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地中海意象

《天下都地圖》以太平洋為中心繪制

澳大利亞，整個的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和澳洲，實際上是一個類似于地中海的地理空間、文明空間和政治空間。不折不扣，這是今日西太平洋的東方地中海意象，串聯(lián)起太平洋，進而連貫起整個世界。

首先向大家陳述的是所謂的東、西兩方的“地中海意象”。眾所周知，地中海連接歐亞非三洲，再經(jīng)直布羅陀海峽和蘇伊士運河，西貫大西洋，東接印度洋，也就是聯(lián)結起世界。尤其從大航海時代以來，地中海將歐洲和大西洋串聯(lián)貫通，進而將整個世界聯(lián)貫一體，蔚為象征。

概而言之，地中海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地理概念，而且，輾轉推陳，已然成為一個文明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實際上，所謂的現(xiàn)代世界，就是由17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氤氳涵養(yǎng)，而逐步推展為“大西洋文明”，再呈現(xiàn)出今日這般“太平洋文明”之曙光初現(xiàn)，由此三波疊加，層累地形成的。

在東北亞地區(qū)，不僅中國渤海、黃海和東海以及日本海，概為一地理與政治空間，而且，北從庫頁島至日本諸島、朝鮮半島，外擴至關島，一直南下到臺灣、菲律賓，甚至擴展到澳大利亞，整個的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和澳洲，實際上是一個類似于地中海的地理空間、文明空間和政治空間。不折不扣，這是今日西太平洋的東方地中海意象，串聯(lián)起太平洋，進而連貫起整個世界。

在此大框架里，中日關系問題是兩百年來東亞歷史轉型到了最后收尾時段的最后一場博弈。細而言之，這一問題可從近、中、遠三個角度來看。

從眼前來看，中日關系問題涉及到東亞地區(qū)地緣政治空間中，誰是東亞經(jīng)濟、政治發(fā)展以及文明發(fā)展的引擎，一個領導者角色的遴選分配問題，由此而有中日之爭。雖說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長期位居亞洲最發(fā)達國家，率先進入世界體系，卻是不爭的事實。

故而，風水輪流轉，今日亞洲雙雄爭鋒，中日關系遂成一大“問題”。而從可見未來觀察，則中國“后來居上”，不僅是趨勢，想必也是事實。如此這般，則日本心態(tài)失衡，壓力倍增，可想而知。窮則思變，此時此刻，沒事也會找出事兒來的。

從中期來看，可能牽扯到戰(zhàn)后60年了，《雅爾塔條約》所建立的世界體系是否還適用這一問題。實際上，早在戰(zhàn)后不久，基于冷戰(zhàn)需要和全球布局，倒是這一體系的締造者老美率先將此體系撕開了一個口子。在下以為，在這個地方，要有思想準備。畢竟，現(xiàn)在日本的主要勞動人口已經(jīng)是戰(zhàn)后第三代人了，他們成長起來了，不再想背負沉重歷史包袱。

值此情形下，如果一再要求對方就歷史問題不停道歉，有沒有現(xiàn)實可能性？有沒有意思？這是一個現(xiàn)實問題。我接觸到一些日本青年，我感覺，如果你要他就爺爺?shù)氖虑橐辉俚狼?，他嘴上不說，心里可能很反感；雖說明知應該道歉，但卻依舊不舒服。德國現(xiàn)在的青年人何嘗不是如此。這就是心理，一種人類心理，需要我們共同正視。

在此，還有一條，就是日本要解禁自衛(wèi)權，逐步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此舉不惟針對中國，實際上也是針對美國所主導的戰(zhàn)后世界秩序。日本希望成為正常國家，而且，終亦必夢想成真，我覺得這一條中國不僅要有思想準備，也要有一定的同情。因為日本現(xiàn)在是一個半主權國家，大量美軍駐在，暗中處處受控。當年民主黨上臺，鳩山由紀夫拜相，圖有所變，遠美帝而親華夏，結果立馬招致反彈，可以為證。

期間，美帝背后下手，大家都心知肚明。作為一個具有悠久立國立政歷史的國家，日本希望擁有完整主權，于情于理，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位居世界經(jīng)濟老三，在他們自己看來具有高度文明，尤其戰(zhàn)后建立起成功的民主體系，確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值此情形下，它要爭取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中國對此無效抵制，還不若給予同情的理解。

可能，未來幾十年間，中國必須對兩件事保有充分思想準備。

一是南北韓的統(tǒng)一，這是早晚的事情。屆時，臥榻之側，一個擁有一億人口和核子武器，而國民懷持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國家出現(xiàn)了，其對中國未來的地緣政治和東北亞局勢將會造成強烈的沖擊，是不難想見的。

二是日本早晚會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你可以通過大國博弈阻止或者延緩這一進程，但是，終究而言，它不成為正常國家才是不正常的。從國族利益和國家理性出發(fā)，對于上述進程能夠抵擋一陣就抵擋一陣；在無法搬走、只得相處的鄰居的意義上，敦睦比交惡好，卻應給予同情的理解，于中華民族政體利益而言，可能利大于弊。

凡此種種，要有足夠的意識和思想準備，要有政治預案。在下如此陳言，料想會遭謾罵，但理性在此，不得不說。

從長遠來看，過去中日之爭，甲午之戰(zhàn)，是已然步入到現(xiàn)代世界體系里的初步現(xiàn)代國家和一個還沒有進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東方帝國之戰(zhàn)。中國八年抗戰(zhàn)，實際是都進入了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兩個國家在較量，各有盟恃，各擁資源。時值今日，這個問題要重新看?？赡苡幸粋€超越既有的世界體系，而重新塑造世界體系的問題。

換言之，中美共治下的和平，會否成為世界體系的核心？

在這個大視野里看這個問題，就牽扯到一件事，即中國的“1840情結”和日本人的“原爆受害者情結”，中國人作為東亞老大這一“老大帝國情結”和日本的“亞洲一等公民情結”。日本之有此一情結，源自我是亞洲最先發(fā)達的、最好的現(xiàn)代化國家，我也是亞洲民主建設、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面做得最好的國家的這一自負。

凡此情結交集而糾結，實在不容易厘清。冷靜處理，不僅要有大格局，而且要看到“發(fā)展是硬道理”這一點。在此，民粹主義最壞事，簡單幼稚的民族主義同樣壞事，無裨于調(diào)處這些關系。晚近十多年來，雙方的格局都很小，令人遺憾。

另外，甲午一戰(zhàn)，日本覺得中國海軍不堪一擊，仿佛至今在文化心理上仍然不愿平視對方，姑且不說因著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生活水準的差異，一般的日本人多少看不起中國，多數(shù)似乎也不太了解發(fā)展中的中國。

但是，另一方面，以日本作為一個國族和文明而言，就其資源、人口、文明的時空含量來看，迄止上世紀80、90年代，已然登峰造極，功力已然發(fā)盡，不可能再攀高峰了。而恰恰就在同一時段，旁邊這樣一個龐大的中國文明實體逐漸崛起，如日中天。

值此情形下，他要了無焦慮，才不正常呢！在此，以仁恕之心待人，中國也要充分考慮到你的鄰邦，只有一億五千萬人口，在歐洲是一個大國，跟中國相比不能算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力量，其焦慮的正當性，然后怎么來適予安撫，讓他打消顧慮。

我接觸到一些日本教授，他們似乎有一個感受，“你們會不會以及什么時候報仇？打我們？”正如同我們同樣也有“日本什么時候再會侵略中國？日本重新武裝后會不會再度侵略鄰邦？”這樣的擔憂。

我覺得這個事情涉及雙方文化心理和民族憂患，需要從鄰人相處之道來考慮。為什么他們和我們會有這種焦慮？光嚷嚷你們?nèi)毡镜蹏髁x侵略我們，你們犯下過滔天罪行，你們法西斯軍國主義，解決不了問題。

誰是真正的敵人？

過去陳寅恪先生說環(huán)華危機，而以西北邊患和東邊倭寇對我華夏文明危害最大……今天，從國族的政治成熟的角度來說，究竟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誰，同樣需要在政治上進行省思。否則，四面出擊，八方樹敵，不智，不祥。

第二點，也是中日關系與東北亞局勢中所涉及和反映的，而恰恰是最為重要的關鍵，就是政治。中國的大轉型行進到今天，如從1860洋務運動算起，已然經(jīng)過了154年，不外乎是一個政治建國的進程，指向“發(fā)展經(jīng)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yōu)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四大指標，而以“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四位一體籠而統(tǒng)之。

在此進程中，什么是政治？政治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不僅一直伴隨著一個半世紀的轉型，而且，應當在建設現(xiàn)代中國和建設現(xiàn)代世界的意義上重新加以思考。此為大是大非，大經(jīng)大法。

我們說政治旨在“確立主權，提供秩序，分清敵我，劃分公私”。但在非常政治的大轉型時段和國家間政治中，分清敵我，最為關鍵，堪當核心。換言之，當今之世，究竟中國最主要的敵人是什么？誰才是中國的大敵？在這個問題上不清不楚，胡得安邦治國？怎能建政立制？

過去陳寅恪先生說環(huán)華危機，而以西北邊患和東邊倭寇對我華夏文明危害最大，蓋先生對于沙俄擴張和日寇進逼的來龍去脈，每多歷史眼光，保持政治清醒，故而提示同胞，警策世界。今天，從國族的政治成熟的角度來說，究竟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誰，同樣需要在政治上進行省思。否則，四面出擊，八方樹敵，不智，不祥。

進而言之，就今日情形而言，日本是不是中國的敵人或者最大敵人？這需要討論。

中美兩國有矛盾，而且是結構性矛盾，因為大國的成長總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進程，但是，是不是一定就會打起來？和日本能打起來嗎？西北邊陲的老毛子靠得住嗎？或者，最靠不??？這些問題均需考慮。深長思之，決不能容忍媒介的叫囂和民粹的鼓噪誤導心智。“人民群眾”在此恰恰是最盲目的，信不過，不可信，不能信。

說到底，中國是一個孤獨成長的大國，環(huán)顧之下，沒幾個盟友，更無堅定的盟友。過去還有一個北朝鮮，包袱背著，現(xiàn)在也快鬧翻了。“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松松散散。尤其是后者，雞肋，靠不住。有比沒有強，但無幾個堅定盟友，要在國際上混，總不是個事。值此情形下，這樣一個大國會不會因為孤獨而孤注一擲？這是西方的疑慮，值得我們思考和回應。

雖說國家間關系里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文明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還是要考慮的。由此涉及中國的政體與文明，其成長與發(fā)展諸項，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刻下中國有軟肋。換言之，現(xiàn)代世界，一個轉型成功的國族，必然解決了政權的來源問題，而以“權為民所賦”所奠立的“主權在民”來支撐，獲得國內(nèi)政治的正當性，進而穩(wěn)定性。

換言之，由此一舉解決“政權的永久性的正當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來表征和兌現(xiàn)。刻下中國，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尚未完全解決，致使中國政治未能完全上軌道，意味著中國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轉型還沒有完成。

在這種情況下，你以一個未完成轉型的、正在向現(xiàn)代國家進發(fā)的龐大實體，四面出擊，是不是到時候了？難道這不是軟肋？我覺得還不到時候，還要埋頭干活才是。這樣說，不外是想說明，國家間關系牽扯到內(nèi)政，而引發(fā)出更為廣泛的一些問題，比如政體與文明的問題。

說到文明，則歷史記憶、歷史意識及其塑育，涉及一般民眾，頂頂要緊。我看到一些文章，也聽人說過，有一些越南人，包括越南的普通民眾，他們有一種想法，仿佛是一個歷史記憶，說“當年我們越南和中國劃江而治的時候”，如何如何。江者，長江也——老天爺，怎么會有這種想法呢？怎么會有這種歷史記憶呢？

據(jù)說越南不少人有這種想法，以為當年長江以南都是“我們的”。剛才誰說到高句麗問題，他們的激烈民族主義者聲稱要建一個跨長白山的東亞大國，其間同樣涉及到政體、文明和地緣政治諸項，而這些問題恰恰是現(xiàn)在中國這一孤獨者還沒解決的。這是我今天想說的第二點。

意識形態(tài)、國家關系與民主和平論

中國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不同，換言之，在他們眼中，此為一個集權國家和民主體制的對抗。他們自負占據(jù)著道義制高點，就美英而言，內(nèi)里延續(xù)著大航海以來的西方強權的思維慣性和強盜邏輯。

第三點，我想順著“政治”這個主題，談一下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關系的問題。

過去有一種講法，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fā)生戰(zhàn)爭，此即國際關系理論中所謂的“民主和平論”?？晌覀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民主國家的內(nèi)戰(zhàn)。還有一種講法，意識形態(tài)一致的國家不會有戰(zhàn)爭，可越南和中國意識形態(tài)基本一致，卻因為國家利益之爭而鬧得不可開交，幾番交戰(zhàn)。過去的中蘇關系，發(fā)展到珍寶島交火，發(fā)展到“亡我之心不死，陳兵百萬”云云，亦可為證。

凡此種種，說明國家間關系所涉因素眾多，遠非某一因素所能獨力解說。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不同，換言之，在他們眼中，此為一個集權國家和民主體制的對抗。他們自負占據(jù)著道義制高點，就美英而言，內(nèi)里延續(xù)著大航海以來的西方強權的思維慣性和強盜邏輯。

如此一來，是不是戰(zhàn)爭的危險性隨之增高了？是否姑且不論，它至少提醒我們，既有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等分析范式，東方與西方、成長中的強權與既有的強權等概念，可能無法解釋當下的千般復雜、萬般糾結，而需要我們在既有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充分了解其復雜性與長期性。

不過，既然說到道義制高點以及文明的轉型，我想舉一個例子。前不久，現(xiàn)任日相訪問歐洲，有人問到你對過去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看法等等，我記得，此君王顧左右而言他，在東拉西扯幾句敷衍搪塞后說，我們非常自豪，在戰(zhàn)爭的廢墟上，通過認真反思，日本建立起了一個成功的民主法治國家，云云。

——各位，不要小瞧了他的聰明，他在宣示一種自豪的同時，等于將對手貶抑到道義低地，而這恰恰是西方媒介心領神會、人云亦云之處，可能，也是某種現(xiàn)代的世道人心。我們知道，不可能一旦中國轉型為民主政體，國家利益之爭隨之煙消云散，戰(zhàn)爭陰影蕩滌殆盡。

但是，從國家間政治場域回到國家政治語境，它說明內(nèi)政意義上的政體涉及到國家間政治中的道義制高點，不完全是打一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