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開放次序的選擇
隨著人口紅利的窗口關閉和制度紅利的衰竭，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中樞的下移，投資和儲蓄結構或會發(fā)生深刻變化，導致過剩儲蓄的消失和經常賬（即一國收支表上的主要項目）順差被抹平；而美國制造業(yè)新經濟因素、“服務業(yè)可貿易水平”以及非常規(guī)能源革命的經濟再平衡戰(zhàn)略深化，將導致其經濟中可能出現(xiàn)越來越明確的長期回報率回升的預期，1998年以來的經常賬逆差惡化的狀況被大幅修正，債務的前景變得可持續(xù)。過去10年的美元周期可能逆轉。
過去10年，我們沒有抓住美元的金融周期和全球化的紅利來解決自己經濟結構的問題，反而把自己經濟結構的問題搞得一團糟，把自己逼到一個墻角，債務搞這么高，現(xiàn)在這個周期開始逆轉了，筆者不知道什么時候退，但是這個方向是一定的，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從現(xiàn)在到2015年，可能是國際金融動蕩非常嚴重的時期。
關于這個問題，筆者比較認同中國社科院余永定教授的觀點，現(xiàn)在我們有個防火墻（資本項目管制），盡管這個防火墻已經被各種套利沖擊得千瘡百孔，但至少還有個墻在那個地方，能夠把它隔開，在有形的范圍內給隔開，當務之急不是抓緊時間把這個墻拆掉，而是一定要抓緊時間整頓混亂的財政，也就是要把房子打掃干凈，從而逐步釋放匯率彈性，為國際化、為資本項目開放準備條件，而不是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為開放而開放。
從這幾年的實踐看，固定匯率下做資本項開放和國際化，幾乎是最差的政策搭配。短期資本流動跨境套息異常繁榮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因此，在未來的金融改革中，開放次序的設計和安排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