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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yè)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xiàn)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

魏文侯治國理政， 既重視儒家仁政與德治，又重視法家的改革精神，是中國古代治國實踐中最早的“禮法合治”的典范。

戰(zhàn)國改革自三晉始，三晉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認為李克即李悝）變法。李克（前455-前395）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國家鼓勵墾田、激勵農(nóng)耕。他頒布的《法經(jīng)》，“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chǎn)權，并曾被商鞅帶到秦國，是商鞅變革的起點。李克的治理思想務實，總體上屬于儒法兼修的雜家范疇。

《史記》和《資治通鑒》都津津樂道李克的一則軼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請教國相的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適擔任國相呢？”李克沒有說具體人選，只談了談自己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要細致地觀察他的行為：“居?？此H近誰，富貴看他結(jié)交誰，顯赫看他保薦誰，困頓時看他何事不為，貧窮時看他何利不?。?rdquo;李克認為，憑這五條就足以確定國相人選了。魏文侯大喜，說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選任誰做國相了。李克的這一套識人之術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不乏類似表述，后代也流傳甚廣。其核心思想一是行勝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李克向魏文侯呈述完剛出門，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瞇瞇地問李克，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見，結(jié)果是誰啊？李克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翟璜唰地變了臉，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兩人之間的差別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向國君推薦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這三個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門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在孔子最優(yōu)秀的學生中，他以“文學”見長。卜子夏在魏國講學授業(yè)，創(chuàng)立了一個“西河學派”，其中不乏經(jīng)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習儒術，大約就受到卜子夏等人的影響。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統(tǒng)治者真正奉行過。有之，則從魏文侯始。魏文侯師從卜子夏學習經(jīng)藝，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貢（即孔子愛徒端木賜）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引起當時諸侯的震動：“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四 · 魏世家第十四》記載說，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禮敬賢人，仁愛國人，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翟璜也向國君推薦了許多優(yōu)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將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乃至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等。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于是，我們就發(fā)現(xiàn)，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yōu)勢——儒家自律比較嚴，同時還有戰(zhàn)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李克、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jù)李克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翟璜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李克的說法，為先前的失態(tài)向李克道歉。

治國理政，需要各種人才。“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短長”（《人物志》）。李克認為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yè)的干才，更需要能夠幫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下面這一則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擊（約前432-前370年）路遇田子方，下車伏謁施禮。田子方并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是富貴者值得高傲呢，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國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獲得就沒有那么容易了。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貧賤呢！魏擊，即后來的魏武侯，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太子的道理發(fā)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yè)、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歷年圖序》，相當于《資治通鑒》的一個大綱。其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chuàng)業(yè)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現(xiàn)危機謂之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這些人君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于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yè)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xiàn)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說話、處事、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唯此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管理更宏大的事業(yè)。

概言之，魏文侯治國理政，既重視儒家仁政與德治，又重視法家的改革精神，是中國古代治國實踐中最早的“禮法合治”的典范。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