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官本位”是政治文明的畸形變異。“官本位”有深長的歷史淵源，加之有其現(xiàn)實生存的體制機制性土壤，其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內仍將頑固性存在?，F(xiàn)代政治文明則具有民眾政治參與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順應了社會發(fā)展的自身需求。因此，“官本位”必將消失，現(xiàn)代政治文明終將實現(xiàn)。把握好目前的“過渡階段”，弱化“官本位”意識，并盡力使其為現(xiàn)代政治文明構建所利用，將是我們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內努力改善的著力點。
關鍵詞 官本位 民本位 政治文明
政治活動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是人類作為社會性群體為協(xié)調相互關系、實現(xiàn)共同目標而采取的一種活動機制。政治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永恒追求。但同時，政治又始終圍繞著權力展開，通過權力的承載者——“官”去運行。于是，權力作為一種有限資源，勢必會受到眾多追逐者通過當“官”的方式競相獲取，無論這一組織是何種形式的組織。所以，從本質上講，隨階級社會與生俱來的“官”與政治文明天然就是對立存在的；就社會發(fā)展角度論，“官”既是政治文明進步的承載主體，又是政治文明構建的阻力。接下來的問題是：官不可無，“官本位”如何？經多年的口誅筆伐，大家已普遍形成這樣的共識：“官本位”現(xiàn)象必須徹底鏟除，民本位必須盡早確立，現(xiàn)代政治文明必須盡快構建。應當認識到，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更是如此。“官本位”與政治文明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必須大力解決；構筑現(xiàn)代政治文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官本位”，或可變阻力為助力。
“官本位”在現(xiàn)代社會存續(xù)的現(xiàn)實和特征
“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上世紀80年代，它是相對于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衍生而來的，后被廣泛應用。“官本位”把是否為官，以及官職大小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并以此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這種“封階定級”的價值取向，是一種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思想意識。多年來，不但黨政機關的職級，就是許多技術類職務比如工程師、教授、研究員等，也基本上是參照行政級別來確定職位高下及待遇大小。
勿庸置疑，“官本位”意識嚴重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平等、公開原則，既影響政府公信力，阻礙改革創(chuàng)新，又制約經濟社會發(fā)展進程，損害執(zhí)政形象，動搖執(zhí)政基礎，害莫大焉。學而優(yōu)則仕、千軍萬馬過官橋、不走市場走官場、人山人海的公務員報名隊伍……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只想為官，只有當官才是唯一出路，才能被人高看一眼，才是成功的標志，那么誰來創(chuàng)造財富，誰來繁榮文化，民主政治如何生長，社會平等如何實現(xiàn)，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社會又如何達成……因此，官本位的社會一定是悲哀的，沒有前途的。各界的另一基本共識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所實行的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導致了“官本位”的頑固性存續(xù)；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特別是現(xiàn)行的干部管理架構和附加在“官”上的各種權力與利益，客觀上為“官本位”提供了現(xiàn)實的社會性體制條件。
盡管大家都把“官本位”意識作為一種封建陳腐意識來認識，將其作為一種保守、封閉、落后的觀念來看待，看作與“民本位”根本對立的一種價值取向。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尚不能從真正意義上鏟除“官本位”滋生和發(fā)展的政治、經濟、社會土壤，在較長時期內還難以徹底消除其根源，“官本位”仍然強烈地影響著多數(shù)人的思想行為，特別是在一些強勢人群中根深蒂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近些年我們看到，越是在高懸的法制利劍向腐敗行為頻頻舉起的時候，越是官、權、利趁機媾和卻又昭然若揭的時候，越是在其成為反面教材警鐘長鳴的時候，越發(fā)固化了一部分人對“官本位”的信奉，強化了一部人對官位的進一步逐獲。
事實上，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官本位”就不斷遭到批判。“官本位”與官僚主義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彼此推波助瀾，惡化政治生態(tài)。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中，17次提到官僚主義，如：“官僚主義現(xiàn)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xiàn)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guī)，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干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鄧小平同志在對其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進行猛揭猛批的同時， 講話中又以25次的高密度講到“民主”，深刻指明了民主就是其改革和前進的方向，就是克服官僚主義的有力武器。盡管1992年的那撥“下海潮”掀起之后，當官從政的勢頭曾一度逆轉，特別是“官本位”意識當時在沿海地區(qū)市場經濟的風潮中受挫，但旋即在之后的幾年內，“官本位”這股舊習氣重新抬頭，且較數(shù)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近年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shù)呈爆炸式增長為例：據人保部全國公務員考試數(shù)據顯示，2003年國家公務員的報考人數(shù)為8.7萬，2007年60萬，2008年80萬，2009年105萬，2013年更是有望突破150萬。僅10年之間，公務員的報考人數(shù)劇增16倍之多。許多熱門職位“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競爭異常激烈。公務員這一當官的光環(huán)實在是過于耀眼。不可否認，從更多、更優(yōu)秀的報考者中選拔政府工作人員是社會進步的一個表征。畢竟，要擔負國家政策的制定、發(fā)布和執(zhí)行等重要職責任務，必須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提升政府服務水平，這樣也有利于在實踐層面進一步推動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構建。而事實是，公務員報考熱除了就業(yè)壓力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受“官本位”意識的強烈影響。公務員為國家行政機構服務，歷來被認為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官員。就社會現(xiàn)實看，目前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和社保待遇等各方面支撐的社會地位較高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公務員基本處于黨政權力部門，有一定的公共權力支配權，有尋租權力的機會，這是其它行業(yè)所沒有的。俄羅斯媒體2011年7月14日的一則報道稱，時任俄總統(tǒng)的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認為，官員職業(yè)在俄羅斯青年中受歡迎說明腐敗水平很高，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我國的類似情形。
就文化因素而言，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一直把當官視作一件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事情，即使沒有物質方面的額外獵取，至少也能在精神層面獲得一種滿足。因此，通過考取公務員當官，基本可以實現(xiàn)馬斯洛所說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實現(xiàn)需求。如果說公務員職位受熱捧，可不以為怪，那么“官本位”意識正在影響著當代大學生——政治文明建設主體——的價值觀導向時，就令人深為憂慮了。
從住房面積到手機補貼，從“信訪信權不信法”到飯桌上的座次排定與喝酒順序，從有高官參加就是所謂高端論壇到發(fā)言的順序和照相時的座位安排，從稀缺資源獲取的可能性到孩子的擇校，從上下級關系、干群關系中變味的依附關系到“官工”、“官商”、“官農”、“官二代”……一切的一切都從“官本位”出發(fā)。“官本位”在當今中國，可以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滲透到了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環(huán)節(jié)，呈現(xiàn)出廣泛性、強勢性、占有性、支配性、資源性、潛力性、蔓延性等一系列特征。
“官本位”是政治文明的畸形變異
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是肩負著文明的使命而來，它天然就是“文明的”，但又潛伏著很多的危險，需要不斷進行“文明化”的訓練和規(guī)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政治是人類區(qū)別于其他物種的文明活動之一，是為了實現(xiàn)共同目標而協(xié)調關系、組織集體行動的行為；另一方面，政治是圍繞權力運行的，而權力是容易腐敗和被濫用的，蛻化為威脅性力量，傷害或破壞人類的文明生活。因此，權力必須受到約束和規(guī)范，不斷被馴化和“文明化”。
所以，政治參與不但是社會人的一種意識自覺，還是一種主觀需求。因為每一種社會資源特別是公共資源是稀缺的，資源分配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沖突。其解決之道，人類社會目前為止只找到一個：政治。這也就易于理解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了。“官本位”，正是官職確立、官階訂立之后政治運行的一種主要方式，其本意在于通過“官”的本位化來確立一種政治秩序。而政治文明，是要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技術，對國家公共權力進行合理分配和使用，使社會能夠在一種秩序的框架內存續(xù)并發(fā)展。比較而言，“官本位”確乎是政治文明的畸變體。
學界有這樣一種觀點，即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是現(xiàn)代政治文明源起的標志。作為建立資產階級憲政制度的重要依據，“大憲章”的重大意義在于對公權力的合理分配與制衡。它歷史性地彰顯出了關于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問題。當國王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之后，政治制度和政治技術便為政治實踐所推崇。歷史證明，隨著“大憲章”應運而生的選舉制度、政黨制度、責任內閣制度、文官制度等制度安排，成為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主架構。
從“大憲章”以后各國的種種政治實踐看，現(xiàn)代政治文明演進的方向大致有兩個特點：第一，從統(tǒng)治政治轉向治理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代社會是向公民社會的回歸。人本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和開放性以及參與性、法治原則等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社會價值，公民精神的核心是契約精神。在向公民社會回歸過程中，社會管理的方式不再是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fā)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的單向度管理，而是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通過合作、協(xié)商，確立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對公共事務實施管理。統(tǒng)治依靠的是單一的政府權威，治理依靠的是多元的、相互的公民合作的權威。統(tǒng)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權力運行過程，而治理卻是上下互動的公民合作過程。在統(tǒng)治走向治理過程中，“官”的作用須淡化，“民”的作用須強化。
第二，從權力政治轉向權利政治。傳統(tǒng)的政治活動基本圍繞權力的問題展開。公民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強調權利的替代。盡管權力與權利不可分割，有多大權力便享有多少權利，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承擔者與權利的享有者是全體人民。官員的權力與權利，必須建立在人民權力與權利相結合的基礎上。鑒于上述認識，筆者基本贊同復旦大學桑玉成教授所提出的，政治文明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可以概括為：一是努力將人類對美好政治生活的構想付諸實踐；二是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提高非暴力狀態(tài)下解決政治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會成員在一種文明祥和的政治狀態(tài)下各得其所，互愛互信，共存共榮。在這點上，都是為社會尋求有效秩序的“官本位”與政治文明顯然背離。
與“官本位”相比，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概念還反映了政治發(fā)展的一種進步走向。即從總體上來說，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發(fā)展應使得人類便于用和平協(xié)調的辦法，通過政治制度和政治技術，使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越來越平和地得到消解，促進社會和諧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是把官與民的矛盾對立起來，使社會陷入利益紛爭的泥潭不可自拔。
之所以在衍生“官本位”之后，人類的政治文明終將摒棄“官本位”，緣于三大積極因素影響：第一，民主政治制度的確立。這可謂是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現(xiàn)階段民主政治制度使社會的政治價值觀、政治信念、政治情感逐步更新變化，一些相對較新的思想觀念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正義、法治等思想觀念已經形成、普及和發(fā)展，人們的政治參與意識普遍增強。第二，公權力科學分配，規(guī)范運行?，F(xiàn)代政治文明要求不斷改善全體公民的政治環(huán)境和不斷提高其社會地位，從有利于廣大公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立場出發(fā)，逐步擴大公民對政治的有序參與，進而實現(xiàn)公權力的良性運作。第三，民主政治的成功實踐。凡是實行民本政治的國家，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國家是繁榮的、人民是幸福的、發(fā)展是向上的、老百姓對未來是有預期的。由此可知，“官本位”是以“官”作為基本的價值尺度來衡量一個人的自身價值和社會地位，而現(xiàn)代政治文明以公民利益為本位來衡量個人參與社會建設的價值與地位，兩者截然對立。
“官本位”與現(xiàn)代政治文明將長期對立存在
“官本位”與現(xiàn)代政治文明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你強它就弱，你弱它就強，二者之間的沖突將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存在，這一認識來自兩方面的判斷。
一方面，“官本位”短期內難以消除。“官本位”這一詞匯出現(xiàn)雖晚，但這一意識和現(xiàn)象卻已在中國存續(xù)了兩千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tǒng)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tǒng)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tǒng)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xiàn)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縱然五四運動勢如烈火，新中國成立勢如破竹，改革開放勢如潮涌，新時代建設勢如風雷，“官本位”似乎依然故我。30多年來，雖對“官本位”抨擊不斷，也不免“抽刀斷水水更流”。受社會體制機制等各方因素的綜合影響，“官本位”還將長期存在。其一，觀念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正如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解放思想一樣，30多年了，政治領域的許多體制機制仍被舊思想所禁錮；又如信仰一般，多年來，仍有老黨員在黨的宗旨信念面前心神不定，腐敗案件前赴后繼。這即是說，改變一個人的思想并不容易，堅定一個人的思想更是難上加難。對于“官本位”的沉渣，我們在下相當大的氣力摒棄的同時，還需費相當長的時日漸次沖洗。其二，將與官有關的社會文化激濁揚清，是個長期的過程。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了幾千年，良莠兼并，要在短期內把從西方勃興的現(xiàn)代政治文明傳承下去，其任務繁重，時間漫長。其三，經濟的持續(xù)繁榮是項艱巨的任務。“官本位”淡化的前提是經濟繁榮，使人謀商謀業(yè)而不謀官。但是，改革多年來，政治改革一直落后于經濟改革，經商環(huán)境不時惡化，官、權、錢時常勾結為患，客觀上使許多本已摒棄“官本位”的人“不得已”地吃起了回頭草。
另一方面，現(xiàn)代政治文明構建的途程漫長。一般來說，政治文明的發(fā)展步伐總是較物質文明緩慢。從“大憲章”到英國現(xiàn)行政治制度的確立，歷時約500年。民主，這一美好的政治理想產生至今仍尚未普遍采用。如此漫長的構建，確實難以生發(fā)足夠的力量使現(xiàn)代政治文明擠壓“官本位”的活動空間。其一，理想提供方向，現(xiàn)實遭遇轉向。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文明的主題語讓人們產生無盡向往，但如何實現(xiàn)，走什么樣的路徑，卻需要認真研究，總結經驗，不斷實踐。這一過程，至少要幾百年。同時，人性最大的弱點是禁不住現(xiàn)實的誘惑，宏偉的理想常常因細小的挫折變節(jié)轉向。比如，人們痛恨“官本位”，深惡其行，深知其害，而一旦自己真正處于“本位”，便又能言行坦然，不以為然，視為自然。其二，干部制度改革難以徹底。綜合各種社會因素（如維系社會穩(wěn)定、確保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等）考慮，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較快實施，干部制度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制度網雖層層密布，屢屢欲約束權力，卻始終遭到利益合謀者的規(guī)避。其三，法制化進程漫長。我們一再表示必須破除“官貴民賤”觀念，樹立公仆意識，以及破除“身份等級”觀念，樹立平等意識，但說來容易做著難，“一言堂”、“人治”、“權治”等權比法大的現(xiàn)象仍如皮癬般久除不去。
中國全面構建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時機已基本成熟
途程漫長并不是希望渺茫。筆者認為，我們進行現(xiàn)代政治文明構建的時機已然成熟，是基于如下五個因素的考量：
其一，政治主流價值觀基本得到共認。目前來看，即使是我們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在改革開放建設現(xiàn)代化的同時，實際操作中已基本上將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政治價值觀視作社會的價值追求。中國社會現(xiàn)階段已有了較為充分的建設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思想和觀念上的準備。
其二，社會管理漸趨“善治”。結合俞可平提出的“善治”的六個要素，可以認為，在現(xiàn)階段中國的社會管理過程中，公共利益已漸趨最大化。其根據如是：首先，社會管理合法。各地方的社會秩序和政治權威獲得了廣泛認可，公眾基本認同政府的管理及服務；其次，社會管理日趨透明。政治信息空前公開，且越來越公開。第三，政治責任日漸增強。政府及其管理人員對政務行為的負責程度、廉潔程度有了較大提高；第四，法治管理漸趨到位。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和自律性逐步增強，法律成為社會公共管理的最高準則，一切都可以法律為準繩；第五，政治回應不斷增多。在社會管理及服務過程中，相關管理機構和人員對公民要求的反應已制度化，提高了及時性，增長了負責精神；第六，管理效能明顯提升。政府在職能轉變中其政治、社會管理的效率較以往有了較大提高。
其三，制度設計較為科學。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中國社會基本能夠把人們的政治活動規(guī)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內，現(xiàn)行制度對當官者有了較以往更為全面的限制，多年來政治已持續(xù)穩(wěn)定和好轉。這一切都恰恰印證了這樣一個觀點：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鄧小平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它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其四，政治文化呈現(xiàn)多元。在全球化浪潮中，特別是在西方政治文化和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融合中，中國的政治文化已漸趨多元，政治治理活動日益積極向上，“官本位”的文化將全面弱化。
其五，有政治文明建設經驗的大量積累。現(xiàn)代政治文明建設的實踐，在黨政分開、依法治國、政府服務、基層民主、機會均等化等各個方面不斷展開，在全國和一些地方探索出來的經驗為政治文明大格局大氣候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
牢固確立“民本位”理念，將“官本位”思想化害為利
斷言“官本位”的長期存在與現(xiàn)代政治文明構建的艱難不免令人沮喪，徒生一番水中望月的悵惘。我們的目標是“官本位”必須消除，現(xiàn)代政治文明又必須構建。但是任務艱難，不能一蹴而就，當然也不能舉步不前，無所作為。必須通過確立“民本位”理念支撐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目標體系，以確立“戰(zhàn)略”；同時，通過對“官本位”全面弱化，變害為利，將“官本位”為政治文明所用，使現(xiàn)代政治文明進一步化育，以作為“戰(zhàn)術”。
我們看到，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新要求后，“民生”開始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高頻詞。中央有關文件對于“以人為本”的論述，都十分明確地指出，以人為本，是以廣大的人民群眾為本。一切為了人，一切依靠人，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并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些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傳統(tǒng)認識是相通的。我們講以人為本，就是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自覺地做人民的公仆，牢固樹立民本位觀念，堅決克服“官本位”思想，反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人本乃人民之本，即民本。“民本位”思想不僅主張民是發(fā)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為什么發(fā)展、發(fā)展“為了誰”的問題；而且主張民是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回答了怎樣發(fā)展、發(fā)展“依靠誰”的問題。歷史實踐證明，“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是分不開的。民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一切為民，一切靠民，二者的統(tǒng)一是“民本位”的本質內容。我們工作的一切努力，都應當以此為方向。
從“官本位”的徹底消除到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全面構建，必將存在一個“過渡階段”。把握好這一階段，將是我們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內努力改善的著力點。那么，在這一“過渡階段”，如過街老鼠一般的“官本位”意識，又該如何為現(xiàn)代政治文明所用？
我們說，整個社會推崇“官本位”雖是這個社會的悲哀，但當官者群體看重“官本位”卻是不幸中的萬幸。
眾所周知，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掌握政治權力的階層應當是整個社會的精英，這個階層的人若信奉“官本位”，即把官職大小作為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價值，勢必會以突出的政績獲取升遷，再為高一層的升遷創(chuàng)造更大的政績。這是一個良性循環(huán)。可以說，中國兩千年來直到今天一直在走這條路，但多數(shù)時候并沒有走好，致使“官本位”百無一是，這主要是政績考核的方式方法，或者說選拔官員的體制機制出了問題，此時“官本位”是流而非源，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正本清源。
這樣的認識，毫無為“官本位”正名之意。只是說，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等思想不是個人天然就有的，不是有其名便有其實的，不是自認為“尊、貴”便“尊、貴”的，而是因違規(guī)獲得了某種實利才共認或自認為“尊、貴”的?？梢韵胍?，只要社會制度從根源上能杜絕不法違規(guī)的官員行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唯上是從等失去了炫耀對象，那就誰愛“本位”便“本位”去吧。
高言之，人要有信仰；低言之，人人要忠于職守。為官者也需要有信仰，不管這種信仰是職業(yè)信仰或是黨派宗教信仰，但至少會有自我價值的樸素信仰。在中國如今的文化傳統(tǒng)語境中，當官者若無對個人官職的珍視，若無對高一級官階的適當追求，一般來說，是很難使其自愿自覺地鞠躬盡瘁、恪盡職守的。社會人有各種利益需求，官員也不例外，可以有起碼的樸素需求，即精神層面的滿足需求——對“本位”理念的自我持守。社會所要致力的，是在法制和秩序的框架內規(guī)范官員從政的行為，使其守職盡職，不敢越職胡為；社會所要包容的，是官員對自己工作本位的認知和自賞；社會所要改變的，是人們對工作“本位”認識的一元化到多元化。全社會必須達成一種共識并采取行動，為官只是一種職業(yè)，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它不是特權的代名詞。筆者出訪瑞典時曾與一位相當于中國高級干部的部長交流，她曾經是瑞典政府性別平等部的部長，不但退休后沒有專車，在任時也沒有專車。在進一步的交流中了解到，在瑞典為官，除了盡職盡責努力服務，沒有任何超越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特殊化權利，而我們的教育、醫(yī)療等有多少寶貴的資源是專供特權者享受的，有的甚至無邊無際。中國的發(fā)展要強調特色，但絕不能以此拒絕學習先進，甚至打著防止“西化”的口號來阻撓改革，以此來保護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特權是一種腐敗，有特權在就有官本位在，就必然會有千軍萬馬過“官”橋的奇景怪景。消除“官本位”必須取消各種形形色色的特權，讓權力回歸本位，回歸到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本位上來。
我們需要官位，但我們反對“官本位”；我們需要官和僚，但堅決反對官僚主義；我們需要官權，但我們反對特權；我們需要政治，但必須是文明的政治。我們深知“官本位”無論作為一種觀念，還是古今無處不在的現(xiàn)象，要將其消滅殆盡十分艱難，但并不代表我們無所作為，改革的攻堅戰(zhàn)之一就是要用民主之“矢”擊官本位、官僚主義之“的”。我們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經濟建設，進入新世紀后，我們正在大踏步進行社會建設，下一輪建設的重點應當是政治文明建設，這樣的改革時序是由改革的內在邏輯和社會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決定的。我們已經在探索在行動，要讓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這一偉大命題變成富有成效的生動實踐。有了人民的民主和民權這一利器，輔之以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奮發(fā)有為的基層實踐的良好互動，以及虛懷若谷的向一切現(xiàn)代先進文明學習的精神，我們所期望看到的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文明現(xiàn)代化就能實現(xiàn)。
【作者簡介】
謝志強，中共中央黨?？茖W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社會學教研室副主任，博導。
研究方向：社會管理、民生問題與社會建設、城鄉(xiāng)統(tǒng)籌、社會結構。
主要著作：《社會發(fā)展的結構分析》、《組織運行的權力分析》、《城市病》等。
姜飛云，中共中央黨?？茖W社會主義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How to Turn the Hindering "Official Rank Standard" to Be Conducive
Xie Zhiqiang Jiang Feiyun
Abstract: The "official rank standard" is an abnormal varia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oupled with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at practically support its presence, it will still exist firm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he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people's wide and effe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addresses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official rank standard" is doomed to disappear and the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destined to come. Keeping a good grasp of the current "transitional period", weakening the "official rank standard" consciousness and making it serv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ll be a key aspect of work that we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in the long-run.
Keywords: official rank standard, people-oriente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