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中俄兩國進入社會轉型時期，傳統(tǒng)政治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針對國家崇拜，中俄轉型社會表現(xiàn)出了對個人權利的渴望、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對盲目迷信的摒棄。俄羅斯社會要求“更多的公開性”，中國也倡導對真理標準的重新認識;針對集體主義，出現(xiàn)了對個人興趣愛好的追求以及對保護個體正當利益的訴求，中俄共同表現(xiàn)為“獎金”制度的全面實行，社會對公民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也更加寬容;針對道德至上，中俄都表現(xiàn)出對制度和法治的渴望，“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識，俄羅斯則通過“憲法奠定了俄羅斯國體的法律基礎”。中俄在轉型前社會發(fā)展都遭受過嚴重挫折，轉型過程中也出現(xiàn)過否定原有政治文化的傾向，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普京提出“可控民主”和“主權民主”，都是對原有政治文化合理內容的充分肯定。

二、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差異性

雖有上述種種相同，但不同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發(fā)展道路畢竟醞釀出了民族性格迥異的中俄文化。從大的方面總結歸納，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向：

一個是在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上，一個是在宗教問題上。

( 一) 同西方文化關系的差異性

總體而言，中國歷史上受到過三次規(guī)模較大的西方文化沖擊，分別是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后的思想沖擊及 20 世紀 20

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其實早在東漢、唐代和元代，西方文化就通過絲綢之路和基督教的傳入開始對中國產生影響，但都未能撼動中國大一統(tǒng)的儒家文化根基。明末清初，正值資產階級革命歷程的西方通過傳教給中國帶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理念，也未驚醒中國的天朝之夢。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拋棄封閉觀念，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御侮之道，萌發(fā)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新思潮影響下的五四運動以批判、反思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通過文化啟蒙重啟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為標志。從那時起，中國思想界關于中西文化問題的爭論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但“中國文化本位”的理念一直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雖然經歷過內部分裂和外部文化沖擊，“但因為一是有覆蓋更廣的‘漢文化’，二是經歷了秦漢一統(tǒng)，習慣認同早期的‘華夏’，三是中心和邊緣、‘漢族’和‘異族’有大小之差異”，所以“中國是一個相當穩(wěn)定的‘文化共同體’，它作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基礎，……具有文化上的認同，也有相對清晰的同一性”。

與中國的“同一性”相比，俄羅斯文化具有明顯的“二元性”，甚至是“多元性”。歷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羅斯民族在不斷受到外族侵擾的情況下，也經常性地與東方和西方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9世紀古羅斯受到的是斯堪的納維亞文明的影響，10世紀接受東正教只是與拜占庭文明相交的重要成果之一，這為俄羅斯留下了拜占庭兼具古典希臘羅馬文化和古代猶太、波斯和亞美尼亞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印跡。13—15世紀韃靼蒙古的殖民統(tǒng)治又為俄羅斯留下了東方專制主義的政治遺產。18世紀彼得大帝開啟的西化改革將俄羅斯拉向西方，也讓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開始了跨世紀的爭論。與中國始終有穩(wěn)固的華夏文化核心不同，“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之流在俄羅斯發(fā)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一個完整部分，是一個巨大的東—西方，它將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這也導致了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矛盾性、兩極化和“對立面的融合”。

( 二) 宗教的差異性

政治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質會影響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曾說：

“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雖然“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中國亦無例外”，但從整體上說，中國文化是以非宗教型為特征的，“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水嶺”。周孔禮教在興起之前，可以將其視作一種宗教，但是在其深入民間被廣泛社會化及與國家政治緊密相連后，這種禮教就成為一種非宗教的教化工具。總的來說，以儒學為精神內核的中國政治文化是以周孔禮教來培養(yǎng)教化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以倫理道德代替宗教來組織管理社會。周孔禮教與西方宗教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不假借外力，而以理性信賴人類自己，以道德代宗教，希冀借人自己的自省和理性形成良好的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善的秩序。從總體上說，多神崇拜、理性務實、相信經驗，構成了中國人信仰體系的基本特征。正如《論語》所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從一神信仰的角度來說，這種信仰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而俄羅斯的民族文化是與宗教緊密相連的，東正教不僅滲透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極大地影響了俄羅斯的國家政治。公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接受東正教為國教，自此奠定了東正教在俄羅斯、俄羅斯東正教會在世界宗教界的地位。隨著俄羅斯國家的基督教化和東正教的俄羅斯化，宗教成為小至個人、家庭，大至君主、國家信奉的人生教條及維系彼此關系的精神支柱。也有學者認為，俄羅斯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宗教性的民族，這是一個固有的特質，并不是東正教馴化的結果，而是與生俱來的;

“俄羅斯是神選的，是賦有神性的”。東正教的引進迎合了俄羅斯民族宗教性的需求，兩者合力造就了俄政治文化中專制主義、極端主義和救世主義的特性，也成功推動了俄羅斯民族國家的政治發(fā)展。

中國和俄羅斯傳統(tǒng)政治文化在宗教性上的差異導致了兩個明顯的后果：

1.政治思辨上關注現(xiàn)實和超越現(xiàn)世的區(qū)別：中國自古代起就把政治理解為對國家事務的管理，政治思辨集中關注現(xiàn)世利益的人事和治國之道，表現(xiàn)為以“三綱五常”的道德標準來約束人的政治行為。俄羅斯的政治思辨則呈現(xiàn)出與中國這種務實性、物質性、功利性處事文化不同的宗教性，“對真理的探索常常將俄羅斯思想與俄羅斯國務活動區(qū)別開來，有時甚至在短期內使后者從屬于前者”。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有深刻的宗教情懷，他們把國家政治與宗教使命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眼中的國家治理不僅限于一家一國范圍之內，而是攸關人類的命運，具有超驗意識。“俄羅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學的本性，就其所擔負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個終極的民族。”

2. 政治精英的“學而優(yōu)則仕

”與宗教情懷的區(qū)別：中國知識分子獨有“士”的精神傳統(tǒng)，與統(tǒng)治者政治關系上依附，但有自己相對的價值體系和道德標準，重名節(jié)，講骨氣，兼具家國情懷，將愛國和忠君合二為一，努力以儒家道德規(guī)范來影響和規(guī)范統(tǒng)治者。俄國知識分子注重精神探索和良心品質，他們的思想少有政治功利性，而具有宗教情懷，且注重個人宗教品性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與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聯(lián)系緊密的特點不同，俄羅斯知識分子階層“傳統(tǒng)上就有‘泛政治化’的傾向，他們是‘真理’(истина)的尋覓者”，質疑和反抗官方制度是他們“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緊張感”的直接體現(xiàn)。

三、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與轉型模式選擇

中國漸進轉型模式和俄羅斯激進轉型模式最大的差異，在于俄放棄了原有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采用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而中國則繼續(xù)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革，逐步完善并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政治文化根源，就在于兩國在對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的基本態(tài)度上具有根本性的差異。

從古羅斯時期著名的“自瓦良格至希臘之路”開始，俄羅斯就注定要與西方文明保持經常性的聯(lián)系。到彼得大帝統(tǒng)治時，俄羅斯開始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思想，這也奠定了俄羅斯對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態(tài)度。從根源上說，俄羅斯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有同西方文化相兼容的成分。俄國文化中的人是精神—靈魂—肉體有機結合的存在體，精神是超自然的，是人的最高本質的體現(xiàn)。俄羅斯人“總是透過人的內在生命來研究外部現(xiàn)實”。這種源于俄羅斯民族自身文化基因和東正教宗教精神的人文性，還體現(xiàn)在俄國官方19 世紀 30年代提出的“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體的國家理念之中。而也正是因為引自西方的基督教、制度上對與西方關系的寬容和具有超驗性質的人文性，幫助俄羅斯能平和地接受西方文明。所以有學者說：

“俄羅斯與西歐的科學和文化接觸，促進了人道主義和唯理論的學說和觀點對俄羅斯文明社會的滲透。”這也構成了對俄國專制制度的威脅，特別是 19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民主思想進一步在俄羅斯擴散，革命民主派主張通過革命的途徑來進行社會改造，將人道主義和人民革命緊密結合起來，這種勢頭最終推動專制制度解體。

蘇聯(lián)在改革之初就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適性加以了肯定，這也構成了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主要內容。改革初期，在經濟問題沒有徹底解決的情況下，在1987年1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改革的重點突然轉向了政治領域，將“抽象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看成是改革的戰(zhàn)略目標”，將學習西方文化作為基本的改革目標。戈爾巴喬夫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思想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它的全人類的內容”，并強調“承認世界范圍的全人類價值高于個別一些國家的利益”。戈氏所說的“全人類價值”，實際上就是西方文明中的人道主義、人權思想等基本因素。葉利欽更是將這種思想付諸實踐，宣布“同共產主義制度作斗爭”，徹底拋棄了俄羅斯的傳統(tǒng)價值觀。普京擔任總統(tǒng)后，也明確提出：“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fā)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而后來進行的政治改革，使“我們終于走上了全人類都在走的主干道”。這再一次肯定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文化。

相比俄羅斯對西方文化的親緣性和開放性，在根源上講，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有關個性、民主、參與、人權等人文主義的思想資源極其稀薄。“中國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題是倫理道德，而不是政治平等、自由和人權。這種認識結構也決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導致專制主義，即王權主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強調的往往是人的義務，而不是個人的價值。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主體內容是“忠君”的國家人格崇拜思想，這種思想進而又轉化為倫理道德學說，教化民眾放棄自我，一味順從。在思想方法上，中國的政治文化強調“實用理性”，注重對客觀實際的研究，特別是在遇到艱難抉擇時，更要求實事求是，“重經驗，好歷史，以服務于現(xiàn)實生活”。因此，中國文化從本質上就不具有與西方文化相融的可能性，加之政治和文化“大一統(tǒng)”格局的堅固性和排外性，導致中國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上一直堅持中國文化的本位和主導地位，西方文化價值觀從未成為官方認可的主流話語。也正因為這種堅持，在改革初期，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很快被全國人民所接受，對西方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在實踐中摸索具有本國特色的改革之路，成為了所有中國人所認同的轉型模式。

所以說，與西方文化的親疏關系不僅是中俄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主要差異所在，也是兩國轉型模式選擇迥異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國沒有盲目學習西方的一切，而是堅持自己的文化本位并考慮到歷史的依賴性，從而有選擇地、結合自身特點走漸進之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俄羅斯企圖在一夜之間全盤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忽略了對專制主義傳統(tǒng)的路徑依賴和民族國家認同的需求，在轉型模式選擇上或模糊或極端的做法最終導致付出了慘痛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