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跨國移民及其相關研究是在全球移民的時代背景下形成和發(fā)展的。中國的跨國移民如何定義？他們和傳統(tǒng)的華僑華人有何區(qū)別？他們的現(xiàn)狀特征如何體現(xiàn)其在祖籍國和住在國之間的多重作為？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中國跨國移民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并以客觀包容的心態(tài)來審視這一現(xiàn)象。事實上，中國的發(fā)展以及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改變，決定了移民之于民族國家的多重身份和認同情感。隨著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移民“以中國為中心”的跨國棲居特征將愈加顯著，它也因此決定著中國跨國移民的心理特征和行為取向。

【關鍵詞】全球化 跨國移民 民族國家 多重身份

【中圖分類號】 D523.8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的國際移民主要指華僑華人及少量的非法移民。20世紀90年代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在跨國主義理論以及相關的移民研究被介紹到中國之后，相關研究和成果開始呈現(xiàn)。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作為國際移民運動的一部分，中國的海外移民正在發(fā)生與全球化進程相一致的變化趨勢。如果說近代以來傳統(tǒng)移民與民族國家的關系主要呈現(xiàn)為“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形態(tài)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后移民與民族國家的關系發(fā)生了諸多改觀。這種改觀的結果，被提煉和歸納為移民研究的“跨國主義理論”，與之相應的概念則有“跨國移民”、“跨國空間”、“跨國資本”和“跨國網絡”等一系列配套的話語體系。中國的跨國移民及其相關研究正是在全球移民的時代背景下形成和發(fā)展的。

中國的跨國移民及其現(xiàn)狀特征

所謂“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國際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定義是指，那些在跨國活動進程中將移居地同出生地聯(lián)系起來，并維系起多重關系的移民群體。他們的社會場景（social field）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邊界為特征。這些跨國移民通常講兩種或多種語言，在兩個或多個國家擁有直系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yè)基礎，持續(xù)或經常性地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生的重要手段。

那么，何謂“中國的跨國移民”？除了擁有上述跨國移民的共同性之外，筆者以為，其特殊性表現(xiàn)在于“中國的跨國移民”是指那些旨在維系和加強祖籍國政府和人民與居住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互動，從而影響到個人、群體和國家之間利益相關性的移民群體。它包含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內容。所謂積極方面，指移民通過連接祖籍國和居住國的行為、關系和制度安排，從事任何有關促進雙邊利益的活動。這可以視作“促和諧”的一個具體構成；至于消極方面，指移民通過國際組織、第三國或居住國非政府組織從事某種與祖籍國利益相悖的活動。這可以視作“不和諧”或“反和諧”的具體事例。

目前，中國的跨國移民群體大抵可分兩大類，以移居地為中心向祖籍地輻射的跨國移民群體和以祖籍地為中心向移居地輻射的跨國移民群體。①前者主要為身居海外的華僑和華人，后者為移居海外后重返故土的歸國者。他們中一部分人具有連接兩地的愿望、能力和背景，愿意把個人的行為、關系納入到跨國的實踐中，從而實現(xiàn)個人、群體和國家之間的相關利益。這一群體涉及對象，在地理上涵蓋兩岸三地的中國國際移民，在時段上以20世紀60年代后臺港移民和20世紀70年代后中國大陸移民為主體。也因此，中國跨國移民的概念和新加坡學者劉宏的“跨國華人”概念類似，可以互為指代。

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跨國移民趨勢愈加顯著。許多研究者注意到，移民所處的不同時代導致其行為、關系類型的不同。當今的中國跨國移民和歷史上的華僑華人存在著區(qū)別與聯(lián)系。如，冷戰(zhàn)期間華僑華人被鼓勵全方位地認同所居住的國家，而不再是遙遠的中國。同化成為各移居地社會之于外來移民的主要政策，在東南亞國家尤其如此；冷戰(zhàn)后的中國跨國移民，在融入住在國同時，亦被鼓勵繼續(xù)保持和祖籍國的聯(lián)系，以加強和促進移居地和輸出地之間的經濟聯(lián)系、文化交流和社會往來?？梢哉f，華僑華人和跨國移民的不同指代，反映了移民與國家關系的歷史變遷。華僑華人作為中華民族海外族群的母概念，包含其分支構成——跨國華人移民，即中國的跨國移民從屬于華僑華人群體，并成為該群體中最富有時代表現(xiàn)力的一群。

2014年3月，國務院僑辦宣布，海外華僑華人最新人數已達6000多萬，分布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qū)。需要明確的是，這6000多萬華僑華人，既包括了歷代定居的華僑華人及其后裔，也包括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新加入的移民群體，以及臺港澳新移民。中國大陸跨國移民的形成直接與改革開放相關聯(lián)。就出國留學而言，中國政府實施“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政策，并以“為國服務”口號取代原有的“回國服務”。此項政策的改變，對于海外華人來說，意味著民族國家與移民的關系開始發(fā)生深刻的轉變。②從此，中國大陸的跨國移民運動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和國內政策導引下終于形成并穩(wěn)步發(fā)展。

自然，大陸和港臺的新移民并非全部屬于跨國移民范疇。他們中多數人仍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一代。真正可以稱為跨國移民，游走于世界各地不同舞臺之間的，只是某些特定群體，如知識分子、技術專家、企業(yè)家、商人和經理階層等，他們擁有可攜帶的知識、技能和資金，游刃有余地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寵兒。筆者估計，在現(xiàn)有的新移民群體中，能夠稱得上“跨國移民”的人恐怕不會超過20％。這個所謂的“跨國”主要指在中國和住在國之間的經常往來與互動。也就是說，其行為主體需要對中國有意義、有影響，無論這種意義或影響是積極或消極，它都透過外部渠道從不同層面作用于祖籍國。也正因此，祖籍國和住在國政府都在有意識地培植和運用這部分力量，以增強移民之于國家的資源作用。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經由留學而留居的高素質移民人數的不斷增多，跨國移民群體會漸漸龐大，這個趨勢在未來30年內會進一步顯現(xiàn)。

綜合而言，中國的跨國移民，屬于全球化時代國際移民運動的一部分，是當下移民和民族國家關系的時代反映，是移民實現(xiàn)個人價值、群體利益、社會影響和國家利益的復合主體。它和華僑華人群體有著共同的歷史延續(xù)性，同時又有著明顯的時代變異性。這種變異特征決定了跨國移民成為學界和媒體的共同關注對象，成為政府人士重新認識移民之于民族國家意義的重要考量。可以說，正是跨國移民的時代性決定了他們在經濟貢獻、文化交流、政治互動和社會反饋等方面有著自身的模式類型和內容特征，從而更有益于移民和祖籍國與住在國關系互動的深入推進。

中國跨國移民，大抵包括留學生移民、技術投資移民和家庭、連鎖移民（包括正規(guī)和非正規(guī)渠道移民）。這三個移民類別構成當今中國跨國移民群體的主要部分，實踐和推動著中國和住在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聯(lián)系，從而成為全球化時代“開放的空間”和“流動的地域”中較為活躍的力量之一，具體類型表現(xiàn)為：

經濟驅動型。迄今為止，謀求經濟狀況的改善，尋求富有而有保障的生活，乃移民運動生生不息的原動力，跨國移民也不例外。過去30多年來，經濟型移民主要包括鄉(xiāng)村勞工移民和城市投資移民兩個群體。前者主體是農民和工人，大多受過初中教育，他們和祖籍國聯(lián)系通過家庭和連鎖移民方式牽引，形成移民環(huán)流；后者主體是企業(yè)家、商人和經理階層，他們和祖籍國聯(lián)系表現(xiàn)為“空中飛人”或“一家兩國”類型，較之前者，他們出洋謀生需求減低了，但個人和家庭發(fā)展策略增強了，事業(yè)規(guī)劃和社會保障需求更明確了。這兩個經濟型移民群體雖然跨國方式不同，但目標一致，尋求安全、富裕的生活。以浙江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海外（包括港澳）移民總數達到150多萬人，分布于170個國家和地區(qū)，尤以歐洲和美洲人數最多。③這些浙南新移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建立起多層次的跨國商貿網絡，有益于住在國社會經濟的繁榮，有助于多個目標國之間經濟往來的擴大。近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浙南跨國移民定期地來往于家鄉(xiāng)與住在國之間，極大地促進了兩地人口、信息和資金的流動，為原籍地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注入了多方面活力。④而僑匯，作為移民家庭收入的一個主要經濟來源，不僅構成海外移民和國內家庭的情感聯(lián)系憑證，而且在提高僑鄉(xiāng)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家鄉(xiāng)生產建設方面功效顯著。移民成為僑鄉(xiāng)人眼中快速脫貧致富的一條捷徑，不斷把僑鄉(xiāng)和外部世界連接起來。同樣，近年來僑鄉(xiāng)的民營企業(yè)家和城市的中產階級也正以“一家兩國”方式，把自己的事業(yè)和孩子的未來，通過跨國的資金流動連接起來。海外移民不再只是貧困者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富有者的選擇和策略。

文化融合型。主要體現(xiàn)為移民以促進文化交流、分享人類共同文化為己任。這一批移民包括了20世紀60年代后臺港的知識移民和20世紀80年代后大陸的知識移民。這兩股力量作用范圍和影響層面各不相同：前者主要在政界和社會精英層面，擔當一定智囊角色或發(fā)揮相當學術影響，從而有助于移出國和住在國決策層在政策溝通和文化理解方面拓寬認知渠道；后者在政界和精英層面影響有限，但在學界和社會大眾層面有一定活力。以美國為例，眾所周知的儒學第三期代表人物杜維明⑤教授乃當今世界最為活躍的連接東西方思想的文化橋梁。“中國儒學走向世界，儒學之所以有未來，杜先生在里面起的作用極大。”⑥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觀念傳播到西方世界。他頻繁來往于世界各地，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傳播者和踐行者，也是一個時時與西方文化做溝通的傾聽者和對話者。當然，在杜教授之外，更多的學者埋首于專業(yè)領域并發(fā)揮相應的學術影響。人們看到，從中國人出洋留學至今的100多年歷史里，留在美國從事教學工作的屬過去這30多年中人數最多，其中講授有關中國課程的也屬有史以來最多的。⑦這種“由移動而帶來的身份意識的變遷”⑧構成海外華人學者職業(yè)生涯的主題，它滿足了華人學者的思鄉(xiāng)渴望，促成了他們在美國教育體制內幫助各族裔學生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中國，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分享。⑨同時，這些華人學者和專業(yè)人士更在不同層面推進著所在機構和中國各相關部門之間的學習培訓與交流合作項目，從而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打開方方面面的渠道。

政治推動型。離散者群體往往被視作一個有能力獨立于任何國家形式的跨國政治實體，其政治推動方式表現(xiàn)在三方面：第一，離散者在所居住的國家組織起來，以加強自身對于當地政治的影響力；⑩第二，離散者為了自身關心的問題，對祖（籍）國政治施加影響力；第三，離散者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接觸，繞過祖（籍）國和住在國政府，實現(xiàn)群體的政治訴求。當前中國跨國移民的政治推動，固然在各個地區(qū)和不同群體中各有側重，但就現(xiàn)實觀之，移民的政治推動重點仍然在為促進祖籍國和住在國國家關系改善和發(fā)展所做的跨國努力，最有成就。如，中美關系自1972年上海公報之后歷經曲折，時好時壞。在這個過程中，在美華僑華人和留學生扮演了重要的促進角色。1989年6月，在美國共和黨內任多項職務的陳香梅，作為美國出口委員會副主席，為美中關系的改善進行了多方協(xié)商與和解。另外，在中國大陸出生、臺灣讀書、美國留學和工作的田長霖教授（已故）在美中關系中的作用十分明顯。由于田長霖在美國政治、學術領域享有崇高地位，與北京、臺北和香港政界以及克林頓政府都有良好密切關系而經常在美國及兩岸三地間走動，他承認：“自己是以一個華裔美國人的身份出面，不代表官方和任何一方。他的個人行動是為了美國利益，為了海峽兩岸利益，希望使三方都獲益。”這些公眾人物或公共知識分子人數不多，但作用和影響不小。他們愿意在投入社會事務和公共利益的同時，展現(xiàn)個人才干和社會責任。為此，他們獲得了祖籍國政府和住在國政府的雙重認可。這是一批有著強烈使命感和進取心的移民精英。

社會反饋型?？鐕泼裰诩亦l(xiāng)的貢獻，透過僑匯、投資、捐贈、慈善、回國服務和為國服務而體現(xiàn)。過去30多年來，廣東、福建和浙江的許多僑鄉(xiāng)，正是移民熱愛故土，造福鄉(xiāng)梓的愿望和行動，才令僑鄉(xiāng)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較之比鄰地區(qū)更為富裕和發(fā)達。以廣東而言，華僑華人約3000多萬人，約占全國的2／3，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截至2011年底，廣東省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700多億美元，其中70%為僑港澳資金。僑資企業(yè)總數達5.55萬家，占全省外資企業(yè)總數的60%。35年來，華僑華人在廣東興辦慈善公益項目超過3.3萬宗，僑捐資金總額達到470多億元，約占全國接受華僑捐贈總額的六成。在福建，華僑華人總數約1264萬余人，聚居東南亞998萬人，占總數的78.9%；其中，新華僑華人110萬余人，增長115.9%。改革開放以來，全省累計吸引外資逾900億美元，其中閩籍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投資占全省引進外資的七成以上。截至2011年底，在福建投資的僑資企業(yè)總計達到3萬多家，僑資企業(yè)和廣大僑商已成為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qū)發(fā)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期，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捐贈福建的公益事業(yè)超過200億元人民幣。在浙江，150萬華僑華人（含港澳同胞）在中國各地扶貧救災捐贈公益達人民幣120億元，約占國內接受華僑捐贈總額的1／６。他們在省內累計捐贈達到37億元人民幣，這些資金大多用于支持浙江省農村和邊遠山區(qū)建設，支持省內教育、文化、衛(wèi)生等社會公共福利事業(yè)的發(fā)展。與此同步，以留學生、專業(yè)技術人員為代表的“海歸派”，則直接回到祖籍地參與國家建設。這些人士中有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自然科學工作者，他們?yōu)樽鎳妥≡趪g的文化交流和科技進步做出了多方努力，其中一些人活躍在當今中國舞臺上，為中國經濟、文化與社會發(fā)展，譜寫著歷史新篇。

中國的跨國移民群體，作為近代以來華僑華人群體的一部分，無論是經濟型跨國移民、文化型跨國移民，還是政治型跨國移民，都在祖籍國和住在國之間，以個人的雄心和抱負，為族群、社會和國家展現(xiàn)移民之于民族國家的時代意義——在游走之間拉近各國人民的距離，在多重身份之間推動國家關系的發(fā)展。在全球移民時代，移民個人和群體的跨國愿望、努力和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

趨勢：以“中國為中心”的跨國棲居互動模式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主要有三大移民群體：一是留學生移民，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二是底層勞工為主的農村移民，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三是中產階層為代表的投資和技術移民，始于21世紀初至今。三大移民群體中，留學生移民群體的大致分布情況為，1／3由留學而留居住在國，1／3學成后歸國，還有1／3會成為跨國移民，也就是在留居或歸返的基礎上重新游走于彼此之間，發(fā)揮特定的能量。底層勞工移民群體中的大多數仍屬于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一代，在選擇居留方式上，他們和先輩的差別不大，由于受到經濟條件和教育水平等限制，他們中能夠成為跨國移民群體中一部分者比較少。三大移民群體中，最有條件和能力成為跨國移民群體的，當屬中產的投資和技術移民，他們擁有可以攜帶的資金和技術，受過良好教育，掌握多種語言，能夠在祖籍國和住在國之間從容游走。事實上，對于中國跨國移民的走向判別或趨勢預測，這一群體可以視作具有代表意義的象征。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愈加開放以及中國和外部世界關系日趨緊密，中國大陸逐漸增多的中產階層出于各種原因，開始向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移民，以期獲得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身份權。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沒有準確數據，但這股潮流和趨勢已為當下政府、媒體和民眾所關注。據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相關人士透露，1999年后的10年間，中國內地有200萬人合法獲得外國綠卡，其中獲加拿大綠卡者超過40萬人。在所有這些富裕的中產移民人群中，也即本文所謂的中國跨國移民群體之一，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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