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深遠的歐洲民族主義傳統(tǒng)

當饒勒斯和他的追隨者在為和平和社會公正斗爭的時候，民族主義政黨也因為國際間的緊張局勢，而在歐洲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法德兩國為了爭奪摩洛哥（1905年和1912年兩次摩洛哥危機）而劍拔弩張，俄奧因為塞爾維亞問題而引發(fā)沖突。在十九世紀末，民族與人權之間的連結正式瓦解了。對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民族保證了《人權宣言》基礎上的每個公民的權利得到尊重。而法國共和制的反對派卻反對人權，將之視為“抽象的”對民族的“肉體”歸屬。實際上，他們意欲剝奪的是外國人和具有猶太血統(tǒng)的法國人的人權。德雷福斯事件進一步擴大了外國人與猶太人的沖突。1894年，法國軍官德雷福斯上尉（le capitaine Dreyfus）將軍事機密出賣給德國人，軍事法庭因其撒謊和文件造假而對他提起上訴，判處他終身流放。德雷福斯因其猶太身份，被法軍參謀部輕易地認定有罪，這樣便可以保護真正的元兇埃斯特哈奇少校（le commandant Esterhazy）了，而后者才在實際上把機密文件賣給德國人的元兇。德雷福斯是十年后才正式重獲清白。這一波瀾曲折的事件，引起了法國社會內部激烈的沖突。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權聯(lián)盟（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于1898年成立，以便維護種族主義受害者的權益。而民族主義者們，也在同一年成立了法蘭西祖國聯(lián)盟（La 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宣傳對猶太人和外國人的仇恨。德雷福斯的捍衛(wèi)者們，要司法還德雷福斯以個人清白，他們希望重新恢復被法庭以國家的名義所玷污的共和國的名譽。而反對派們，卻站在軍隊一邊：他們只考慮軍事當局的榮譽，而對一個無辜者的判決漠不關心。在捍衛(wèi)德雷福斯的這一事件中，大多數(shù)法國人看到的只是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反軍國主義。另外，還有更為極端的說法，巴雷斯（Barrès）就曾宣稱：“只有在同一類人內部才有司法公正，而德雷福斯則是另一類不同的人的代表”。這種說法與人道主義相反：在巴雷斯看來，決定每個人人性的不是其作為人的事實，甚至也不是他的國籍（德雷福斯出身于法國家庭），而是他所謂的種族身份。從這種觀點，衍生出了許多關于不同人種生物和心理特性的極端言論。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排外主義占據(jù)了法國的輿論。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國、阿爾及利亞，乃至整個歐洲都激起了一系列傷亡慘重的反猶的暴力抗議。這種極端思想的負面影響，直至今日仍然沒有消除。

經(jīng)過德雷福斯事件中各方勢力的尖銳對立，以及（1905年）一系列世俗化法案的頒布，自由派和中間派政治勢力，受到各種極端政治派別的左右夾擊：左翼的有反資本家、提倡和平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右翼的有排外、反猶的民族主義者。研究這段歷史的主流學者（例如像勒蒙（Rémond）、奧里（Ory）、維諾克（Winock）、西西奈里（Sirinelli）、普羅夏松（Prochasson）、勒吉納（Lejeune）、施騰海爾（Sternhell）這樣的學者）認為，當時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都激烈反對源自啟蒙思想的共和主義意識形態(tài)。這些知識分子攻擊的是《人權宣言》的普適性原則。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在數(shù)量上占了大多數(shù)，主導了思想界，他們維護像秩序、祖國、社會等級、獨裁領袖掌控國家這些傳統(tǒng)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也得到了絕大多數(shù)天主教徒的擁護。人們區(qū)分出了巴雷斯的民族主義情感和莫拉斯（Maurras）領導下的法蘭西行動（L' Action française）的系統(tǒng)的民族主義。

夏爾勒·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完整的民族主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拒斥一切民主原則，轉而認同自然性的不平等，致力于復辟世襲君主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 1862～1923），則希望一個由人民賦予其合法性的軍事首領，作為議會代表的領袖，以挽救日趨墮落的議會制。他頌揚拿破侖為充滿能量的導師。波拿巴主義是對高瞻遠矚、能改變歷史進程的強權人物的意志和信仰崇拜。1789年的革命者參照的是古希臘的民主制和古羅馬的共和制，而拿破侖所效仿的，則是像亞歷山大大帝或凱撒這樣古代的偉大征服者。拿破侖珍藏著幾縷最初的幾位古羅馬皇帝的頭發(fā)。拿破侖帝國的偉大恢宏（而拿破侖四處征戰(zhàn)，給法國帶來的一系列的災難性后果就讓它忘卻吧!）激勵著極端的民族主義，也成了想要有所作為的國家領袖的難以釋懷的夢想，戴高樂是這方面的杰出榜樣，而貝當則是個反面教材。

1940年，民族主義促使絕大多數(shù)的知識、經(jīng)濟和政治精英與納粹通敵合作。巴雷斯認為，決定個人的并非是其所屬的人種，而是其深埋故土的根。巴雷斯有一種以自然為依據(jù)的民族身份的決定論觀念。這種觀念與納粹的觀念相接近，日耳曼的優(yōu)越性也是建立在“血統(tǒng)和土地”之上的。巴雷斯認為個人完全是由其出身決定的，這就是他為什么要攻擊淡化青年出身背景的共和派。他的小說《無根之人》（Les Déracinés）在二十世紀初獲得了巨大成功。這部小說讓很大一部分青年回歸傳統(tǒng)和排外的愛國主義。

總之，饒勒斯和巴雷斯呈現(xiàn)了兩幅相反的民族和人道的圖景。在饒勒斯看來，個人憑借著生活經(jīng)驗、教育背景、各種閱歷，有能力塑造自我。饒勒斯從自身經(jīng)驗出發(fā)，認為勞動能夠打破決定論，提高思想能力，改善社會生活。對此，巴雷斯回應道，人是受制于“遺傳、血統(tǒng)、故土、種族”這些必要性條件的。巴雷斯是嚴格的決定論者：他認為，個人完全受制于其出身的階層。如果一個人要打破出身的囚籠，破除傳統(tǒng)，那么他就會像小說《無根之人》里所描寫的那樣，遭遇飛來橫禍。饒勒斯的朋友呂西安·艾爾（Lucien Herr）為無根之人，也為人道主義者辯護：“無根之人，或者您愿意也可以稱之為大公無私之人，而大部分人在自己的親朋和私心面前，會迷失公平正義。”

根據(jù)受泰納影響的實證主義，巴雷斯把人類生活簡單地歸咎于起因。但是，今天我們知道，這是一種用人出生時的獨特性，來解釋人生整個社會歷程的妄想。社會再生產(chǎn)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機械主義。考察個人的人生軌跡，必須考慮到社會范疇（教育免費和獎學金制度）、思想范疇（從后天學習和閱讀中獲取的知識）、情感范疇（人與人之間的邂逅和友誼）中多方面的不同因素。個人通過從不同社會階層中獲得的各種經(jīng)驗來完善自己。例如，盧梭、狄德羅、饒勒斯、貝璣、阿蘭·富爾涅、科萊特、塞琳娜、馬爾羅和加繆都不是傳統(tǒng)精英的繼承者，而是無根之人，是從普通民眾中走出來自學成才的作家。實際上，巴雷斯想要保留的，是生來就可以對民眾發(fā)號施令的傳統(tǒng)貴族的特權。他攻擊遍布醫(yī)學、高等教育、科學、工業(yè)、司法、軍隊和政治各個領域的，出身民眾階層的新興的共和派精英。

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里，饒勒斯相信民主和教育會有助于人道的進步，相反，巴雷斯則擔心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會加速法蘭西的衰落。饒勒斯認為，和平對于人道的進步必不可少。而巴雷斯則認為，法蘭西已身陷迷途，除非爆發(fā)一場突如其來的戰(zhàn)爭：“幸或不幸的戰(zhàn)爭，抑或無休止的戰(zhàn)爭，都會成為所有高貴生命的源泉，是世上一切進步的肇因。”對于1914～1918年的那場可怕的戰(zhàn)爭，巴雷斯的咒語竟然一語成讖!對于巴雷斯這些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敗下陣來的一方，戰(zhàn)爭是一種復仇。民族主義者聲稱，一場“偉大而光榮的”沖突，能夠帶來全新的純凈人性。他們成功地蠱惑了數(shù)以萬計的學生，特別是那些幻想著要與《伊利亞特》和《埃涅阿斯紀》這些古代偉大史詩中所描寫的英雄人物相比肩的學習文學的學生。1912年的一次調查顯示：文科學生宣稱，要在戰(zhàn)爭中找到一種有關能量和力量的美學典范……在他們看來，戰(zhàn)爭是完善人類德行，提升像能量、統(tǒng)治、犧牲這些他們最為看重的超越個體的價值的契機（阿拉貢）。最終，有50%（1905屆至1918屆）的高師學生死于戰(zhàn)爭。巴雷斯對此頗感自責……饒勒斯告誡青年要對鼓吹虛幻的偉大、慫恿獻身和犧牲的宣傳保持警惕。總體上，學習科學的學生，要比學習文學的學生頭腦更清醒。至于大多數(shù)的工人和農(nóng)民，則對英雄般的憧憬并不動心，他們忐忑地觀望著戰(zhàn)爭。許多歐洲人都意識到了戰(zhàn)爭帶來的極端危險。饒勒斯參加了多次群眾聚會。設在伯爾尼的“國際和平局”（Le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apaix），由貝爾塔·馮·施圖特納（Berta von Stuttner）擔任主席，聯(lián)合了差不多500個和平主義協(xié)會的10萬名成員。然而，擁護和平的人們卻并不能阻止政府戰(zhàn)爭的決心。

在整個歐洲，領導階層意欲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來緩解社會矛盾：“法國、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精英們對戰(zhàn)爭的渴望，表明了他們想要為重新掌控社會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的愿望”（阿諾·馬耶）。阿諾·馬耶認為，由工業(yè)化帶來的社會發(fā)展，和僵化的政治秩序之間的矛盾，在整個歐洲都普遍存在。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貴族維護著自身的特權。法國高漲的“完整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反映了人們想要回到由貴族和大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的專制政治體制（君主制或帝國）。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里，掌權的社會精英們試圖保持他們的經(jīng)濟、政治特權，并通過煽動民眾的好戰(zhàn)情緒來回避社會問題。

那場戰(zhàn)爭是一次經(jīng)濟、政治和人道上的浩劫。來自非洲、亞洲和美洲的戰(zhàn)士在法國戰(zhàn)斗，然后長眠在了那片土地上，然而這并不是饒勒斯所夢想的“世界一體化”。他曾證明，由于新武器（例如，重炮、機槍、毒氣、水雷和火焰噴射器）的運用，那場戰(zhàn)爭中的極端暴力更為殘忍。人道，即認識到他人首先是我同類的意識，因為戰(zhàn)爭暴行而變得淡漠了。這也為二戰(zhàn)駭人的殘忍開創(chuàng)了先河。至于那些卷入戰(zhàn)爭的民族，也因為人口凋敝（整整一代歐洲青年毀于戰(zhàn)爭）、百廢待興（1919年，有7%的法國國土化為廢墟），以及不合理的《凡爾賽條約》體系而付出了慘重代價：“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永遠改變了歐洲國家之間的勢力平衡，這是其他任何一場戰(zhàn)爭都不曾實現(xiàn)的”（漢娜·阿倫特）?！斗矤栙悧l約》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劃分，使得新產(chǎn)生的“少數(shù)民族”受到壓迫。根據(jù)1789年的原則，民族的政府應當運用法律來保障公民的人權。然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洲，民族壓倒了國家，民族利益代替了法律，希特勒如是說：“什么對德國有利，什么便是法律。”只要把少數(shù)民族排除在民族之外，便剝奪了他們的所有權利：“民族國家在法律上相互平等的原則被廢除后，民族國家也就不復存在了”（阿倫特）。尤其是那些白俄人、亞美尼亞人、西班牙的共和派和猶太人，被剝奪了國籍，流離失所，喪失了定居和工作的權利。他們喪失了這些權利，也就沒有了合法身份，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會被關進集中營，集中營制度在德國始于1933年，而在法國則是從1938年11月開始的……貝當政府取消了許多猶太人，以及像戴高樂將軍那樣參加抵抗運動的法國人的國籍。

民族國家與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早在1887年第三共和國設計的殖民體制中就已經(jīng)存在：在殖民地，唯有歐洲人才能作法國公民。而土著，根據(jù)《土著法》的規(guī)定則享有法國臣民的身份。他們被剝奪了絕大多數(shù)的自由和政治權利。總體上，這部法律明確了他們在強制勞動、征兵、征用和賦稅方面的義務，卻同時也規(guī)定了諸如限制夜間自由通行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饒勒斯在1898年提議了一項關于給予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人口法國國籍的法案，但卻被國民議會否決了。盡管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數(shù)以萬計的土著為了法國的解放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也盡管《土著法》早在1946年就已被廢止，但法國當局卻成功地使這部法案一直延用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在昔日被稱作“法蘭西帝國”的內部，唯有擁有法國國籍的歐洲人，才受到共和國法律的保護，而那些“土著”僅相當于羅馬帝國的奴隸。這些受到壓迫的人民，只有通過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發(fā)動的解放戰(zhàn)爭，才能有機會重新找回自己的尊嚴。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對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與人道主義之間的緊張沖突做一梳理。至于今天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則需另文探討。我在這里只作拋磚引玉之論。在一個被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世界中，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需要被重新考量。

在一個唯利是圖的世界里，捍衛(wèi)人文主義價值觀念

顯然，在目前的體制中，人道主義文化并不能帶來金錢。因而，由于經(jīng)濟、管理和傳媒學科的發(fā)展，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教育在法國大學里的地位大大下降了。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半個世紀以前，大學里有14%的學生攻讀人文學科學位。而今天這一比例下降到了7%。從2003年以來，選擇人文學科的哈佛大學學生下降了三分之一。人道主義文化的不景氣，不僅僅是因為高薪職業(yè)的誘惑，也還歸因于通過各種媒體來傳播的娛樂文化的絕對影響力。

不過，人道主義在法國有某種程度的抵御沖擊的能力。例如，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在2006年和2009年都曾揶揄過《克洛芙王妃》這部十七世紀的文學作品。拉法耶特夫人的這部作品，是法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近代小說。作為對薩科齊言論的回應，許多大學都在公共場所組織了閱讀小說的集會。在巴黎就有上千人在2009年2月17日那天聚集在先賢祠廣場。我也在普瓦提艾的一個廣場參加了一次公開的讀書會。我們想要在一個唯利是圖的世界里，捍衛(wèi)人文主義價值觀念：閱讀文學作品，可以塑造人自由的精神，更好地規(guī)劃人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

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能夠也應當被解讀成多樣性

在目前的情況下，民族-國家是保障個人和“少數(shù)民族”基本權利的必要條件，但卻并不足夠。民族問題在二十一世紀仍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非洲和中東，在原先殖民地疆界的基礎上劃分出的民族領地邊界，不斷地引發(fā)戰(zhàn)爭、人口遷徙和大屠殺。在歐洲，只要想想南斯拉夫戰(zhàn)爭和目前的烏克蘭戰(zhàn)爭也就足夠了。在法國，源自二十世紀初極端主義黨派、與納粹有染，反猶并排外的“完整的民族主義”至今仍有影響力。這種思潮建立在破壞經(jīng)濟世界一體化，即法國的去工業(yè)化的基礎之上：金融投資不再投入工業(yè)領域，而是把工業(yè)生產(chǎn)基地遷移到別的地區(qū)，從而使股東獲益。去工業(yè)化的后果，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引發(fā)了高失業(yè)率，讓眾多受害者陷入絕望，投身抗議的浪潮。與此相應的是，在2014年的歐洲選舉中，民族陣線的得票數(shù)在法國名列前茅（贏得了25%的支持率，其中有29%的選票來自工人）。這是自1945年選戰(zhàn)失利以來，法國的反動黨派首次擺脫邊緣地位。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之后，他們試圖重新得到共和國價值觀的認同。例如，讓-瑪麗·勒龐在瓦勒米想要參加2007年的總統(tǒng)競選。但是，當?shù)氐氖虚L拒絕了他們的集會請求，聲稱民族陣線的價值觀與共和國在1945年提出的民主性和社會性的價值觀相違背。民族陣線用巴雷斯和法蘭西行動的理念蠱惑了一部分民眾：“身份高于平等。一種封閉性的、排他性的身份，高于一種開放性的、相互性的平等；民族內部的深厚情感，高于社會性的博愛；出身、體貌、歸屬感、信仰和文化方面的等級秩序，高于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的權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艾德衛(wèi)·佩勒奈爾）。倒退到一種地域性、民族性或者宗教性的身份認同，是否鼓勵了旨在把人群劃分為三六九等的“身份認同”？

“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能夠也應當被解讀成多樣性。”（埃德加·莫蘭）同一群體內部個體之間的實際差異，要比不同種族之間在心理和性格等方面有可能出現(xiàn)的差異更為重要。人道主義提示我們，應當在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搭建起聯(lián)系。這也正是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

"French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Origin of French Nationalism

Colette Camelin

Abstract: Humanism and nationalism are two central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system of Jean Jaurès (1859~1914). Humanism in the Jaurès culture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e connot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which refers to the humanistic ideas as opposed to worship of God, or in other words, the study of the poets, orators and historians in the Greek and Latin times. Jaurès thought that humanism, which had been par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and religious liberation, would realize on its own that it is a unity of vitality. Only when the value of people is no longer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wealth, family background and religious ordination, but according to their identity, it can be said that humanism is being respected. In a worl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light of neo-liberal theory, humanism and nationalism need to be reconsidered.

Keywords: Jean Jaurès, humanism, nationalism, humanity

作者簡介：

科萊特•卡麥蘭(Colette Camelin)，法國普瓦提艾大學法國語言文學教授。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詩歌寫作和觀念史之間的聯(lián)系互動。主要著作有《圣-約翰•博斯的詩學》，側重于探討圣-約翰•博斯詩作與古代文學、哲學及美學之間的關聯(lián)。

譯者

徐翀，巴黎政治學院歷史中心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