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則更容易被機會主義者放棄和犧牲

官員在機會主義的影響下，可能放棄哪些原則性要求呢？我們讓被試官員選出他們最可能犧牲的兩種原則，并且讓公眾選擇哪些原則被官員忽視時最讓人反感。民眾的回答與官員的回答組成了一個矩陣（見圖2）。位于第一象限的是長遠規(guī)劃和民眾需求，這兩者是官員最可能——無論是出于無奈還是故意——放棄的東西；并且，如果不重視這兩個原則，民眾的反感度會很高。這或許在很大程度上與官員追求政績、特別是追求高GDP，導致區(qū)域或部門的長遠利益以及人們的現實需求被忽視有關。特別是，對于某些地方官員來說，機會主義行為只是他們升官提拔的憑借，一旦成功，就可以“遠走高飛”，不會被問責和追究。這種與老百姓之間的單次博弈，更容易產生機會主義傾向。

另外，官員放棄的可能性大，但民眾的重視程度偏低的兩個原則是上級領導的意圖和決策程序，它們位于第二象限。其中，決策程序被有機會主義傾向的官員放棄的可能性大，或許主要是因為官員們不太重視決策程序，把它當成可有可無的東西；而對于機會主義傾向嚴重的官員來說，當他們想要放棄以上級領導意圖做為決策依據時，他們無疑可以找到用于應付、解釋和為自己開脫的任何好借口。

機會主義傾向的成因和危害

當然，與抽象的原則性事物相比，民眾對于現實中的各種現象有著更多體會。因此，我們問受訪民眾最反感哪些機會主義現象，并要求選擇三項（圖3）。“借助手中的權力奉承、迎合上級領導”被提到的次數占總選擇次數的26.5%；“違反程序頒布各種命令、法規(guī)”占22.0%；“一擁而上建設各種項目”占15.9%。

如何解釋這樣的結果？有時，為了追求或維護局部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手中不斷擴張的權力在住房、交通、媒體管理等方面制定了許多要么讓人啼笑皆非，要么讓人憤怒不已的政策。這些“橫空出世”的政策規(guī)定由于規(guī)避了正當決策程序因而也就躲過了民眾的質疑和科學論證過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公眾的切身利益。而利用權力資源迎合上級領導有時則顯得荒唐可笑。例如，當領導提出一個概念時，有的地方官員不去想怎么落實，而是搞各種形式的宣傳活動，開大小會，成立各種名目的辦公室——顯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沒有什么實質政績的情況下以夸張的手法博取領導的注意和歡心。尤其是，有些無才無德無原則之人以為，只要給領導唱贊歌，順著領導的意思做事就有機會受提拔。官員搞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則更像是賭博，把不合理的東西甚至根本不需要的東西當成升官籌碼。

說到這一點，人們也許會問，既要堅決貫徹上級領導的指示，又要避免奉承迎合，這不是矛盾么？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上層領導的政策路線都是宏觀的、指導性的，需要地方或部門領導自己解讀——這就要看官員是結合民意以務實的方式進行解讀，還是用假大空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夾帶私貨的方式解讀了。如果是后者的話，被公眾反感就不足為奇了。另外，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所說的機會主義始終停留在對物的方面，那么對人的方面呢，是不是有機會主義傾向的官員都熱衷于為了抓住晉升機會而排除異己，毫不留情？這也許同樣值得思考。

在列舉了這些機會主義的現象后，我們不禁要問，引發(fā)官員機會主義傾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當要求受訪者選出最主要的兩個原因時，“官場潛規(guī)則‘鼓勵’機會主義”被提到的次數占36.5%；“干部管理機制‘鼓勵’機會主義”占23.0%；“官員政治水平或知識水平有限”占13.9%；“當前的社會文化包含機會主義成份”占12.7%；“官員在性格、個性上偏向機會主義”僅占7.5%；“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包含機會主義成份”占6.3%?？磥恚鄶得癖姼鼉A向于認為，機會主義行為是官場生態(tài)和制度缺陷的產物；并且與官員的性格相比，更多的人把原因歸結為官員能力水平的問題。

當然，產生機會主義傾向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選擇進入“體制內”的人，大多愿意為了地位、福利、住房、養(yǎng)老之類的原因而長期留在其中；一方面，在“體制內”要有足夠的資歷才能晉升，另一方面，待的時間越長，找到其他好工作的機會也越小，因為若走出這個圈子，在能力和觀念方面都沒有優(yōu)勢。因此，適應“體制內”的規(guī)則并尋找提拔機會似乎就成了唯一的希望和成功標準。對這些官員來說，在高度不確定性面前，除了變成機會主義者外，固然也可以裝成“鴕鳥”，不加質疑地相信僵化的觀念，對現實和變化視而不見，進而養(yǎng)成一種官僚主義作風。“鴕鳥型”官員只要不犯重大錯誤，只要能表現自己的“忠誠”，也有被提拔的機會，至少不會被降職。②但是他們恐怕無法拼過那些理性的機會主義競爭者們。與“鴕鳥型”官員徹底拒絕信息不同，機會主義者懂得利用有限的信息。首先，他們緊緊盯住口號、“趨勢”、“政策”這樣的風向標，時刻準備著響應那些從天而降的召喚，而動員、宣傳、“搞運動”的領導方式也鼓勵官員“各顯神通”——即便是以空虛、夸張或激進的方式。比如，主流媒體的大力宣傳、中央的政策等等似乎在指引著方向，并且成了決策的主要依靠；這使得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措施，讓風電和光伏產業(yè)蜂擁上馬；而產能過剩、環(huán)境污染，以及可能的貿易制裁等等，都被拋到了腦后。

其次，即使沒有上級精神中的明確訊息，機會主義者還可以遵循其他“信息”——按自己的主觀臆想行事，這樣做至少比作鴕鳥狀更可能抓住機會。這些官員相信自己可以促進穩(wěn)定與發(fā)展，相信自己可以為別人定義禁令和自由，相信自己的意志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相信那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信條能代替經濟規(guī)律或合理規(guī)劃。那么，如果錯了怎么辦？機會主義者用上了動機論的理由，只要不斷強調自己是在一心一意貫徹上級的精神，就無需承擔責任；而且上級領導也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因為上級領導可能自己也是機會主義者，也是靠這樣的行為才得到現在的職位的。

除了成為“鴕鳥型”官員和機會主義者外，難道沒有別的選擇？當然不是。一方面，我們有無數的領導干部都在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著。但不可否認的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成為機會主義者的誘惑始終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有信念、能力強、拒絕當機會主義者的人也未必對留在“體制內”有興趣——當然，這種逃避也是不對的。因為，假如把決策和管理的職位都拱手讓給機會主義者，那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了。

那么，機會主義行為又會造成哪些不良后果呢？當讓受訪者選出最嚴重的一項后果時，“使國家政策被扭曲”被選擇的次數最多，占21.4%；“被公眾恥笑，降低公信力”和“助長形式主義作風”分別占12.0%；選擇“浪費資源，勞民傷財”的人數最多，占50.8%；而選“使官員不愿在日常應做的工作上用心”的僅占8.7%——不過，盡管前一點更可能引起人們的反感，但是官員內心浮躁，不能安心做好本職工作，這也許對決策或管理的不良影響更加深遠而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