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發(fā)現(xiàn)，雖然“再平衡”是一個全方位的戰(zhàn)略，但是其重心卻越來越集中于美國軍事力量在亞太地區(qū)的重新部署。這一點在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E. Panetta）2012年6月的一份聲明中體現(xiàn)得很明顯：“美國的軍事力量再平衡正在穩(wěn)步、持續(xù)和周密地推進，將使這一關鍵地區(qū)的軍事能力得以增強。”確切地說，美國海軍將重新調整其在太平洋與大西洋的軍事力量布局，太平洋地區(qū)軍力占其在兩地部署的總軍力的比重將由原來的50%提升至60%。31 特別是，奧巴馬2011年11月宣布將向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皇家軍事基地部署2500名海軍陸戰(zhàn)隊隊員，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該部署會使得傳統(tǒng)上聚焦于東北亞的美軍將其影響力向西向南擴展，進而能夠對南海安全施加影響。雖然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托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告訴中國領導人，“美國轉向亞洲主要不是出于軍事上的考慮，而是其進行更廣泛接觸的一部分”，32 但是中國仍然將美國針對亞洲實施再平衡的核心目的視為通過更多軍力以及其他手段，在這個不安寧的地區(qū)遏制中國和平崛起。

除了軍事部署之外，美國重申其在地區(qū)多邊機制中的地位、重塑其與盟友及合作伙伴雙邊關系的舉動，也讓中國憂心忡忡。就多邊機制而言，奧巴馬政府迅速調整了美國的東盟政策，向東盟及其主要成員國表明了美國與其提升關系的決心。2009年2月，希拉里將造訪設在印尼的東盟秘書處作為自己首次官方海外之旅的一部分，以此表明美國的新政策。2009年11月，奧巴馬在新加坡主持了首屆“美國—東盟”年度峰會，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開啟了美國對外關系的新征程。有觀點認為，“此次峰會反映了長期被伊拉克和阿富汗亂局牽扯精力的美國，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之東南鄰居的興趣得以重燃”。33 2010年7月，希拉里宣稱，南海航行自由、亞洲公海領域的開放以及對國際法的尊重事關美國國家利益，并將促進在相關問題上的多邊談判作為美國外交優(yōu)先日程，標志著美國開始介入南海領土爭端。令中國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希拉里是在越南作出此番講話的，而越南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均與中國存有爭端，此時正試圖利用其擔任東盟輪值國主席的機會挑起爭端、渾水摸魚。一位記者甚至據(jù)此斷言，“美國是在中國背后捅了一刀”。34 暫且不論美國是否對中國有所預謀，但其的確是在大力發(fā)展與越南及其他東盟國家的關系，因為這些國家和美國有著相同的憂慮——在它們看來，中國樂于在有爭議的海域展示其增強了的軍事實力。

為表達感激，東盟正式邀請美國參加定于2010年10月召開的第六屆年度東亞峰會。美國不但接受了邀請，還本著成效至上的原則為東亞峰會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準備將其發(fā)展成為“解決和避免爭端的基礎性地區(qū)政治安全機制”。35 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奧巴馬就將極富爭議的朝鮮問題和南海問題帶到了會場。在與會國多數(shù)亞洲國家站到了美國一邊的情況下，溫家寶表達了憤慨并作出回應，他指出，“外部勢力”無權干涉復雜的南海爭端，他還委婉地提醒美國和其他有關國家不要在多邊場合討論這一敏感問題，因為中國不希望一些東南亞國家將南海爭端變成一個多邊問題。36

隨著奧巴馬政府致力于再度強化美國與盟國特別是日本的雙邊關系，中國的疑慮進一步加深。應日本政府一再請求，希拉里重申，雖然美國在領土爭端問題上不持立場，但由于釣魚島在日本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因而屬于《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范圍。這就等于認可美國將在武裝沖突事件中為“日本行政管轄之下的領土”提供保護。37 中國將日本視作美國在亞太的代理人，自然對美國上述表態(tài)感到不安。在中方看來，日本之所以有恃無恐、一再挑釁，正是由于美日同盟給日本民族主義者提供了抗衡中國崛起的信心和勇氣。“結果，當中國試圖在周邊海域中控制爭議島嶼時，就不僅是在和爭議當事國對抗，而且是向美國發(fā)出的抗議信號”。38

遏制中國為何將弄巧成拙？

隨著美國“再平衡”政策的實施，中美關系也日益變得爭執(zhí)不斷。中國政府認為，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外交努力，嚴重限制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亞太地區(qū)崛起的能力。中國領導人尤為關注美國日益加強其對中國東部和南部海域介入的舉動。從中國視角來看，美國在外交和安全領域針對亞洲的“再平衡”政策已經(jīng)使該地區(qū)陷入混亂，并使得中美關系更加緊張；美國強化其與該地區(qū)盟友軍事外交關系的努力，則加劇了中國對于被美國包圍和施壓的焦慮。“包圍”因而成為中國就美國東亞戰(zhàn)略問題展開辯駁時的常用語。這種認識又進一步加強了一些中國戰(zhàn)略家關于美國試圖集結其東亞盟國、進而遏制中國崛起的判斷。

的確有一些美國戰(zhàn)略家主張奉行遏制戰(zhàn)略，認為應從多方面將“再平衡”的目標鎖定為中國。盡管如此，美國的立場并非遏制中國崛起，遏制只是經(jīng)過過度簡化后的美國對華政策框架爭論中的一種極端觀點。作為冷戰(zhàn)結束后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不得不對中國的崛起作出戰(zhàn)略應對。從歷史經(jīng)驗看，霸權國面對崛起國的挑戰(zhàn)，至少有三種會導致不同結果的應對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視而不見。近代史上，由于拒不面對歐洲列強和日本的崛起并進行相應調整，中國先是在1840年～1842年的鴉片戰(zhàn)爭中敗于英國，后又在1894年的甲午戰(zhàn)爭中敗于日本，中華帝國最終崩潰并使中國蒙受了一個世紀的屈辱和停滯。第二種方式是遏制。18世紀時，法蘭西帝國試圖遏制新興的崛起國英國，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漫長的武裝沖突和血腥戰(zhàn)爭，直到拿破侖在滑鐵盧被威靈頓將軍打敗才告終結。第三種方式是接受。面對19世紀后期美國崛起帶來的挑戰(zhàn)，大英帝國逐漸讓美國承擔起全球治理的更多責任。此舉不僅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沖突，而且使英國得以在“日不落帝國”衰落的世界保留其制度性遺產(chǎn)。

當今中國的迅速崛起，已經(jīng)將美國推到了與歷史上的中華帝國、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類似的境地。美國當然不會無視中國的崛起或將自己的霸主位置拱手相讓，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全面遏制也終將弄巧成拙。第一，遏制作為冷戰(zhàn)時期美國對前蘇聯(lián)實施的政策時，主要措施包括“從經(jīng)濟上孤立蘇聯(lián)，摧毀其意識形態(tài)，以強大的美國核武庫限制它的軍事力量，聯(lián)合北約和日本等同盟對其東西夾擊，利用資本主義全球貿(mào)易和金融體系對其施壓。遏制意味著最大限度地減少與蘇聯(lián)的社會和經(jīng)濟互動”。39 盡管美國成功地實施了針對蘇聯(lián)的遏制戰(zhàn)略，中國卻絕非蘇聯(lián)。中美關系遠比美蘇關系要復雜得多。正如同基辛格所指出的，“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力量薄弱（去除軍工產(chǎn)業(yè)之后），對全球經(jīng)濟也并無影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乃世界經(jīng)濟的有力影響者，是其所有鄰國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shù)西方工業(yè)國的首要貿(mào)易伙伴。中美之間的長期對抗將會改變世界經(jīng)濟，并帶來讓各方都難以安寧的后果”。40 的確，中美兩國在經(jīng)濟上高度相互依賴。美國已經(jīng)成為中國最大的貿(mào)易伙伴，2012年雙邊貿(mào)易額達到5360億美元（美蘇貿(mào)易最好的時候僅40來億美元），且中國持有超過10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中國已然是美國海外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國（美國大學校園中有大約20萬左右中國留學生），而奧巴馬政府則啟動了一項派遣10萬美國學生赴中國留學的項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已經(jīng)沒有可能通過減少經(jīng)濟社會交往來遏制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