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戰(zhàn)以后，西方思想界存在著自由、保守與激進三派，但是在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中卻只有自由、保守兩種意識形態(tài)。普通公眾有無意識形態(tài)，行為主義政治學者的研究對此存在著爭議，按照意識形態(tài)的從無到有依次有五種觀點：康弗斯的觀點、情智理論、自我認同論、易得性模式、約束性的等級模式。爭論的背后是學者們對意識形態(tài)理解的差異，即根據(jù)什么樣的標準認定公眾有無意識形態(tài)。
【關鍵詞】自由 保守 意識形態(tài) 行為主義政治學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3.003
問題的提出
如果從20世紀初葉開始算起，政治思潮大體可以劃分為自由、保守、激進三派，自由主義派的代表人物如羅爾斯，保守派的如波普爾、哈耶克等，激進派別中可以劃分為激進左派和激進右派，激進左派主張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激進右派以法西斯主義為代表。自二戰(zhàn)以后，激進右派隨著德國、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倒臺而逐漸勢微，但是激進左派仍然在西方思想界擁有一定的地位，這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
理論和實踐有一定的差距，思想界的三分法能否用于現(xiàn)實中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的劃分？答案是否定的。美國思想家丹尼·貝爾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意識形態(tài)終結(jié)論。他認為，在西方，大家普遍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即普遍地“接受福利國家、權力分散、混合經(jīng)濟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義上，意識形態(tài)的論爭時代業(yè)已結(jié)束”。①也就說，有關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各方已經(jīng)普遍認同。對此觀點我們可以作三方面的理解：其一，意識形態(tài)終結(jié)論并不是不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爭論過程中大家有一共同認可的核心，即首先接受中間狀態(tài)，然后偏左或偏右，具體來說，激進的思想被拋棄了，自由或保守的思想得以保留。其二，這里的判斷并不主要針對思想界，而主要針對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二戰(zhàn)以后，思想家依然是激進的左派，但歐美各主流政黨卻不再糾纏于姓社姓資的爭論，他們的綱領基本趨同，只是在某些議題上有些差異。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隨著移民涌入歐美發(fā)達國家，一些極右的政黨逐漸興起，但是他們?nèi)匀粚儆谡h的支流，其影響力仍待觀察。其三，政黨意識形態(tài)的二分與民眾中的意識形態(tài)是一致的，這些政黨為何拋棄激進的思想，在于選民意識形態(tài)的趨同，二戰(zhàn)以后，直到現(xiàn)在，激進的政黨偶有興起，但從未贏得政權。簡言之，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只是政治生活中激進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選民的自由或保守的思想影響著政黨的性質(zhì)。
意識形態(tài)的自由與保守的二分影響到政治學的研究。二戰(zhàn)以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在美國興起并逐漸占據(jù)了政治學研究的主流，他們逐漸介入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與思想家對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相比，行為主義政治學主要有如下的特征：其一，與思想家的三分法相比，他們用二分法，即自由或保守的維度對思想進行考察。其二，思想家主要是理論的論證，行為主義者試圖用問卷調(diào)查、訪談等方式對民眾的思想和態(tài)度進行研究。其三，思想家關注的是“應然”，而行為主義者關注的是“實然”。那么，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是什么樣的？學者們對此卻存在著極大爭議。
爭論的緣起始于1964年，康弗斯（Philip Converse）發(fā)表了“民眾信念系統(tǒng)的本質(zhì)”一文，根據(jù)訪談的結(jié)果，把人們運用意識形態(tài)解讀議題的程度劃分為五個層級：第一層級為意識形態(tài)者（ideologues），能夠運用自由與保守的維度評估政治目標和不斷變化的政策。第二層級為近乎意識形態(tài)者（near-ideologues），包括兩類人：一類人盡管表面上不談自由或保守，但已經(jīng)意識到這些維度；另一類則是對自由或保守的理解存在爭議，但實際上已經(jīng)運用這些維度評估政治目標。第三層級為群體利益（group interest）者，他們并不依賴意識形態(tài)評估政黨和候選人，而是根據(jù)群體的利益做出判斷。第四層級為政策的思考者，這些人對某些政策有自己的看法，然后運用這些看法對政黨或候選人做出判斷。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受時代特征的影響（nature of the times）者，對政黨或候選人的批評主要依據(jù)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譬如戰(zhàn)爭或和平，繁榮或蕭條；二類是議題的思考者，只是依據(jù)狹隘的議題，對政黨或候選人或滿意或憤慨。第五層級為無議題內(nèi)容（no issue content）者，對政策的意義一無所知，不關注候選人或政黨所說的內(nèi)容。在康弗斯看來，前兩個層級的人可以劃入具有意識形態(tài)之列，而后三類則沒有意識形態(tài)。通過調(diào)查他發(fā)現(xiàn)，選民在五類的比例分別為3.5%、12%、45%、22%、17.5%。也就是說大多數(shù)選民并沒有意識到意識形態(tài)的存在，他們的思考并不具有持久性。②康弗斯的觀點可歸納為一句話：政治精英具有意識形態(tài)，普通選民并沒有意識形態(tài)，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既不持久，也不一致。
那么，普通民眾到底是否具有意識形態(tài)呢？康弗斯的觀點一發(fā)表，立即引來許多學者的熱議。大體可以歸納為四種觀點：自由認同論、易得性模式、約束性的等級模式、情智理論。
自我認同論
費爾德曼（Stanley Feldman）認同康弗斯的部分結(jié)論。1976年總統(tǒng)選舉之前，他們對選民進行了五波調(diào)查，涉及九項政策議題。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多數(shù)的選民在相關政策議題上回答是不穩(wěn)定的，即對同一個選民來說，五波調(diào)查中，答復的結(jié)果并不一致。這與康弗斯得到的選民的政治態(tài)度不持久、不一致的觀點是相同的。但與康弗斯的解釋不同的是，他反對精英與大眾的劃分?？蹈ニ拐J為精英有意識形態(tài)，大眾沒有意識形態(tài)。這里所說的精英指政治精英，即以政治參與的程度來劃分精英與大眾。但費爾德曼的研究發(fā)現(xiàn)，民眾之所以在調(diào)查中態(tài)度出現(xiàn)不一致，并不與政治參與相關，而是與他們掌握的政治信息少、態(tài)度不強烈和教育程度低相關。③
不但如此，費爾德曼還反對康弗斯的有關自由與保守的劃分。他與同事康諾弗（Philip J. Conover）聯(lián)合發(fā)表文章稱，過去把自由與保守看作是連續(xù)統(tǒng)的兩極，但實際上兩者并不是對立的。在他們看來，自由和保守的選民都擁有共同的知識框架，相區(qū)別的只是觀察問題的視角。換言之，在他們看來，多數(shù)選民首先對大的意識形態(tài)是有共識的，大家都承認意識形態(tài)的一些基本的內(nèi)容，然后在此基礎上區(qū)別自由與保守。同時，他們認為，每個選民個體的特質(zhì)也是有差異的，不同的選民個體在利用意識形態(tài)時是不同的。譬如有的可能用單一維度的意識形態(tài)，有的可能用社會議題，有的可能用經(jīng)濟議題。有的則運用多維度組織他們的信念。因此，選民如何自我界定他們的自由或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會產(chǎn)生不同的結(jié)果。過去的研究恰恰忽略了對自由、保守自我認同的含義以及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自我認同論（見圖1）。④
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的自我認同，即象征和議題的相互作用，會啟動民眾對自由和保守的評估，從而最終確定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與康弗斯的觀點相比，自我認同論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色：其一，強調(diào)了意識形態(tài)的議題傾向。按照他們的觀點，不能泛泛而論某個選民具有自由或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只能說在某個議題上他是自由或保守的。其二，突出了象征，尤其是情感對選民心理的影響。議題如何啟動選民的自由或保守的傾向？是象征。象征可歸為兩類：認知類型，指與象征相關的客觀信息或?qū)嵸|(zhì)性的內(nèi)容；評估類型，指象征引發(fā)的情感。對于前者，學者們關注較多，但對于后者關注較少。而最有可能的恰恰是這些標簽能夠產(chǎn)生強烈的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其三，自由與保守不是對立的。自由與保守共享一個共識框架，兩種意識形態(tài)之間并不是負相關。而且一個人可能同時擁有自由或保守的思想，譬如有可能其在社會議題上是自由的，但在經(jīng)濟議題上卻是保守的。
自我認同論解釋了人們可能受到不同議題的影響，從而導致了態(tài)度的不一致。但是仍然有一問題沒有解決：這些議題是如何影響個人的決策的？基于這樣的追問，費爾德曼在對自我認同論考察過程中，強調(diào)了價值的作用。在康弗斯的論文中，沒有解釋公眾態(tài)度和喜好是如何形成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認為精英的態(tài)度被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所影響，而普通的公眾不具有意識形態(tài)，也就不具有系統(tǒng)的思維。費爾德曼則認為普通的公眾也具有意識形態(tài)，因此就需要進一步探討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是如何來的。他認為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并不具有系統(tǒng)性，并不被系統(tǒng)完整的信念和價值所決定，而是由某種重要的信念和價值所決定。也就是說費爾德曼拋棄了康弗斯的信念和價值的系統(tǒng)性，而強調(diào)重要性。具體到美國來說，他突出了三種價值：機會平等、經(jīng)濟個人主義，以及自由市場制度。其中自由的市場制度與其他兩種價值的沖突不大，因此對公眾的政策及議題的影響不大，影響最大的價值是經(jīng)濟個人主義和平等。所謂經(jīng)濟個人主義是有關經(jīng)濟過程和社會流動的系列信念，強調(diào)個人生活中需要個人付出努力，個人的成績成為主要的文化價值。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發(fā)展出的是平等的價值。平等強調(diào)兩點：一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結(jié)果的平等；二是機會的平等。工作和地位的升遷必須對所有人開放。在此基礎上，個人的貧窮和地位低就是個人失敗的結(jié)果。⑤之后，他與扎勒（John Zaller）合作發(fā)表的文章中，對此作了更為簡潔的描述。多數(shù)美國人根據(jù)自由、平等、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等價值行事，但并不是單純按照左與右，或者自由與保守行事，而是在許多情況下面臨著價值的沖突。譬如自由派無法忽略個人主義和有限政府，保守派無法拋棄平等和民主。但相比較而言，保守者很少價值沖突。自由者比較明顯，必須調(diào)節(jié)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和有限政府。⑥個人擁有一定的價值觀，而每個議題自身也擁有價值觀，個體在接觸這些議題時就會出現(xiàn)以下幾種變化：接受、拒絕、改變、弱化。扎勒對這幾種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探討，提出了三項基本原理：原理1，隨著政治意識總體水平的功能不斷增加，個體在既定的時間內(nèi)接收自由和保守的概率是獨立的，接受是真正吸收和理解了信息。原理2，對接收的信息拒絕，體現(xiàn)為以下兩種情況：其一，個體的價值和信息所傳播的價值距離越遠越可能拒絕；其二，個體越可能意識到信息的價值是精英所提供越可能拒絕。原理3，兩種類型的觀點改變—轉(zhuǎn)變或弱化—都可能發(fā)生：其一，接受相反信息，沒有接受贊成的信息，將會轉(zhuǎn)變；其二，沒有接受信息，或接受兩方面的信息，將會弱化。⑦
公眾不是沒有意識形態(tài)，只是在具體環(huán)境下所面臨的價值沖突導致了他們態(tài)度的不一致。這種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響應。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提出了價值多元論的模式，該模式宣稱人們有可能用整合復雜性的方式對某個議題領域進行思考，即在如下的程度下：議題領域激活的相互沖突的價值，人們知覺是重要的，而且?guī)缀跏峭戎匾?。⑧巴爾尼亞（Marina F. Barnea）和史華慈（Shalom H. Schwartz）探討了古典自由主義與經(jīng)濟平等主義兩種價值對選舉的影響，他們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國家，人們最關注古典自由主義，經(jīng)濟平等主義對選舉的影響不大。但是在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中，經(jīng)濟平等主義對公眾的影響就很突出，從而影響著選舉的結(jié)果。⑨
易得性模式
扎勒既與費爾德曼合作探討了價值在意識形態(tài)中的作用。與此同時，他提出了有關公眾意識形態(tài)的另外一種解釋：易得性模式。
在其成名作《公眾輿論的本質(zhì)與起源》（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一書中，扎勒就對人們態(tài)度不一致的現(xiàn)象進行了歸納，譬如在不同的時間段詢問同樣的問題，人們會做出不一樣的答復；訪談場景、問卷中所提問題的順序的不同，甚至只是簡單地改變一兩個詞語就會導致人們在答復問題時出現(xiàn)很大的差異。那么人們面對問卷的調(diào)查為何反復無常？他并沒有像康弗斯那樣將其歸因為人們沒有真正的態(tài)度，早在1984年他在寫作博士論文時就意識到公眾的政治態(tài)度具有如下的特征：人們不斷接受各種各樣的政治新聞和信息流，他們的效價卻可能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對于大多數(shù)民眾來說，他們對于國家的政治信息并不太關注，因此對于接觸到的信息往往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結(jié)果他們大腦中儲存的政治觀念、主張和考慮事項，可能只有部分一致。當他們接受問卷調(diào)查時，這些信息不可能項項都考慮到，只有那些在記憶系統(tǒng)中即刻獲得的（immediately accessible）信息，即最先躍入腦海的信息才能成為決策的依據(jù)。因此，公眾在回答問題時在不同時間內(nèi)出現(xiàn)不一致的情況，那是因為在不同的時間內(nèi)，考慮的突出事項是不同的；提問問題順序的改變或措辭的改變會影響公眾答復的不同，也是因為它們導致了回答問題時考慮的突出事項的改變。⑩簡言之，他把觀點反復的原因歸為易得性（accessibility），調(diào)查語境的改變導致人們大腦中政治信息易得性的差異。
扎勒與費爾德曼合作對此做出了明確的解釋。通過調(diào)查他們發(fā)現(xiàn)，多數(shù)人對待同一問題持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都有正反兩方面的考量，表達何種態(tài)度取決于當時哪種因素變得突出，或者說哪種因素被優(yōu)先考慮，即最先映入公眾腦海的因素在做決策時起著關鍵的作用，這就是易得性。即每次對問卷的答復只表明在記憶中最容易獲得的想法。?
自我認同論與易得性的解釋角度盡管有差異，但是由于兩種模式的作者多有重合，因此他們的觀點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在于解釋的環(huán)境的差異。自我認同論關注價值的沖突，而易得性則關注價值模糊性的情況。易得性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這些學者都強調(diào)了問卷調(diào)查中，問卷條目以及所具有的環(huán)境啟動了儲存在記憶中的因素，而那些最容易獲得的因素往往對于公眾在回答問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約束性的等級模式
佩弗利（Mark A. Peffley）與赫維茨（Jon Hurwitz）也對康弗斯的觀點進行了回應，提出了約束性的等級模式。與康弗斯一樣，他們也劃分層級，但不是對選民，而是對意識形態(tài)本身。他們把意識形態(tài)劃分為自上到下的三個層級（見圖2）：第一層級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維度；第二層級是不同政策領域總的態(tài)度，包括了種族、經(jīng)濟、外交和社會—道德四個大的領域；第三層級為各個領域的具體政策。那么如何來判斷公眾是否具有意識形態(tài)呢？康弗斯將系統(tǒng)性理解為意識形態(tài)的特征，費爾德曼、扎勒等將議題傾向看作是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特征，而佩弗利、赫維茨則能夠?qū)⒆杂苫虮Ｊ氐瘸橄蟮脑瓌t運用于具體的政策，具有這樣的能力就可以判斷該個體具有意識形態(tài)。?
他們把人們的政治態(tài)度劃分為三級，如下圖：
根據(jù)這樣的標準，他們對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得出了較為樂觀的結(jié)論，他們認為公眾在具體的政策態(tài)度上可能會出現(xiàn)前后不一致的情況，但是確實像精英一樣具有將抽象原則應用于具體政策的能力。以外交政策為例，那些支持戰(zhàn)爭的、有種族中心主義傾向的、共和黨背景的，越具有軍國主義的、反共產(chǎn)主義的、孤立主義的情結(jié)，就越會支持國防花費、反對武器管控、支持軍事干預中美、反對與俄國搞好關系，以及支持貿(mào)易限制。?
情智理論
馬庫斯（George E Marcus）與其同事提出了情智（affective intelligence）理論，對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分析。
所謂情智理論，是探討情感與理性如何互動，以產(chǎn)生對政治進行深入思考和廣泛關注的公民。該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在政治領域，當公民遇到新奇和威脅的人、事或議題時，引發(fā)新的評估和政治判斷。之所以稱作情智理論，意在強調(diào)情感和理性并不是截然相對的，兩者是互補的、微妙的互動，保持高度功能性的平衡。?情智理論包括以下三個關鍵點：
其一，情感分為正面和負面，呈現(xiàn)循環(huán)模式。正面情感從低到高分別是對主觀掌握行為的考察；另一種是負面的情感，是對帶有威脅性入侵信息的監(jiān)控。正面情感的反面是抑郁，負面情感的反面是平靜。缺少負面的情感意味著缺少外在的威脅，缺少正面的情感意味著內(nèi)在控制的缺失，個人會面臨麻煩，可能導致長期的抑郁。?
其二，在正面情感下，人們按照既定傾向行事，但在負面情感下監(jiān)視系統(tǒng)就會啟動。在他們看來，人們能夠積極運用處于大腦邊緣的兩套情感體系：既定傾向（disposition）和監(jiān)視系統(tǒng)。它們都屬于評估的前意識，作為情感的評估，對思維和行為產(chǎn)生影響。平常情況下，運用既定傾向，而新奇和危險的情況下運用監(jiān)視系統(tǒng)，以阻止、思考和調(diào)整他們的行為。?
其三，焦慮是兩套系統(tǒng)轉(zhuǎn)換的關鍵。在馬庫斯看來，情感與理性并不是矛盾的、對立的，當積極的情感，尤其是熱情出現(xiàn)時，情感就會出于主導地位，主宰人們的理性。相反，當焦慮出現(xiàn)時，則使人們拋棄原有的認知方式，冷靜地思考所面臨的問題。?
根據(jù)情智理論，如何來解釋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呢？與康弗斯認為意識形態(tài)對普通的選民沒有影響的結(jié)論相反，馬庫斯認為意識形態(tài)對選民影響巨大。他把選民歸為以下三類：一是政黨認同，二是旁觀者，三是持久異化者。其中第三類作為社會的異類，很難被各個黨派說服。因此，在競選中依賴政黨認同者的支持，同時說服和動員旁觀者。?選民對政治的關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關注程度的高低隨著政治環(huán)境所導致情感的波動而變化，而且人們對政治的關注并不一定導致對政黨的支持。換言之，熱情會促進對所認同政黨的支持，而焦慮則會促進對所認同政黨的背叛。21也就是，有些公眾還是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長期以來支持某個政黨，但在焦慮的狀態(tài)下，就會拒絕已有的政黨信念。
結(jié)語
二戰(zhàn)以后，與思想界仍然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三分相比，政黨及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中基本拋棄了激進的思想，進而轉(zhuǎn)變?yōu)樽杂膳c保守的二分。行為主義政治學介入到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雖然都號稱運用了實證的研究方法，但研究的結(jié)果存在一些差異，有人承認、有人則否認民眾存在著意識形態(tài)。即使承認民眾存在著意識形態(tài)，但在具體的解釋方面也存在著差異。如果我們把民眾無意識形態(tài)和有意識形態(tài)作為連續(xù)統(tǒng)的兩極，康弗斯的觀點與約束性的等級模式分居于兩端，居于中間的是情智理論、自我認同論和易得性模式。情智理論認為民眾意識形態(tài)時有時無，轉(zhuǎn)換的關鍵即在于焦慮的有無。自認同論與易得性模式承認民眾有意識形態(tài)，但認為民眾的態(tài)度有時是不持久、不一致的。
為何會引起爭論呢？仔細分析這些學者的觀點，很重要的在于大家對意識形態(tài)有無的標準存在著爭議?？蹈ニ沟挠^點、情智理論的標準最高，把意識形態(tài)界定為系統(tǒng)性的理性思維，因此他們對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的判斷最低。易得性模式、自我認同論將意識形態(tài)界定為在某些議題上能夠運用自由、保守等維度分析問題的能力，標準有所放低，因此判斷較為樂觀。最為樂觀的是約束性的等級模式，把意識形態(tài)界定為用抽象原則分析具體政策的能力，標準最低。
但是即使存在上述的爭論，從爭論中我們也能發(fā)現(xiàn)一些共性。譬如，他們都承認自由與保守的維度，他們運用的研究視角也有共性，都屬于政治心理學的視角，康弗斯從政治態(tài)度的角度對意識形態(tài)進行分析，自我認同論、易得性模式、約束性的等級模式屬于政治認知，而情智理論則屬于政治情感。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了政治心理學的發(fā)展歷程，政治態(tài)度的研究流行于20世紀50、60年代，70年代以后政治認知的研究占據(jù)了政治心理學的主流，自80年代以后政治情感的研究逐漸擁有了一席之地。
從研究的內(nèi)容來看，學者們以民眾與議題的關系為核心構建自己的理論。自我認同論、易得性模式直接是以議題傾向概括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與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是一個互動關系。民眾不再對激進的意識形態(tài)感興趣，政黨也不再對國家的性質(zhì)爭論，區(qū)分各個政黨的主要是各個議題方面不同的主張。兩者的互相影響、促進，從而導致了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
注釋
1［美］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頁。
2Philip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David E. Apter , 1964, pp. 206-226.
3Stanley Feldman, "Measuring Issue Preferences: The Problem of Response Instability," Political Analysis, 1989, 1 (1) , pp. 25-60.
4Pamela J. Conover and Stanley Feldman, "The Origins and Meaning of Liberal/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1, Vol. 25, No. 4, pp. 617-645.
5Stanley Feldman,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983, Vol. 11, No. 1, pp. 3-29; Stanley Feldman, " Structure and Consistency in Public Opinion: the Role of Core Beliefs and Valu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8,Vol. 32, No. 2, pp. 416-440.
6Stanley Feldman and John Zaller,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mbivalence: Ideological Responses to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Vol. 36, No. 1, pp. 268-307.
7John Zaller, "Information, Values, and Opin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1, Vol. 85, No. 4, pp. 1215-1237.
8Philip E. Tetlock, "A Value Pluralism Model of Ideological Reaso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Vol. 50, No. 4, pp. 819-827.
9Marina F. Barnea and Shalom H. Schwartz, "Values and Vot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8,Vol. 19, No. 1, pp. 17-40.
10John R.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0-36.
11John Zaller and Stanley Feldman, "A Simple Theory of the Survey Response: Answering Questions versus Revealing Pre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 Vol. 36, No. 3, pp. 579-616.
12Roger Tourangeau and Kenneth A. Rasinski,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Context Effects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Vol. 103, No. 3, pp.299-314；Richard Nadeau and Richard G. Niemi, "Educated Guesses: The Process of Answering Factual Knowledge Questions in Survey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95,Vol. 59, No. 3, pp. 323-346.
13Mark A. Peffley and Jon Hurwitz,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Attitude Constrai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5,Vol. 29, No. 4, pp. 871-890.
14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 "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 A Hierarchical Mode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7, Vol. 81, No. 4, pp. 1099-1120.
15George E. Marcus, W.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1-2.
16George E. Marcus, "The Structure of Emotional Response: 1984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8, Vol. 82, No. 3, pp. 737-761.
17George E. Marcus,et al.,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Cognition:The Impact of Extrinsic Anxiety o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Tolerance Judg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5, Vol. 26, No. 6, pp.949-963.
18George E. Marcus and Michael B. Mackuen, "Anxiety, Enthusiasm, and the Vote: 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Learning and Involvement During Presidential Campaig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Vol. 87, No. 3, pp. 672-685.
19Michael Mackuen, et al., "The Third Way: The 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W. Russell Neuman, George E. Marcus, Ann N. Crigler, and Michael Mackuen eds.,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28.
20George E. Marcus, "Democratic Theories &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Polity, 1988, Vol. 21, No. 1, pp. 25-44.
21Michael Mackuen, et al., "The Third Way: The 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W. Russell Neuman, George E. Marcus, Ann N. Crigler, and Michael Mackuen eds,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129-132.
Whether People Have Ideology: Theoretical Struggle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Ji Naili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re are fre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West, but there are only free and conservative ideologies in the real political life. Whether the general public has ideology is controversial among the behaviorist political scholars; there are five views: Converse's point of view, intelligence theory, self-identity theory, availability model, and the mandatory hierarchical pattern. Behind the argumen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y, that is, what kind of standards should be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ublic has ideology.
Keywords: free, conservative, ideology, behaviorist political science
【作者簡介】季乃禮，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外政治學說和政治心理。主要著作有《三綱六紀與社會整合—由 <白虎通 > 看漢代的社會人倫關系》《政治心理學導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