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自1992年至2003年。這個階段恰與冷戰(zhàn)結束后中日關系進入問題多發(fā)期以及兩國國力逐漸趨近的歷史過程重合。在此期間，雖表面上關于擱置默契的話語正在日本的政壇和官場淡出，但大平首相等擬定的應對釣魚島問題的二重方針，依舊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進入這個階段的標示性事由是，1992年中方在所制定的領海法中明確將釣魚島劃為中國領有國土。對此，日本外務省以中方改變了鄧小平與園田直會談所確立的共識和原則為理由，通過外交途徑對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但就如當時日本副總理兼外相渡邊美智雄在外務省抗議后的講演中指出的“我們沒想給日中關系的不睦播下火種”、“在我任內不會進一步采取措施”[?]等內容所示，自民黨政權依然維持了在擱置默契框架內的應對姿態(tài)。1996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后，日本官方立場進而變化：不僅政府積極劃定排他性經濟水域，自民黨也在用于大選的黨公約中首次明確提出“與中國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綱領口號。[?]此后，中日間無領土問題和強化實際控制的說辭在日本媒體頻頻出現，但此時因中國方面堅持正面外交交涉，使擱置默契仍在操作層面作為交涉原則維持著原有的功能。如1996年夏秋再次發(fā)生日本青年社成員登釣魚島建燈塔的事件后，中國外交部認定此行為違反協議和侵害了我方主權，遂通過新聞發(fā)言人表示“嚴重關切”，[?]又于9月提出“強烈抗議”；[?]錢其琛外長還約見日本外相池田行彥，要求日方從“兩國關系的大局出發(fā)”，嚴守擱置默契。[21]日本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外交壓力下，隨即作出不承認所設燈塔和拒將該燈塔載入國家海圖的決定。1997年5月日本國會議員西村真悟登上釣魚島事件被媒體曝光后，中國副外長唐家璇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予以抗議，[22]而日本首相橋本龍?zhí)杉纯探忉屨f事先已告知西村不得登島，外相池田行彥則強調要以不損害日中友好大局為原則處理此事。[23]用日本外務省高官的話講，當時自民黨政權的“真心”是希望日中關系能夠穩(wěn)定化，為此甚至認為最佳的處置案應是“凍結”釣魚島問題。[24]故2003年初自民黨政權出資租借釣魚島中的南小島等三島，一定程度上確也有穩(wěn)住局面的考量。

第三階段自2004年至2009年自民黨下臺。此期中國經濟持續(xù)迅增與日本經濟一直低迷的狀況形成鮮明的對照，與此相應兩國民眾圍繞歷史認識問題和現實利益及安全形勢的意識對立也在不斷加深，這個背景使中日雙方在政治互信和領土問題的處理上接納對方意見的空間變得越發(fā)狹小；而美國方面一再表明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防衛(wèi)的姿態(tài)，也更加助長了日方急欲實際控制島嶼的企圖。2004年3月，7名中國人士趁日方巡邏人員不備登上釣魚島活動的事件，使自民黨政權維持擱置默契的姿態(tài)發(fā)生根本轉折，當時小泉純一郎內閣首次提出根據國內法即入國管理法進行處理的原則，這是試圖把否定擱置默契予以制度化的舉措，不僅致上述應對釣魚島問題的二重方針嚴重失衡，也等于宣告日本在釣魚島事件的處理方式上將由之前的政治解決轉變?yōu)樗痉ń鉀Q。亦即中方人士一旦觸碰日方在釣魚島的所謂實際控制線，那么擱置默契在外交交涉和國際政治上的制約性，皆喪失殆盡。但縱然至此地步，后因中方通過外交途徑連續(xù)對日抗議和積極交涉，[25]小泉內閣最終以釣魚島問題處理不能影響對華關系大局，把所捕中國人士送回中國。[26]最終，還是以政治解決的方式收拾了事態(tài)，所謂司法解決不過是徒有其名。[27]可見，不以領土問題影響兩國關系大局的原則，還是被此期的自民黨政權作為事件處理的政策底線。而對日方人員涉及釣魚島的行為，自民黨政權也依然采取抑制和管控政策，如2004年日本海上保安廳為防止事態(tài)復雜化，拒絕了日本青年社提出的登島要求；[28]2009年4月，甚至連日本石垣市大浜長照市長向外務省申請赴釣魚島做地方稅調查，也被中曾根弘文外相以“為不刺激中國”和進行“平穩(wěn)安全的管理”等理由而不予批準。[29]

由以上概述可見，與這一過程國際局勢和中日關系的復雜多變相應，自民黨歷屆內閣對擱置默契的認同和奉行力度確在弱化，而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則在加強。不過，時至21世紀初葉，因中日雙方有關人士的努力維護，自民黨政權尤其是外交當局內基本上還存在著基于擱置默契的政策意識和對華交涉觀，從而使島爭一直沒有發(fā)展至嚴重阻礙兩國關系大局的地步，這樣的應對顯然與繼之上臺的民主黨政權在“撞船”、“國有化”兩事件中全面否定擱置默契的存在、任意抬升釣魚島事件在中日關系格局中的地位、竭力將領土爭議國際政治化和堅持以國內法原則處理的立場有明顯不同。那么，曾將顛覆了自民黨政權的擱置默契原則的民主黨政權的事件處理斥為“極其愚蠢”乃至“外交敗北”[30]的安倍等自民黨政要，為何上臺后會在該問題處理上全面承襲民主黨路線，甚至在強硬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三、安倍內閣否認擱置默契的原因及其問題

安倍內閣盤算迫使中方走國際司法解決途徑以使最終結果有利于日方，比較顯而易見。但更應看到的是，日本還意圖利用島爭局面延續(xù)而達成更大政治目的。以下就后者略作分析：

第一，為凸顯比民主黨更為正統的保守政黨本質，故需要飾以更強硬外交姿態(tài)的形象。隨中日島爭已成亞太敏感的國際政治問題，圍繞釣魚島問題的外交折沖空間已極其狹小。在打開對華局面上難以有所作為的狀況下，先在外交姿態(tài)上比試強硬，在安倍內閣看來是既易做風險又小的策略選擇。歷史上自民黨向以保守政治的正統自居，并拒絕承認其他政治勢力對日本社會建設的貢獻性；即便至近期，如安倍等該黨政要在就民主黨政權的對華外交問題的思想成因進行分析時，也經常會將此歸結為民主黨的“親華”或“媚中”立場。故在民主黨依舊堅持原有強硬立場的現在[31]，安倍內閣如在對華姿態(tài)上示弱，就不只是出爾反爾的政治品行問題，而是將在日本國民面前自撼其一直鼓吹的保守正統和政治鷹派的地位?？梢?，安倍內閣否認擱置默契論的一個主要理由實際是建立在極為功利的對黨利黨略的算計之上。日本戰(zhàn)后多數自民黨內閣是靠內政外交的顯績而樹黨的形象豐碑于民心，而并非仰仗玩政治姿態(tài)秀來建構執(zhí)政威望和政治地位。因此，安倍內閣如果一味完全無視自民黨政治家與中國領導人基于政治諒解的交涉結果而一意孤行，也就無異于向世人證明該黨現有的治政能力，尤其是國際事務處理水準，未必在民主黨之上。

第二，迎合民眾中激增的內斂保守對外意識，試圖為再建自民黨長期政權累積支持基礎。近年來，以中日經濟規(guī)模總量的對比發(fā)生逆轉和兩國關系問題迭出為背景，國民之間的情緒對立正趨于深刻化。但如果為了維持高支持率而對閉鎖狹隘的對外思潮投其所好，甚至利用來轉移民眾對國內弊政關注的視線，那就等于自己在營造泡沫式的統治基礎，并為選民再度拋棄自己創(chuàng)造條件。在此問題上如稍具歷史視野，就會明曉自民黨執(zhí)政的大部分時期所以能在釣魚島問題上基本維持穩(wěn)定局面，實際是與其背后始終有相當民意對擱置默契持一定認同的輿論環(huán)境無法分開。如1979年發(fā)生釣魚島事件時，《讀賣新聞》就一面勸告日本政府以“坦誠的姿態(tài)”“慎重應對”，另一面則呼吁“日中兩國以合作”，“在國際社會創(chuàng)出良好的解決領土紛爭的先例”。[32]總之，日本民眾希望有強有力的政府，是指望能妥善解決既有的對外問題，而不會稀罕其長于惹出國際對立；如果說民主黨政權因治政日淺，一定程度得靠“民意牌”來夯實脆弱的統治基礎，那么對于組閣以來一直保持了高支持率的安倍內閣來說，如不能借助這個有利條件，以內外政策的開拓性和建樹性取勝于反對黨，選民也許在幾年后會用選票正告其長期政權之夢終成水泡。

第三，適度保持領土問題引至的緊張，為憲法的修改或重新解釋制作有利的氛圍。修憲是自民黨在1955年立黨綱領中提出的誓愿，作為一個以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基本宗旨并有長期執(zhí)政經驗的政黨，哪怕點滴修改當初由美國人強加于日本社會、后又未有一字變更的現行憲法，就不只是基于政治邏輯的悲情主義命題，實質上也是一個與其執(zhí)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相關聯的問題。但令自民黨困惑的是，在戰(zhàn)后短期內幫助日本獲得經濟成功和實現大國地位目標的，正是這部所謂和平憲法，這也是該黨高擎修憲大旗而近60年未果的主要原因。所以，對今后仍將堅持修憲立場和近期以可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為目標的自民黨來說，[33]首先要說服對此持不同意見的國民和自民黨的執(zhí)政盟友公明黨，[34]而在這方面進行勸說和政治動員最便捷的手段就是維持有一定緊張感的國際安全環(huán)境。而在日本三處與外國有領土爭議的空間中，唯釣魚島是被認作在其“實效控制”之下，故在渲染安全形勢的緊急性方面也就最具有工具價值。不過，對日本國家發(fā)展的道路選擇而言，修憲和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本來就屬“玩火”之舉，如果還要為達此目的而不惜樹敵于鄰，豈非本末倒置的自虐式治術？

第四，害怕軟化對華立場產生多米諾效應，會對日韓、日俄間的領土問題處理帶來不利影響。在安倍內閣看來，日本有爭議的領土中唯釣魚島“施政權”在手，如果大幅轉換對華外交立場，勢必為韓、俄兩國的強爭提供示范和機會。然日本與有關國家的領土懸案在起因、展開經緯和性質上各不相同，故在處置方式上不能隨意比照，也難以取一種方式解決所有。且日本面臨的領土問題在各自雙邊關系中的定位均不相同，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外交常識。事實上，自民黨政權以往處理與中國和蘇聯（俄羅斯）的領土問題之際，就一直是施行雙重原則的。如日本學者所說：“在尖閣諸島問題上，日中兩國政府都公開打出擱置問題的方針；但對北方領土問題，日本政府卻從來一直反對擱置爭議”。[35]因此，日俄間的領土問題致使兩國至今未能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而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時，雙方則根據兩國關系發(fā)展的大局，將簽約與領土問題切離后締結了條約。

第五，延續(xù)島爭狀況以引出更多美國支持和國際戰(zhàn)略利益。近年來，美國在其亞洲再平衡戰(zhàn)略下越發(fā)加強對東亞問題的干預力度，日方對美方期待釣魚島問題存在又追求能予以掌控這個政策目標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安倍內閣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強硬立場，實可收一石三鳥之功：首先，因呼應了美國的戰(zhàn)略，有助于實現強固日美同盟這一日本外交的總目標；其次，可使日本借助日美同盟甚至利用與中國的對立提升自己的國際影響和軟實力，如安倍掌政不到一年就歷訪十余國，即為借此“給國際輿論以日本冷靜應對的印象，從而占據優(yōu)勢”，[36]同時可增強日本在亞太地區(qū)的存在感；再次，因配合美國在遠東牽制中國向海洋發(fā)展方面有功，在對華制約上可望獲得美國的更多支持，美國參議院通過的對華批評決議等就可謂是此類回報，日本甚至還可以利用白宮有早日舉行中日會談的期待，迫其重施小泉內閣時的舉措，即在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等歷史認識問題上抑制對日批評。[37]然從釣魚島問題演變的經緯看，美國的戰(zhàn)略和對策始終是建立在使其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基點之上；而中日兩國既為永久鄰邦關系，理應坦誠面對包括領土爭議在內的各種問題，對已具備條件者則以經得起歷史驗證的方式妥善解決，這才是國際事務處理的道理，如一味依賴他國介入甚至不惜發(fā)酵問題，使與鄰國的對立乃至對峙常態(tài)化，這對于戰(zhàn)后以來高度依賴于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進行本國建設的日本來說，豈非本末倒置的自損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