交上，恐怖主義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阿戰(zhàn)伊戰(zhàn)兩場戰(zhàn)爭推進不順，新興大國崛起又嚴重動搖了美國的全球優(yōu)勢地位。世界各國都在指責美國的不義和談論美國的衰落，絕大多數(shù)美國民眾也感覺到國家的發(fā)展脫離了正確軌道，而兩黨以及政府和國會則忙于集團利益而相互爭斗，在國家治理方面乏善可陳?？傊?，冷戰(zhàn)結束初期縈繞在美國頭頂?shù)囊酃猸h(huán)迅速褪色，前所未有的優(yōu)越感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消失殆盡。經濟停滯、政治極化、社會分化、體制衰敗和國家的衰落，使美國社會整體都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危機意識空前強化，為新一波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厚實的土壤。
在這種背景下，從2008年到2016年間，美國政治與社會中出現(xiàn)了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都在快速抬頭的局面。在2008年總統(tǒng)選舉中，共和黨人推出的“另類”副總統(tǒng)候選人佩林，與傳統(tǒng)共和黨人有天壤之別，已鮮明體現(xiàn)出右翼民粹主義的色彩。而最終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之所以贏得總統(tǒng)選舉，除因為其清新的個人形象、雄辯的語言表達、“局外人”的身份定位以及有力的“變革”口號外，還與當時正處金融危機爆發(fā)初期，民眾急于尋求改變現(xiàn)狀、擺脫困境有密切關系。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在各方面推進改革舉措，雖遏止了危機蔓延并使美國逐步擺脫衰退，但無力解決很多深層問題，甚至還使矛盾更為激化，政治對立更為嚴重，民粹情緒沿著“左”“右”兩條路線同時快速發(fā)展。左翼民粹主義的典型代表是2011年爆發(fā)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雖然有形的“占領”運動很快消散，但其提出的“我們是99%”的理念卻深入人心，引發(fā)各界對貧富分化問題的持續(xù)關注。右翼民粹主義的典型代表則是“茶黨”運動。“茶黨”運動以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為核心主張，人數(shù)雖少卻能量巨大，在共和黨內部和全國范圍內掀起層層波瀾，成為國會和地方各州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2016年總統(tǒng)選舉，從一定意義上講，成為民粹派與建制派、左翼民粹與右翼民粹的巔峰對決。在民主黨內部，此前不被看好的桑德斯異軍突起，成為左翼民粹主義的急先鋒。雖然桑德斯最終未獲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提名，但已在民主黨內部造成巨大震撼，致使民主黨黨綱和希拉里的競選綱領都要借鑒吸收桑德斯的主張。在共和黨內部，同樣不被看好的特朗普一路過關斬將，以放蕩不羈之姿和典型的民粹策略贏得廣泛支持，最終成為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在特朗普與希拉里的對決中，特朗普依然延續(xù)民粹策略，而希拉里則顯得更像建制派。在金融危機爆發(fā)初期，由于形勢緊急，強調幫助弱勢群體和政府發(fā)揮更大作用的左翼民粹思潮有明顯優(yōu)勢；而8年后，經濟復蘇依然乏力，貧富分化更為擴大，普通民眾對經濟增長無感，這樣的環(huán)境顯然對右翼民粹思潮更有利。就此而言，正是由于國內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的乘勢興起、特朗普在競選中對民粹策略的成功運用，以及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最終使特朗普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tǒng)。
除了心理和品格方面的一些極獨特之處，特朗普本人與歷史上民粹主義代表人物有著十分類似的個性及行為特征。例如，查爾斯·庫格林講話時熱情奔放、極富感染力，注重借助電臺這一當時的主流媒介為個人聲望造勢，善于用宗教語言來闡釋和論證自己的政治主張，甚至刻意挑起對猶太人的仇恨⑤——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特朗普對自媒體的熟練運用、對基督教信仰的強調以及煽動對穆斯林群體仇視的做法。休伊·朗的穿著十分隨意，漠視各種禮儀，行事不拘一格，像普通百姓一樣精通《圣經》卻對經濟學著作一竅不通；同時又善于利用哄騙、威脅、煽動、交易、嘲諷等政治手段⑥——這些特征在特朗普身上也有突出體現(xiàn)。喬治·華萊士的典型特征是好斗、善變、自負、愛唱高調、言語直白、樂于挑動矛盾沖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并刻意把自己裝扮成普通人模樣，穿便宜且不合身的套裝，把頭發(fā)光滑地梳向后面，毫不諱言自己的私人偏好和惡習等⑦——這與特朗普的個性特征與公共形象極為相近。羅斯·佩羅億萬富翁的身份、簡單直白的語言表達及其嫻熟的“政治表演能力”，也同樣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特朗普的個人財產和競選表現(xiàn)?？傊?，個性張揚、不拘一格、旗幟鮮明、善于調動民眾熱情、社會評價高度分化，是所有民粹代表人物的共同特征。
特朗普團隊成員也同樣體現(xiàn)出明顯的民粹主義色彩，特別是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味道十足。其中，特朗普競選團隊首席執(zhí)行官及白宮首席戰(zhàn)略顧問斯蒂芬·班農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從其言論看，班農顯然以沖突的視角觀察世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或許可以很好地解釋其思想體系。⑧其觀點的核心特征是“反字當頭”：反建制、反富人、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反女權、反猶太人、反世俗、反主流媒體；班農還主張“造反有理”，自稱“列寧主義者”，希望“炸掉”現(xiàn)有國家制度和國際體系，發(fā)動一場全球民族主義革命，并稱目前“正是一場殘酷血腥沖突的最初階段”。⑨其曾領導的“布賴特巴特新聞網”成為極右翼觀點的主要發(fā)布平臺。班農對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的決策有巨大影響力，甚至打破慣例，被指定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成員，意味著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美國極右翼勢力正趾高氣揚地踏著紅地毯步入美國權力核心，班農本人也因此被《時代》雜志稱為“偉大的操縱者”。
作為特朗普競選口號和政策基調的“美國優(yōu)先”，也同樣體現(xiàn)出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一方面，這一口號本身就容易令人產生極右翼民粹的聯(lián)想。“美國優(yōu)先”口號最先在20世紀30年代由媒體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提出，并于1940年組建“美國優(yōu)先委員會”。最初只是主張美國應確保自身利益和行動自由，避免卷入歐洲事務，后因反猶、親納粹力量的加入（以1941年加入該組織的Charles A. Lindbergh為代表）而變味，成為臭名昭著的極端種族主義集團。雖然特朗普在以“美國優(yōu)先”為競選口號時可能并不了解這段歷史，但卻引起媒體廣泛關注和個別團體的強烈反對。⑩另一方面，從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對“美國優(yōu)先”這一“治國新愿景”的闡釋中，也同樣可以感受到其民粹意味。首先，就特朗普所謂凡事都要有利于“美國工人和美國家庭”“此次就職不是從總統(tǒng)到總統(tǒng)的更替，而是將權力真正交還給人民”而言，這種對“人民優(yōu)先”的強調是典型的民粹路線；其次，就特朗普所謂“拿回我們的工作”“拿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們的財富”“拿回我們的夢想”而言，這又折射出“內政優(yōu)先”、漠視甚至仇視他國的含義；就特朗普要求民眾對國家“完全忠誠”（total allegiance）、“向愛國主義敞開心扉”而言，又十分隱晦地暗示出“國家主義”的味道，而這也常常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副產品。
在“美國優(yōu)先”原則指導下，特朗普聲稱要采取的和已在推動的各項政策，其取向也十分民粹。在經濟政策方面，重審《多德—弗蘭克法案》、放松金融管制的思路，體現(xiàn)了共和黨的一貫作風和右翼民粹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的特點；反對自由貿易而主張“公平貿易”、反對TPP與TTIP等多邊協(xié)定而更傾向于雙邊協(xié)定的做法，與歷史上的民粹主義者一貫主張的抵制國際義務、確保行動自由的路數(shù)完全一致；“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吸引制造業(yè)回歸國內以及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拉動本國就業(yè)等主張，則是“國內優(yōu)先”和“人民優(yōu)先”原則的直接體現(xiàn)。在社會政策方面，主張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以限制墨西哥移民、主張通過“禁穆令”對穆斯林移民進行更為嚴格的移民審查，以及對信仰基督教的外國難民予以特別優(yōu)待等主張，則暴露出其明顯的宗教偏見和強烈的種族色彩，彰顯了極右翼民粹主義的本質屬性。在對外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表現(xiàn)出的漠視國際準則、否認國際義務、減少對外干預和對外援助的思想傾向，以及對個別國家的強烈敵意或不尋常的好感等，也都是歷史上的民粹主義者的慣常表現(xiàn)。
美國國家轉型的不確定性及其可能的影響
可能有人覺得特朗普過于另類、難以理解，但在做上述歷史梳理和對比后，不難發(fā)現(xiàn)其實特朗普與歷史上其他民粹主義者有驚人相似之處，當前這股民粹運動的興起也有很大必然性。從目前情況看，民粹主義尤其是極右翼民粹已成為貫穿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的主旋律，也因而成為我們理解特朗普政府和美國政治走向的一把鑰匙。由于民粹主義的非理性和不確定的特征，其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發(fā)揮作用的方式和產生的影響也是多變和復雜的。尤其是極端民粹主義的觀點和主張更加飄忽不定，其作用和影響更加難以預測。同時，民粹主義也為我們觀察世界政治的變化打開了一扇窗戶。不管未來特朗普政府執(zhí)政地位如何變化，這股民粹主義力量都不會輕易消退，其對美國、對世界和對中國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對此大致作四個方面的初步思考和判斷。
其一，在當前民粹力量推動下，美國肯定會進入新一輪的國家轉型；特朗普的當選標志著美國政治的一個新時代正在到來。民粹力量一直是推動美國國家轉型的重要力量。19世紀末以人民黨為主要力量的民粹主義最終推動了從“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預”的國家轉型；20世紀30年代此起彼伏的民粹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羅斯福新政的方向；20世紀60年代的民粹主義雖以種族話題為主，卻實則開啟了以尼克松當選為標志的日益保守的政治議程。至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tǒng)上臺，“新自由主義”成為美國政治的主旋律，從此“里根路線”正式取代此前50年的“新政路線”，成為美國治國理念的總方針，擁抱和支持全球化成為突出特征。此后老布什政府對里根路線蕭規(guī)曹隨，克林頓政府所謂“中間道路”只是在堅持這一總路線的同時進行局部修正；特別是在冷戰(zhàn)結束的大背景下，克林頓政府在推動“國際主義”、擁抱全球化方面走得很遠；隨后小布什政府又回到經典的里根路線，并更注重以政權改造和軍事侵略為手段繼續(xù)推進美國的國際主義議程。如今，里根路線走了幾十年，雖然幫助美國贏得了冷戰(zhàn)勝利、確立了全球霸權，但也積累了太多矛盾，造成“內部空心”和“外部透支”；尤其是“9·11”恐襲和“9·15”金融海嘯兩大標志性事件，證明這條路已經走到了頭，到了該轉型的時候了。當前，無論特朗普政府是否已有系統(tǒng)周密的治國方案，也無論國內政治斗爭如何紛繁凌亂，特朗普的當選很可能意味著此前幾十年美國一直遵循的治國理念將出現(xiàn)重大轉變，即從強調“國際主義”向強調“國家主義”方向傾斜，而這又是民粹力量全力推動的結果。這一轉型其實在小布什時期就已初露端倪，奧巴馬政府時期又進一步醞釀。例如，特朗普所主張的“禁穆”“限墨”“公平貿易”“制造業(yè)回歸”“買美國貨”等，在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時期就已有討論。只是奧巴馬政府仍希望左右兼顧，因而一邊主張“制造業(yè)回歸”，一邊大力推動TPP、TTIP等多邊自貿協(xié)定并引領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合作。相較前任的“含蓄”與“兼顧”，特朗普政府則以一種更為極端和直白的方式宣告了這一轉型的啟動。
其二，美國此次轉型過程必然會異常艱難曲折，期間爆發(fā)激烈斗爭和出現(xiàn)各種亂象在所難免，甚至不排除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陀^地說，特朗普雖然本人放蕩不羈并多有表述不當之處，但他卻道出了現(xiàn)狀的很多不合理和不可持續(xù)之處，在普通民眾中激起廣泛共鳴，使人們看到國家轉型變革的必然性和緊迫性。部分傳統(tǒng)主流媒體對特朗普的刻意丑化，只是反映了這些傳統(tǒng)媒體并不自覺的建制派心態(tài)或左翼民粹特征及其對右翼民粹的本能反感。而且要看到，特朗普之所以當選，之所以堅定推行所謂“禁穆令”等措施，其背后都有為數(shù)眾多的堅定支持者。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國家轉型有必然性和堅實民意基礎。但與此同時更要看到的是，當前內外形勢決定了新一輪國家轉型必定是極為艱巨的大工程。從社會角度看，美國國內多種族、多文化的長期并存是客觀現(xiàn)實，少數(shù)族裔人數(shù)增多與力量上升是強大潮流，國內不同群體的訴求主張日益多元的趨勢也將不會改變。這決定了，特朗普政府未上臺時可以雄心勃勃，一旦上臺將很快退入守勢，做出任何重大改變都極不容易。從發(fā)展階段看，美國已經患上“發(fā)達病”和典型的“現(xiàn)代國家治理難題”，并不是國家體系中的某一局部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而是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內部以及三者關系同時出現(xiàn)失衡狀況。?新一輪國家轉型絕不會一帆風順、一蹴而就，要立足當前與長遠需求、協(xié)調好國內各方利益、平衡國內國外兩個大局殊為不易，能不能轉好仍是個未知數(shù)。從世界潮流看，全球化是當前時代的最重要特征，全球范圍內已形成極為緊密和復雜的平行與垂直產業(yè)分工，美國是這一復雜分工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若果真要以“國家主義”為方針從全球化體系中實現(xiàn)“硬脫鉤”，就算可能的話，也將代價極大。特別是，雖然民粹主義是推動國家轉型的強大力量，民粹主義所反映出的求變心態(tài)完全值得理解，其所提出的訴求值得當政者嚴肅對待，但民粹主義本身并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和治國良方。民粹主義的政策設想往往過于理想化，常被批評是“政策浪漫主義”，在現(xiàn)實中并不可行。美國歷史上不少政治人物都曾使用過民粹策略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的，但百余年來還從未有過社會民粹運動（特別是極右翼民粹）的領軍人物登上國家最高領導崗位的先例。因而特朗普上臺這一事件本身就潛藏著巨大不確定性。而特朗普執(zhí)政后也將面臨兩難：如果逐步放棄民粹而向主流政治靠攏，很可能失去已有支持基礎；如果繼續(xù)煽動民粹，堅定奉行“擴軍”、“修墻”、“禁穆”、“松綁”（放松金融管制）、“保護”（實施貿易保護）、“回歸”（強迫制造業(yè)回歸）、“廢醫(yī)改”、“甩包袱”（抵制國際義務）等措施，則可能激化矛盾，引發(fā)金融、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更深層危機。
其三，內憂必然伴隨并加劇外患，民粹力量攪動下的美國外交也不會消停，并可能引發(fā)劇烈的國際關系變化和國際格局調整。特朗普強推的所謂“禁穆令”驟然間使美國同穆斯林世界關系生變。過去8年間，奧巴馬政府花了很大力氣，才基本修復了因小布什政府在中東地區(qū)大搞“政權更迭”和“民主改造”而嚴重惡化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眼下，即便特朗普政府的“禁穆令”被部分叫停并有所修正，卻已使美伊關系再度陷入微妙、脆弱和不確定的境地，并可能在中東引發(fā)連鎖性的地緣政治與反恐形勢變化。特朗普政府飄忽不定的行事風格及其對歐盟的猛烈批評，也使美國的同盟私下議論紛紛，特別是使歐洲國家陷入深深不安，其中一些國家已在醞釀對沖性舉措。就此而言，美國同盟體系的走向也存在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化的態(tài)度和貿易保護主義路線，還可能引發(fā)全球范圍內南北關系的重大變化，增大全球貿易戰(zhàn)風險，對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構成巨大沖擊。上世紀30年代，美國在民粹背景下推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并由此引發(fā)各國貿易戰(zhàn)，是不能忘記的前車之鑒。同時，特朗普政府表現(xiàn)出的對國際機制、國際規(guī)則、國際義務與多邊合作的漠視，可能進一步削弱當前全球治理體制的效力，使全球合力應對氣候變化、發(fā)展難題、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全球性議題的難度更大。這種逃避國際責任的做法，讓人懷疑“美國優(yōu)先”是不是意味著未來特朗普政府將毫無顧忌地挑戰(zhàn)國際社會長期遵循的價值準則和普遍堅守的道義底線。各國有必要認真思考如何在缺乏美國積極與建設性參與的情況下繼續(xù)推進全球治理。特別是，一個民粹擾動下的美國將對其他大國懷有更強敵意，中美關系的韌性面臨更大挑戰(zhàn)。對特朗普而言，既可能選擇為專心解決國內問題而努力維護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也可能為轉移內部矛盾或防止他國向中國靠近，在中美關系上采取更多破壞性的舉動。實際情況會向何處發(fā)展，仍有待觀察。
其四，特朗普并非特例，世界多國民粹主義都在抬頭；民粹攪動下的各國是否會惡性互動，是需要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在歐洲，民粹浪潮已促成英國“硬脫歐”，“疑歐”情緒和“脫歐”沖動快速蔓延，極端右翼民粹勢力的興起正有力沖擊著歐洲的傳統(tǒng)政治生態(tài)；在日本，安倍政權上臺標志著右翼勢力進一步做大，右翼民粹勢力的張狂程度與日俱增；在拉美，出現(xiàn)了由“左”向“右”的巨大轉變，右翼民粹力量也快速得勢。在中東，“伊斯蘭國”的崛起，也一定程度表明了宗教極端民粹力量的復興。這種全球范圍內的民粹運動，其直接原因在于10年前金融危機加劇了各國困境和矛盾，其深層原因則在于各國長期延續(xù)的傳統(tǒng)發(fā)展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在各國民粹力量風起云涌的背后，是這些國家對新的發(fā)展道路的苦苦探索，其中“國家主義”很可能成為優(yōu)先選項。各國民粹主義普遍興起和各國同時啟動國家轉型，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世界政治的最重大特征。在這一特殊時期，各國將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一些共同特質，如民眾心氣不順、政治斗爭升級、保護沖動增加、仇視特定群體（官員、富人或某些族裔等）、對特定國家懷有更大恐懼與敵意等。回顧以往100多年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前，西方各國內部都興起了廣泛的民粹主義思潮。這并不是說民粹主義導致了世界戰(zhàn)爭，而是說19世紀末歐美各國的民粹主義和20世紀30年代的民粹主義，真切反映出那一時代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正是這一矛盾最終升級為世界戰(zhàn)爭。如今，整個世界生產體系和各國之間也積累了不少問題和矛盾，需要我們高度重視。當然也要看到，這些問題和矛盾遠未到山窮水盡、水火不容的地步。如何在尚有騰挪空間的情況下盡快化解民粹主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層問題，確立更為先進、更為包容、更可持續(xù)的新型發(fā)展道路，是各國普遍面臨的最緊迫和最重大課題。損人利己、以鄰為壑并不是出路，唯有攜手合作、共同發(fā)展才是正途。攜手還是脫鉤，合作還是對抗——人類社會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在此關鍵時刻，特別需要各國群策群力，特別需要有人登高一呼，以“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意識與合作共贏的具體方案，共同引領和塑造21世紀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方向。
注釋
【1】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1-7.
【2】“格蘭其”即1867年成立的美國第一個農民組織“農民協(xié)進會”，是南方農場主為免受中間商盤剝而成立的對農產品進行直接交易的合作社；“美鈔派運動”是一場以要求廢除硬幣、增發(fā)紙幣、實施金融改革從而解決通貨不足的社會運動，典型事件是“綠背紙幣黨”的成立。
【3】上述對美國歷史上的民粹運動的描述，參見林紅：《民粹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219～233頁；［英］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袁明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60頁。
【4】林紅：《民粹主義》，第225、227～228頁。
【5】劉緒怡、李存訓：《美國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0～111頁。
【6】塔格特：《民粹主義》，第52～54頁。
【7】Stephen M. Walt,"America's New President Is Not a Rational Actor", Foreign Policywebsite，January25, 2017,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1/25/americas-new-president-is-not-a-rational-actor/.
【8】Jennifer Rubin,"Trump's chaotic start does not bode well for domestic or foreign policyagenda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17.
【9】Eric Rauchway,"President Trump's 'America First'slogan was popularized by Nazisympathizer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2017. Michael Knigge, "Donald Trump's 'America First'slogan has a toxicpast", Deutsche Welle website, April 29, 2016,http://www.dw.com/en/donald-trumps-america-first-slogan-has-a-toxic-past/a-19225542.
【10】關于“現(xiàn)代國家治理難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拙文《“21世紀的美國病”——美國的“現(xiàn)代國家治理難題”初析》，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7期，第1～9頁。
Populism and theNew Round of American Transformation
Wang Honggang
Abstract:Populism has adeep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in the US and has beenrevitalized intermittently in history, deeply shaping the political pattern and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US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The Trump government came to power due to the riseof a new round of populism, the Trump government team and its policy conceptalso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ism. Regardless of the change in theruling position of the Trump government, this strong populist trend willcontinue to affect American politic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promoting a new round of US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marks the opening of anew era.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e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turbulent populist trend is bound to be extremely difficult with twists andturns, and will bring great changes to the US and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situation.
Keywords:populism, Trumpgovernment,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作者簡介】
王鴻剛，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形勢、周邊安全、美國政治與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美國亞太戰(zhàn)略調整與中美關系的未來》《大變局背景下的中美關系與中美戰(zhàn)略博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