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fā)時，把進北京比喻為“進京趕考”。六十多年來，我黨一直堅持和發(fā)揚這種“趕考”精神，保持憂患意識，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新世紀新形勢下，面對新的問題，我們更要以“趕考”的精神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增強“趕考”意識，提高“趕考”能力，常行“趕考”之事，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
【關鍵詞】趕考精神 群眾路線 趕考能力
【中圖分類號】D252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第四次來到西柏坡時指出，“60多年過去了，我們黨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我們面臨的任務依然艱巨，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我們所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黨中央從西柏坡出發(fā)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歷史已經走過了64個春秋。在新的歷史節(jié)點上，習近平總書記“趕考仍在繼續(xù)”的講話，如警鐘長鳴，寓意深刻，永葆“趕考”的精神狀態(tài)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有著重大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
“趕考”精神提出的歷史背景
1949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zhàn)場上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黨領導中國革命近三十年，歷盡艱難險阻，經歷了無數(shù)仁人志士的犧牲，終于迎來勝利的曙光，但毛澤東并沒有滿足于戰(zhàn)場的勝利，而是在思考取得全國勝利后，如何長期執(zhí)政這一新的歷史課題，思考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十天后，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fā)時，他嚴肅而深情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在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①
為了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預防驕傲自滿情緒的滋生，毛澤東還提出“六不”（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提前定下了規(guī)矩，未雨綢繆，防微杜漸。
“趕考”精神的豐富內涵
準確理解和把握“趕考精神”，首先要深入體會“趕考”精神的內涵。筆者認為，“趕考”精神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兩個務必”的清醒的執(zhí)政意識。黨取得全國勝利以后，即實現(xiàn)了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歷史地位的轉變，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也隨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因為取得了全國勝利，奪取了國家政權，一些同志可能會滋長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情緒，開始貪圖享樂，忘卻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而走向腐敗。因為勝利，人民擁護我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來湊熱鬧，渾水摸魚，甚至發(fā)射“糖衣炮彈”，這些對于共產黨人都是嚴峻的考驗。能不能經受得住這些考驗，是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問題。“兩個務必”的提出，表明了黨擁有高度的預見性和清醒的執(zhí)政意識。
第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憂患意識。取得了全國勝利，革命成功了，值得慶祝。但是如果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居功自傲可能就會步李自成的后塵，革命的勝利果實可能就會失去。李自成速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腐敗和特權。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者們只把民心、民力當成奪取政權的工具，一旦政權穩(wěn)固，往往走向人民的反面。正因如此，幾千年封建社會始終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趕考”正是體現(xiàn)了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
第三，“民貴君輕”的傳統(tǒng)民本思想的延續(xù)。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樸素的民本意識在中國源遠流長，毛澤東熟讀經典，更是深受其影響。但是，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是理想主義色彩很嚴重的思想，在等級森嚴的封建專制制度下是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的，只是思想家們美好的愿望而已。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傳統(tǒng)民本思想進行了辯證的否定，在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民主政治理念，使之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理論高度，是對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②。
第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的生動體現(xiàn)。歷史唯物主義批判了英雄史觀，提出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的觀點，唯物史觀也成為馬克思一生最重大的兩個發(fā)現(xiàn)之一。中國共產黨人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決奉行唯物史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黨的群眾路線。“打江山”靠群眾，“坐江山”同樣離不開群眾。如果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驕傲自滿、腐化墮落，就會很快脫離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考官，一旦脫離群眾，“趕考”就失敗了。
“趕考”精神和群眾路線的內在聯(lián)系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書寫者，也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這是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原理。所以無論是誰去“趕考”，考官只能是人民群眾，最后評判的也只能是人民群眾，評判的標準也只能是看群眾是否答應，是否贊成，是否擁護。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產黨“趕考”的考官、判卷人和評分標準，這就是二者之間緊密的內在聯(lián)系。
我們黨的三大作風其一就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群眾路線也是黨根本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方法，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上都發(fā)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們黨員干部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總體是好的，做了大量切實的為人民謀福利的工作，成績卓著，非常值得肯定。但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脫離群眾，與黨的群眾路線背道而馳的問題，尤其是部分領導干部身上仍然存在“四風”問題，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回潏D名利浮華，弄虛作假成風；鋪張浪費嚴重，奢靡享樂盛行；甚至貪贓枉法，走上犯罪道路。這嚴重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嚴重影響了干群關系，必須認真加以解決。所以要常懷“趕考”之心，切實為群眾多辦好事辦實事，才能贏得群眾的擁護，才能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一場以人民群眾為考官的“大考”，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懷“趕考”之心，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才能在各種復雜的局勢面前不迷失、不懈怠、不退縮，才能從容應對各種考驗，向黨和人民交出滿意的答卷。
永葆“趕考”的精神狀態(tài)，踐行黨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傳家之寶，是我們黨的執(zhí)政之基。中國共產黨是靠堅持群眾路線、靠群眾支持起家的，沒有人民群眾就沒有共產黨。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我們黨依靠血肉相連的黨群關系，筑起堅固的銅墻鐵壁。在和平時期，長期執(zhí)政的共產黨與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老百姓之間的關系，總體上是好的，但也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一些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已讓老百姓深惡痛絕，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信號，如果不引起足夠重視并加以改善，可能就會像前蘇聯(lián)共產黨那樣。前車之鑒，必須引以為戒。“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執(zhí)政黨必須遵循的鐵律，所以必須要密切黨群干群關系。
黨在全國范圍內的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活動雖然已經結束了，但我們有必要繼續(xù)把“趕考”精神作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一個精神武器，把以“趕考”精神踐行群眾路線作為轉變干部作風的一個有效途徑長期堅持下去。
踐行群眾路線，首先增強“趕考”意識。踐行群眾路線，增強“趕考”意識，主要是增強：一是憂患意識。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解決了溫飽問題，基本實現(xiàn)了小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是我們與發(fā)達國家相比，與人民群眾心中的期望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深化改革、轉變發(fā)展方式、增進社會和諧、改善民生、治理環(huán)境等眾多問題等待我們作答，只有增強憂患意識，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方能應對各種挑戰(zhàn)。二是創(chuàng)新意識。江澤民說：“創(chuàng)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的不竭動力。”為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強化創(chuàng)新的意識，敢為天下先，開辟一條發(fā)展的新路，才能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繼往開來，夢想成真。三是宗旨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不變的宗旨，黨做的所有工作最終都是為人民謀利益，這也是判斷我們工作成績的最基本的價值標準，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心中裝著人民，兢兢業(yè)業(yè)工作為了人民，竭盡所能讓群眾滿意。四是使命意識。我們黨自誕生以來就肩負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神圣使命，今天，我們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接近這個目標，但所面臨的問題也更加繁重，任務也更加艱巨。我們只有大力弘揚“趕考”精神，切實增強歷史責任感、使命感，遠離空談，實干興邦，才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試中考出好成績，大步向著實現(xiàn)中國夢的偉大目標邁進。
踐行群眾路線，關鍵要提高“趕考”能力。當前一個歷史時期，黨面臨的重大考題主要有：全面深化改革，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心懷夢想，路在腳下。為了實現(xiàn)偉大的中國夢，黨員干部必須以時不我待的精神治好執(zhí)政能力的“恐慌癥”，盡快提高“趕考”能力。
一是提高領導科學發(fā)展的能力。我們黨執(zhí)政以后，始終把發(fā)展作為第一要務。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發(fā)展是硬道理”的理論指導下，我們黨率領全國人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中大膽試大膽闖，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奇跡。但是，由于一些執(zhí)政者政績觀扭曲，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帶來了資源透支、環(huán)境污染等一系列嚴重問題。嚴峻的現(xiàn)實逼迫我們對發(fā)展問題和領導發(fā)展的能力問題進行深刻反思。不走急功近利、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不走為了政績透支資源的絕路，這是發(fā)展的道德底線，每個執(zhí)政者都應堅守。今后要進一步提高領導科學發(fā)展的能力，各級干部應強化理論修養(yǎng)，學好唯物史觀，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全面發(fā)展；學好普遍聯(lián)系的理論，堅持協(xié)調發(fā)展；學好主觀與客觀辯證關系的理論，堅持可持續(xù)發(fā)展。有了理論指南，就能在提高領導科學發(fā)展能力重大問題上交出一張“趕考”的優(yōu)秀答卷③。
二是提高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為人民服務是永恒的考題。勝利前是為人民謀解放，勝利后是為人民謀幸福。面對這個永恒的考題，各級領導干部曾交出優(yōu)秀答卷，涌現(xiàn)了許多優(yōu)秀的考生，不僅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的高級干部，還有焦裕祿、孔繁森、任長霞等一大批執(zhí)政為民的中層、基礎干部?？墒?，近年來有些干部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淡了、能力弱了，這已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各級干部應該明白，無論是一個政黨，還是一名黨員干部，一旦失去了民心，就不會有任何作為?？v觀古今，橫看中外，王朝更迭，政黨輪替，盛衰興亡都取決于民心的向背。封建皇帝尚能得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誡訓，靠百姓打天下、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更應高度重視民心的凝聚。而凝聚民心，必須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本領，既要像焦裕祿那樣深入調查研究，體察民情民意，又要用好現(xiàn)代化的手段提高為人民服務的科技含量，學經濟懂管理，傾注心血和智慧，為老百姓辦一些實實在在的大事好事。
三是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趕考”的命題是毛澤東從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的歷史教訓中，為讓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律”提出的。在腐敗的沉渣泛起，奢靡之風蔓延的時刻，黨中央重提這個老話題，就是警示各級干部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歷史上，帝王朝政都是伴隨著腐敗走向覆亡的，有些英雄豪杰也是在奢靡中墮落蛻變的，許多人的悲劇都經歷了“奢—貪—敗”的演變歷程。河北既是中國共產黨“趕考”命題的發(fā)源地，又是打響反腐敗第一槍的地方。如今，有些黨員干部沒有汲取劉青山、張子善因腐喪命的教訓，“前腐后繼”的現(xiàn)象日趨嚴重，現(xiàn)在應該讓那“第一槍”的警鐘再響。作為新時期的領導干部，要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牢記“成由勤儉敗由奢”的古訓，高揚“清廉”的旗幟，從思想上筑起防奢拒腐的堤壩。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既要靠領導干部個人的“自律”，更要靠各級黨組織和紀檢機關的“他律”。各級黨組織要上好廉政提醒課、警示教育課、廉政文化課，讓警鐘長鳴。對黨員干部存在的不廉潔問題，黨組織要早發(fā)現(xiàn)、早報告、早教育、早處理，防止小錯釀成大錯。各級紀檢機關要發(fā)揮職能作用筑牢“防火墻”，用有剛性沒彈性的措施、制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各種公開、嚴紀、正風制度從墻上走下來，在拒腐防變的實踐中顯威，使黨員干部既不敢碰“高壓線”，又不能打“擦邊球”。
踐行群眾路線，最重要的是常行“趕考”之事。踐行群眾路線，弘揚“趕考”精神，不僅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行動上。從現(xiàn)在做起，從自身做起，千方百計為人民謀利益，警惕和防止官僚主義，克服形式主義，善解民心，善待百姓，設身處地為人民著想，竭盡全力為群眾辦實事，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切實解決就業(y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關乎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使全體人民安居樂業(yè)，過上殷實的小康生活。切實轉變干部工作作風，破解一道道難題，爭取得高分，讓人民滿意。
黨的十八大召開后，黨中央作出了改進作風的八項規(guī)定，提出了密切聯(lián)系群眾，搞好干群關系的新要求，把這些規(guī)定落到實處，真正做起來，才能拉近和群眾的距離，才能聽到真話，真正解決黨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厲行節(jié)儉，徹底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實際問題，重新樹立黨的良好形象。2015年4月以后，黨中央在黨員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引導激勵干部加強黨性修養(yǎng)、堅定理想信念、強化責任擔當、創(chuàng)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這兩項活動開展以后，各級領導干部帶頭執(zhí)行，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黨風政風得到了很大改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黨就是要常行“趕考”之事，把這些作風長期堅持下去，形成習慣，永葆“趕考”的精神狀態(tài)，在人民群眾心目中樹立起新的形象、新的權威，不斷迎接新考驗、走向新勝利。
（作者單位：河北工業(yè)大學）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習近平：“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再訪西柏坡側記”，《人民日報》，2013年7月14日。
③王英杰：“以‘趕考’精神匯聚圓夢中國力量”，《河北日報》，2014年1月22日。
責編 /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