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性不平等加劇財產、收入分配不公

在體制性不平等當中，最赤裸裸的不公平、不平等表現，一是壟斷集團憑借壟斷價格，牟取壟斷性高收入和壟斷利潤，使名義上的全民所有蛻變?yōu)閷崒嵲谠诘纳贁等怂?。二是公務員、行政事業(yè)單位、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在就業(yè)、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諸多福利待遇實行著明的、暗的極不平等的多重標準。三是福利待遇含金量差別巨大的城鄉(xiāng)分隔的戶籍制度，更是造就了不公平。四是國有企業(yè)的薪酬機制不公平、不合理。國企員工收入除基本性工資外，還包含工資外的隱性收入。而國有企業(yè)的年平均工資水平普遍是私營企業(yè)的2倍甚至更高。五是我國灰色收入占G D P的比例超過10%，掌握資源支配權力的機構、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侵吞公共資源，獲取個人利益，加劇財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體制性不平等主要來自我國行政化體制轉變的深層障礙，來自市場發(fā)育過程中“邊成長、邊滲透、邊蛻變、邊異化”，來自新老既得利益邊改革、邊凝固、邊膨脹，而始終沒有形成相互制衡、動態(tài)優(yōu)化、自我協調的市場主體和競爭力量，從而在制度上、機制上，總是使少數人憑借外在的超經濟力量處于強勢地位，占有著更多資源。既得利益集團是惡化產業(yè)結構，并把財產、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我國特有的壟斷現象，有一個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guī)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fā)生的。換句話說，我國產業(yè)結構和收入分配等領域還沒有來得及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規(guī)模經濟性壟斷的時候，行政性壟斷便早已捷足先登了。也正是由于這種捷足先登，導致規(guī)模經濟永遠不可能長大，小散差亂現象隨處可見。在這種背景下，行政壟斷遲遲得不到有效扼制，反壟斷法醞釀多年才艱難出臺，出臺后又對反行政化壟斷問題輕描淡寫、多有保留。這些剛好折射出了我國改革的最大難點。于是，越是重要領域和關系到國家命脈的關鍵行業(yè)，如要素市場、重化工業(yè)、支柱產業(yè)、基礎設施等，越缺少有效監(jiān)督，排斥市場的狀況就越是突出。陸續(xù)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也是觸目驚心。憑借對最寶貴、最稀缺資源的壟斷、獨占，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攫取巨額的行政性壟斷利潤。公眾權益通過非市場手段被私有化，加劇了資本、收入和財富向少數人的積聚和集中。

全面深化改革的就應該嚴格界定為這一類。只有認準改革對象，找準主攻方向，才能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普遍支持和廣泛參與，才能使各項改革方案設計在出現爭論分歧時不致在細節(jié)糾纏中迷失主攻方向。

為此，第一，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要全面放松經濟管制，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削減行政審批和行政事業(yè)收費，排除削減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擠牙膏”現象和居高臨下心理，嚴防一再出現的行政審批不斷反彈，“邊削減、邊增設”。各級政府及其各級主要領導應徹底停止直接插手各類企業(yè)活動。

第二，明確收入分配改革指向，必須是體制性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實體經濟領域、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市場化，確保效率優(yōu)先，做大蛋糕，給企業(yè)減負，剔除對民營企業(yè)自主權(投資、經營、定價、工資)的行政干預、硬性規(guī)定。誰許諾，誰兌現，停止政府開空頭支票亂承諾而企業(yè)埋單的狀況。與之配套，政府要在初次分配之外，解決社會公平，解決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發(fā)動群眾，依靠大多數。促使改革的擁護者、參與者和受益者重新合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剔除形形色色的行政壟斷，促成新的三大收入消費群體，即“農民市民化”、“市民中產化”、“中產高端化”，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為保持經濟可持續(xù)增長最強勁的內生力量。

第四，明確提出“非公企業(yè)同樣可以成為國家命脈企業(yè)、骨干企業(yè)”的新主張，改革行政壟斷主導下的特權經濟。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和國企，占有了太多的稀缺資源，排斥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資源配置權力化、行政化，導致嚴重損失浪費。民營經濟應當是經濟內生性成長的企業(yè)主體和就業(yè)主體，是最大的民生經濟。一批實力強勁的民營企業(yè)應該挑大梁，成為經濟骨干，而不再是陪襯。

第五，深化由以往在資源要素價格、收入分配、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住房、戶籍、企業(yè)、補貼、稅收、用地、貸款、投資等許多領域實行的雙重標準、雙軌體制，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其中，特別要深化戶籍制度和土地確權、流轉制度相結合的配套改革，解決城鄉(xiāng)“同人不同身(份)”和“同地不同權不同價”等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