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 “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

“德的精神氣質(zhì)”最初的用武之地是政治領(lǐng)域，而以政治控馭為中心是中國早期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以至于倫理意義上的美德觀念亦不能不訴諸政治美德。 “早期文獻中肯定的德及具體德目，大都體現(xiàn)于政治領(lǐng)域，或者說，早期的‘德’大都與政治道德有關(guān)。……中國文化早期價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過三代政治對政治道德的強調(diào)而開始實現(xiàn)的，是這樣一種與政治密切相關(guān)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領(lǐng)域里滋養(yǎng)起一種精神氣質(zhì)（Ethos），而逐步建立起來的。”11也就是說，“德的精神氣質(zhì)”首先體現(xiàn)為一種政治理念，即德政意識。周初創(chuàng)設(shè)的禮樂制度就包含了這種政治理念，其根本特點就是大幅度節(jié)制野蠻殺戮和暴力征伐，以某種柔性方式處理政治問題，從而使政治原則更趨合理，顯示出古代中國的政治理念早已擺脫了“叢林法則”的支配，這一點似乎可以從“德”這個語詞所固有的“（施）恩”、“惠（及）”等語義中看出端倪?！对姟吩疲?ldquo;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大雅·民勞》）“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萬邦，聞于四國。”（《大雅·崧高》）“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大雅·烝民》）《尚書·洪范》所論述的治國大法中曾提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鄭玄注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可見，“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以及“柔遠能邇”、“寬猛相濟”的政治理念已經(jīng)確立。孔子所向往的“德政”，孟子所推崇的“仁政”，兩漢時期所艷稱的“德教”或“禮教”，就是這種政治理念的流風(fēng)余韻。

通過若干思想史的片段，我們來進一步透視“德政”之于古代社會的意義。西周建構(gòu)起了較成熟的早期國家，其原因和周人推行的具有德政色彩的政治措施有很大關(guān)系。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空間里有許多稱作“邦”、“方”、“國”的政治組織，它們大多數(shù)可以稱為“氏族血緣團體”    12。《左傳》、《國語》和《呂氏春秋》都記載了當(dāng)時“天下萬國”的情形，即便是周初，至少還有八百諸侯。但是，由于周初封建的推行，方國數(shù)量迅速減少，這不能不說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周王朝的卓越成功。其中“懷柔遠人”是周初政治勢力擴張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以來，“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左傳·僖公廿五年》）更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原則，也是春秋時期政治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主流，對影響后世極為深遠。13《左傳》、《國語》經(jīng)常提到：“以德綏戎”（《左傳·襄公四年》），“以德綏諸侯”（《左傳·僖公四年》），“亂在內(nèi)為宄，在外為奸。御宄以德，御奸以刑。……德刑不立，奸宄并至”（《國語·晉語六》）。這些思想充分闡述了“以德治國”的政治理性，以及懷柔遠人的政治道德主義，共同醞釀了深厚的西周迄至春秋時期的人文理性傳統(tǒng)，亦滋育了儒家政治思想。春秋時期所謂“王道”，是訴諸“德”而不是單純的“力”。14如：“周書數(shù)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不國懷其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逸周書·武成》）“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左傳·僖公四年》）總之，貶抑“以力服人”的“霸道”、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乃西周春秋以來政治語境中的支配性話語。春秋戰(zhàn)國以來，人們對堯舜的追想（憶），實際上包含了關(guān)切“王道”的人文動機，傳說中的“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賈誼《新書·修政語上》），湯“德及禽獸”，都反映了這種意識。傳世文獻中都記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如《詩·長發(fā)》、《書·禹貢》，鄭玄解釋說：“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周禮·春官·大司樂》注）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古稱“禹跡”，15禹能夠擴大中國的政治版圖，依賴的正是德的精神氣質(zhì)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從商周墓葬的考古發(fā)掘看，西周以后人殉的現(xiàn)象幾乎絕跡，這是否也可以從一個側(cè)面看出西周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的進步呢？

總之，“以德治國”、“懷柔遠人”的政治理念與實踐智慧源遠流長。直到今天，我們?nèi)孕枰嬎荚?，回到歷史深處，汲取進一步創(chuàng)造的動力。因為“德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施惠于他者，在秩序與和諧之間找到平衡，從而促進不同來源、不同層面的文化整合以及彼此差異的文明融合，這一點，在“文明沖突論”徜徉于世的今天仍頗有意義。

作為民族認同的“德的精神氣質(zhì)”

自古以來，華夏民族皆自稱“炎黃子孫”，黃帝還被尊祀為“人文初祖”，是中華民族的象征。然而，司馬遷卻說：“學(xué)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史記·五帝本紀》）這就是說，黃帝傳說豐富而且流傳甚廣，但卻未必就是“信史”，不過是傳說而已。實際上，“黃帝”不見于《詩》、《書》等早期經(jīng)籍，祀典里的黃帝始見于秦靈公時“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記·封禪書》）。16但無論如何，黃帝傳說雖然撲朔迷離，仍有斑駁的史影隱約其間。17有趣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黃帝傳說特別豐富，《國語》中有這樣一段話：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國語·晉語四》）

這里記敘的是黃帝的傳說。據(jù)分析，它反映了春秋戰(zhàn)國年間民族融合的現(xiàn)實訴求，中華民族的雛形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為凝聚諸氏族部落為一個整合民族就需要追溯一個各民族所共同的始祖——“種族的偶像”，“黃帝”及其傳說由此而來。《管子·地數(shù)》說，“黃帝……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正反映這種思想趨勢。由此觀之，《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與蚩尤戰(zhàn)于阪泉之野的記述很可能反映了歷史敘述對于民族國家的整合作用。顧頡剛認為，戰(zhàn)國秦漢以來的古史系統(tǒng)是由先后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層累造成的”，而“戰(zhàn)國、秦、漢四百余年中，為了階級的破壞，種族的混合，地域的擴張，大一統(tǒng)制度的規(guī)劃，陰陽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對于這大時代的擾亂的厭倦，立了許多應(yīng)時的學(xué)說，就生出了許多為證實這些學(xué)說而杜造的史事”。其結(jié)果就是把許多古代各族的帝王編排成了古史系統(tǒng)，種族的傳承之系譜亦由于種族之融合，“原有遙橫的系統(tǒng)變成了縱的系統(tǒng)” 。18李亞農(nóng)也認為：“春秋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民族，早被熔合在‘華’的概念之內(nèi)，自不必說；戰(zhàn)國以后，秦楚吳越甚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民族都被包括在‘華’的概念之內(nèi)了。為了緩和民族間矛盾，為了把許許多多異族熔而為一，為了四分五裂的七國統(tǒng)一成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在戰(zhàn)國時代的知識分子腦筋中出現(xiàn)了三代同源的傳說，并不奇怪；出現(xiàn)了秦、楚、吳、越與北方中國民族同源的傳說，也是很自然的事。司馬遷就是根據(jù)這些傳說來構(gòu)成他的三代同源說的。”19因此，“中華民族”是一個開放、多元、包容的概念，自古而然。換言之，“中華民族”是融合了不同種族、民族的混血民族，“中國”亦非一個畫地為牢的概念。

上引《國語》敘述黃帝譜系時嵌入了“德的話語”，司馬遷撰寫《五帝本紀》時依據(jù)的材料之一是載于《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其中更不乏“德的話語”的隱約作用。可見，“德的話語”也用以表述民族凝聚與整合?！蹲髠?middot;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什么是“離德”？簡單地說，就是民族分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更表明了“德的話語”出現(xiàn)于族群關(guān)系的語境之中。

春秋以來，華夏諸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機，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之不絕如線”（《公羊·僖公四年》）、“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淮南子·要略》）。然而，春秋時期“中國”疆域范圍更為擴張，恰好與周德衰微的政治態(tài)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同時這也表明，“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形成更多地依賴于民族融合和文化凝聚，而不是單純的政治擴張和軍事征服。荊楚和吳越諸國都屬于“蠻夷之邦”，春秋之后漸漸同化于華夏集團，故“中國”范圍日益擴大。20“中國”的政治地理版圖日益擴大，華夏民族亦愈來愈“混血”，“中國之人”所能夠想像的地理空間越來越遼遠，而“四裔”的概念也隨之推展到了更遠的邊緣。春秋時期的秩序維系，在政治層面仍然依賴“德”、“禮”的原則，而文化意義上的“德”亦于“看不見的戰(zhàn)線”展現(xiàn)了它的深度與力度。因而，春秋時期盡管“禮崩樂壞”、“蠻夷猾夏”，周王室已處于風(fēng)雨飄搖之中，然而“中國”的疆域反而有增無減，諸夏民族又混合了新的血液，物質(zhì)和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更是空前。這種事實固然主要與諸夏民族開疆拓土的擴張政策有關(guān)，同時也在相當(dāng)程度上與懷柔遠人的文化內(nèi)聚力有關(guān)?？傊鳛槲幕窈驼卫砟畹幕A(chǔ)，“德”、“禮”的體系還起到了促進政治空間拓展和民族血緣融合的歷史作用，從思想史視野看，這一歷史過程亦延續(xù)了“德”的生命力，拓展了它的精神空間，從而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本規(guī)模，以及“中國”的政治版圖和人文地理空間。21從某種意義上說，“德的精神氣質(zhì)”亦即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夏、商、周，“中國”周邊的少數(shù)族裔，如東吳之太伯、朝鮮之箕子、粵南（莊喬）、楚（熊蠻，屈子所稱高陽之苗裔）和蜀的先祖（高陽之苗裔），皆炎黃之苗裔。顯然，古代時期的民族凝聚、建構(gòu)與認同機制已經(jīng)有力地被“德”的觀念或制度塑造過了。有的論者在追究、探討邊裔民族華夏化過程時，反復(fù)強調(diào)說，華夏的形成，依賴共同的起源記憶來凝聚。然而，在我們看來，“歷史記憶”無論如何重要，卻也不能夠脫離實際的歷史過程本身，不能無視它的“客觀建構(gòu)”而歸之于“主觀建構(gòu)”。