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再次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伴隨著經濟發(fā)展深層問題逐步顯現、群體性事件頻發(fā)、思想文化領域禁錮愈演愈烈，公共輿論中長久以來都在醞釀著崇尚改革的濃烈社會情緒，各種改革呼喚、建議和方案層出不窮。

中共新一屆領導層全面接班后，改革成為一個主題詞、關鍵詞，出現在各類會議、活動和講話中，說明國家的領導者們應該深知民心所向，民意所在。

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一直在進行以經濟為核心的改革。事實說明，如果不從政治體制入手進行改革，經濟改革不僅不能深化，而且也不可持續(xù)。而社會體制、文化體制改革如果不配套進行，公平正義的社會建設、自由活潑的思想文化就無法得到保證。

這些問題在10月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到了某些回應。會議總結歷史經驗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年來，中共以巨大的政治勇氣，銳意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tài)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不斷擴大開放，成就舉世矚目。

由此預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tài)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等六個方面進行系統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仍然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是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fā)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能力。

上述基本原則的闡述，充分說明了新一輪改革的底線和局限。改革在實踐過程中，由于利益集團強大，即便一定程度上能夠回應人民對六大核心和關鍵領域深化改革的強烈愿望，但也可能與人民愿望仍存有距離。這六大核心和關鍵領域，簡單來說就是處理好六大關系。

黨權和政權的關系。在憲法框架下，規(guī)范黨權，制約黨權，監(jiān)督黨權，是改革的必由之路。近一段時期以來輿論對憲政問題的討論發(fā)酵，表明開明人士十分期望這一根本性問題能受到高層正視。

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的相互關系。權力的內部制衡，被認為是避免權力被濫用的根本制約手段。行政權力過大，而立法和司法權力邊緣化是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就無法保障改革的持續(xù)順利進行。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推出的“383”改革方案應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方案的藍本之一，在處理這一關系方面，該方案提出一系列措施。如果能實行，應該是能起到一定效果的。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經濟改革或難真正到位。

經濟發(fā)展和民生改善的關系。這是普通民眾最關注的問題。中國經濟發(fā)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培育了一個龐大的特殊利益群體，社會大部分人收益與之相比，嚴重不成比例。處理好經濟發(fā)展和民生改善的關系，關乎社會公平正義，關乎人民幸福，因此在改革方案中應處于基礎性地位。

經濟發(fā)展和杜絕腐敗的關系。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附生結果是，腐敗現象已成為社會頑疾。如果不有效遏制，不僅嚴重侵害社會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造成政治腐化、道德敗壞。杜絕腐敗關鍵是建立三位一體的反腐敗體系，即反貪污賄賂腐敗專門立法、獨立反腐敗機構的設置以及官員申報和公開個人財產等有效制度的建立。

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關系。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高低，最終衡量標準是公民享有經濟發(fā)展成果和個人自由權利的程度。公民的幸福感水平，取決于能否享受優(yōu)質的物質生活、完滿的精神生活，當然一切均應在憲法和法律的約束范圍內。換言之，只有憲法和法律才能規(guī)范公民的自由權利，任何個人或組織乃至政府都無權干預公民私域的任何事項。如強拆、抓捕“嫌疑人”，亟需就保障公民權利專門立法，否則保障公民權利只是一句空話。

中國當前一切問題之源頭，都是這六大關系處理得不好或者不夠好，中國當前一切問題之解決，也有賴于正確處理好這六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