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難以回避的普遍規(guī)律

重溫城市化的歷史和城市化的普遍規(guī)律，對當前正為房市泡沫、三農問題和農民工人口難以化解、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難以破除而痛苦的中國來說，仍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化的前提——糧食安全。***城市的出現和壯大，一定是獲得了剩余糧食的某種保障，用今日的語言就是糧食安全有一定的保障。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的原始社會，人類的狩獵和采集活動所得到的食品只夠勉強糊口，并不產生剩余糧食。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出現非農人口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城市。

剩余糧食可以由本地生產，也可以像古希臘那樣——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自身無法生產足夠的剩余糧食——通過諸如陶器、葡萄酒、橄欖油等非糧食產品的輸出，與擁有足夠的剩余糧食的其他地區(qū)交換，獲得支撐非農人口的剩余糧食。古希臘依靠國際貿易使自己的城市化率在2000多年前便一度達到30%左右，創(chuàng)造出以奧林匹克體育競技、公共政策辯論會、大型音樂、歌舞、悲喜劇等演出為特色的、至今為人爭相模仿的城邦文明。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也曾達到城市化率的歷史性高峰，迎來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和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化盛世。

城市的政治和經濟功能。城或市的出現除了以糧食安全為前提外，本身也必須具有為社會運轉和經濟發(fā)展所需要的特殊功能才能發(fā)展壯大。因為，即使一個社會獲得了剩余糧食的某種穩(wěn)定性，使一部分人得以長期脫離農業(yè)生產成為非農人口?？墒牵@部分人本來也可以繼續(xù)留在農村生活，為何他們在獲得穩(wěn)定的剩余糧食后，只要允許人口自由流動，一般都會選擇離開農村，另外建立被稱為城市的特殊空間作為自己生活、工作和娛樂的地方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城或市的獨特功能，它們因非農人口取得務農人口的剩余糧食的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那些能以暴力為后盾、以提供安全保障為名義、以稅收的方式占有務農人口的剩余糧食的人，便成為統(tǒng)治精英，隨之產生保護自己生命和保障自己財富的需要，最終會發(fā)展出城池這樣的特殊空間形式，以高大的城墻、深廣的壕溝和駐守其內的武裝人員，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城內宮殿、神廟、倉庫和豪宅中的財富免遭搶劫。在城的庇護下，政治領袖以神的化身或神的代表，舉行盛大的典禮，感召人心，維系統(tǒng)治。所以，城在提供安全、秩序、祭祀和禮拜上的特殊功能，是政治學對城的興起原因的解釋。

剩余糧食也可以通過產品的等價交換，例如工匠可以用手工業(yè)品交換農產品。這時，從事手工產品的人們會逐漸發(fā)現，通過聚居于有利于集市貿易的口岸或交通樞紐，既便于獲得各種原材料，又便于發(fā)展專業(yè)化和分工合作，并通過分攤基礎設施的成本，共享同一套基礎設施帶來的便利，即通過所謂的集聚效應顯著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使自己在交換中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受到利益的驅動，本來居住于農村卻可以脫離農業(yè)生產活動的人們會在這些口岸或交通樞紐聚集起來。集聚效應是經濟學對以生產和貿易為主要功能的市的興起原因的解釋。城和市雖然有不同的起源和功能，但在歷史長河中，由于它們往往可以兼有對方的功能，人們便以城市統(tǒng)稱。

城市化的真諦——徹底消化而不是暫時利用農村人口。****雖然最早的城市興起于幾千年前的古文明中，但城市化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形態(tài)，要到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后剩余糧食大幅增加才有可能。城市化的實質是通過集聚效應帶來的規(guī)模報酬遞增，加速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的速度，創(chuàng)造出越來越多的非農就業(yè)機會，源源不斷地轉移農村人口進城定居，使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的過程。人口和土地的集聚所帶來的邊際效益（經濟和福利的增量）一定要大于邊際成本（例如因污染、擁堵和犯罪帶來的成本）而能產生凈效益，這樣的城市化才是可持續(xù)的。如果人口和土地的集聚并不帶來凈集聚效益，即并不產生凈經濟增量，向這種城市集聚的企業(yè)并不能使生產成本得以下降，技術進步得以加快，那么，在要素能夠自由流動的環(huán)境中，企業(yè)會遷走，人口因之萎縮。著名的汽車城底特律便是一例。隨著企業(yè)和居民大量外遷，當地的稅收無法維持城市的日常運作，入不敷出，最后被迫申請破產。這說明該市的凈集聚效應已經為負。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作為一條經濟規(guī)律，要素要求自由流動以追求自身最高價值的實現是無法阻擋的。通過政治特權和社會等級制度阻止要素自由流通以期維持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不是淪為固步自封、萬馬齊喑、死水一潭、喪失創(chuàng)新能力，就是迎來天翻地覆的革命。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神權社會對要素自由流動的種種束縛，最后都因為違反人性和要素要求自由流動的經濟規(guī)律而為歷史遺棄。

內生型的城市化才有可持續(xù)性。一個社會所能支撐的純政治性城市是有限的，因為這類城市的存在主要靠別處的財政轉移，因而帶有寄生性。這類城市可說是外生的，離開財政撥款就會萎縮。另一類城市依靠內在的經濟活力而生存，不但不用別處的財政轉移，而且自身還能源源不斷地向別處輸送稅收，這類城市就是內生的。內生型的城市化不以政治勢力的意愿為轉移，完全基于要素要求實現自身更高價值的自利動力窮盡集聚效應的過程。

所以，從社會整體來說，城市化必須是內生的，其主要驅動力必須源于要素所有者對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所作的理性反應以及對更高的回報率的追求。所以，只要允許要素自由流動，要素就會對價格差別（包括工資差別、利率差別、地租差別）作出反應，由供應過剩的地方流向供應不足的地方，以追求實現自身更高的價值。在一些特定的空間，如果要素的集聚會帶來更多的凈效益或凈福利的話，越來越多的要素就會在這些特定的空間集聚起來，以便窮盡集聚效應。這是內生型城市崛起的真正原因。

以上四條就是城市化的基本規(guī)律，概言之就是：其一，城市化以糧食安全為前提；其二，城市化中崛起的城市必須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功能；其三，城市化必須真正消化農村人口；其四，城市化必須是內生型的，由市場主導的窮盡集聚效應的過程才是可持續(xù)的。這些城市化的普遍規(guī)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如果脫離了這四條普遍規(guī)律去尋求中國自己的城市化內在邏輯，輕者陷于空想，重者導致新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